按奕謂的主張，洋務改革是為了自強；自強之後要做的是像大唐消滅東突厥一樣將洋人盡數驅逐出大清。為此，他向朝廷提供了六條策略：一是向地方督撫垂詢徵集改革意見；二是秘密飭令各位親王和大臣發表改革意見；三是收民心以固國本；四是將「排斥異物"（也就是拋棄洋人的器械和技術）的態度展示給天下人；五是召見資深將領以防備不測之事；六是下令讓總理衙門「詳查夷人入城數目"，切實掌控京城裡的洋人數量和分佈，以免將來驅逐洋人時變生肘腋。sup16/sup
奕譚的這種自強之法，與奕訴主持的總理衙門採取的改革手段，是兩個截然相反的方向。
"謗譏紛紛"背後的算計
"論勢者奕訴」與「論理者奕譚"的衝突，讓時任直隸總督曾國藩在1870年進退失據。
曾國藩自兩江總督調任直隸總督，是在1868年。彼時，這次調動帶給曾國藩的最大感受，是朝廷對他顯露出了一種強烈的猜忌之心。此時太平軍與捻軍俱已被鎮壓，湘軍與淮軍已成為一種讓清廷芒刺在背的存在。親信幕僚趙烈文曾問他：兩江滿目瘡痍，民氣反側不安，朝廷卻將他這樣一位"人心膠固之重臣」突然調往直隸這樣的「閒地」，究竟是怎麼考量的？曾國藩先以一段長久的沉默回應，然後才說出自己內心深處的惶恐："去年年終考察，吾密保及劾者皆未動，知聖眷已差，懼不能始終，奈何？""—去年底我秘密推薦和秘密彈劾的人，全都沒有回應，我很擔憂自己與愛新覺羅氏的君臣關係不能善始善終。
曾國藩的感受沒有錯。
將他從兩江調往直隸，相當於強迫他離開被湘軍親信環繞的狀態，去一個朝廷觸手可及的地方。當然，這種防範猜忌還遠沒到鳥盡弓藏的地步。太平軍與捻軍差不多沒了，但洋人還在且相當強大。清廷將曾國藩調來直隸，有一項重要任務交給他，那就是為朝廷編練一支新軍隊。
晚清的軍事改革始於咸豐末年的「練軍"，主持機構是總理衙門，兵部起
協助作用。由總理衙門主導，不難看出這一改革的核心內容是引進洋人的軍事裝備和軍事技術。只是改革的進度實在太慢，成效也很有限，以致1868年中英修約即將到來時，朝野內外仍是人心惶惶—-導致京城失陷、咸豐皇帝倉皇逃亡熱河的"庚申之變」，即肇端於英法兩國要求修約，上至兩宮太后與恭親王，下至地方督撫與關心時局的在野士紳，許多人對此仍記憶猶新。清廷於此刻調曾國藩北上擔任直隸總督，固然有就近控制他的用心，也有借湘軍領袖坐鎮京畿以安定人心、預防戰端的目的。這也是為什麼曾國藩入京後，慈禧太后三次召見，其中兩次囑咐他在直隸好好練兵。1869年初，曾國藩離京前往保定就職前向慈禧辭行，慈禧的問話內容也全是練兵與設防；曾國藩則回應說：自己到了保定後，第一件要抓的事情就是練兵。i8孰料，上任僅數月，兵尚未來得及練，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就發生了。
直接負責處理天津教案者，原本應是時任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朝中"慷慨激昂派」的攻擊物件也主要是崇厚。崇厚是奕訴的心腹，攻擊崇厚就是攻擊奕訴:崇厚被扳倒，自然也.意味著奕訴失勢，意味著總理衙門的改革路線破產。為了脫離旋渦，崇厚於教案發生後立即給總理衙門呈遞了一份情況彙報，敦請朝廷派直隸最高長官曾國藩前來主持大局。隨即便有諭旨命曾國藩前往天津。曾當然也明白此中玄機，他給崇厚去了一封信，表態願意協助他辦理此案，願意與他「禍則同當，謗則同分」九隻是，奕訴與崇厚要的不是"曾國藩前來協助"，而是「曾國藩前來主持」。於是，在奕訴的運作下，崇厚很快被任命為赴法欽差離開了天津，處理教案的重任，遂全部壓到了曾國藩的身上。如
1870年的曾國藩已經59歲，右眼失明、肝病日重，長期遭受眩暈病症的折磨。他在該年給兒子曾紀澤的一封家信中說，自己"登床及睡起則眩暈旋轉」~在日記中，他也說自己時常感到「床若旋轉，腳若朝天，首若墜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22。天津教案發生前夕，曾國藩似乎已覺察到自己大限將近。他讓李鴻章幫自己運來建昌花板做棺材，以備後事。結果花板與朝廷的諭旨同日抵達保定。諭旨裡殷切關懷他身體如何，又意味深長地問他是否能夠處理這場教案。這詢問實是一種提醒：教案發生在直隸境內，曾國藩沒有置身事外的可能。深感此案難以善了，不會有兩全其美的解決辦法，曾國藩遂給長子曾紀澤寫了遺書，裡面說：自己反覆思考"殊無善策"，只能抱著「危難之
際，斷不肯吝於一死""的心態去處理。
曾國藩抵達天津的時間是7月8日。13天后，他呈給朝廷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引爆了朝野輿論，"詬詈之聲大作，賣國賊之徽號竟加於國藩。京師湖南同鄉尤引為鄉人之大恥」。京城湖南會館懸掛的曾國藩官爵匾額「悉被擊毀」，會館還將曾的名籍削去，不再承認他是湖南人。24昔日的道德聖人，瞬間淪為舉國士大夫口誅筆伐的物件；昔日的中興名將與曠代功臣，瞬間成了"謗譏紛紛，舉國欲殺"25的漢奸，"積年清望幾於掃地以盡矣"26。
這種結局，一半來自現實的無可奈何，一半來自朝廷的刻意算計。
所謂「現實的無可奈何"，指的是此案無法按曾國藩內心的期望去處理。他關心洋務，但他的思想旨趣介於倭仁與奕訴之間，這從他對二人的評價中即能看出。曾國藩評價奕圻是"極聰明而晃盪不能立足"，認為奕訴有手腕有見識，但欠缺安身立命的理學修養；評價倭仁則是「朝中有特立之操者……然才薄識短"，認為倭仁的理學功底深厚，但對時事洋務所知甚少。z7曾國藩對自己的期許是要兼二人之長，既懂時事洋務（聰明），又有理學修養（立足）。
可惜的是，這種自我期許在處理天津教案時無法共存。曾非常在意的「夷夏之防"告訴他，不應該嚴厲處分天津道周家勳、天津府知府張光藻和天津縣知縣劉傑。在理學層面，他們都是為朝廷"抗夷"的志士良吏。然而，迫於洋人勢大的現實，曾最終又不得不將這三人撤職，交給刑部治罪。身在旋渦中的曾國藩，往往剛做完"迫於勢」的決定，"基於理」的良心便開始糾結。比如他先是在奏摺裡說根據調查，洋人不曾挖眼也不曾剖心；然後又在日記裡說，奏摺裡那些話雖是事實仍"語太偏徇"，恐被人指責偏袒洋人，「將來必為清議所譏」2，他也很後悔，認為自己不該在奏摺中寫下"殺孩壞屍採生配藥，野番兇惡之族尚不肯為，英法各國乃著名大邦，豈肯為此殘忍之行？」29這類言辭，他很清楚這些話是在挑戰朝野的既定認知（慈禧太后與倭仁、宋晉等人均傾向於相信挖眼、剖心、製藥這類流言），也很清楚冒犯眾人的既定認知定會招來輿論的激烈責難。
所謂「朝廷的刻意算計"，則是指讓曾國藩來處理教案，是朝廷深思熟慮後的刻意設計。
1870年是慈禧垂簾聽政的第九個年頭，天津教案必然使她想起十年前的舊
事。那一年，英法聯軍以使節被扣遭受虐待為由興師問罪，攻陷北京城，又火燒圓明園，咸豐皇帝只得帶著慈禧一眾人等倉皇逃去承德，然後窩窩囊囊地死在了那裡。天津教案的情況遠比當年嚴重，被打死的是包括法國領事在內的五國之人;前來問罪的是七國而非兩國。昔日的痛苦體驗為慈禧太后提供了一個基本認知：慷慨激昂的話不妨多說，與洋人開戰這種事卻輕易做不得。如何處理天津教案，她在大方向上早有定見。這定見之一，是在言語上支援奕謖這些nt慨激昂派"，將反駁的任務留給奕祈。如此既維護了自身形象，又打擊了奕訴這個政敵。定見之二是讓時任直隸總督曾國藩來為朝廷的決策背書。曾是理學名臣，也是中興功勳，.聲望之高無人能及。由他來消弭中外衝突，遠比由崇厚這類人與洋人達成妥協，更能堵住朝廷上下的悠悠之口。
這期間最意味深長的一件事情，是朝廷在公佈曾國藩關於案情調查的奏摺時，刻意刪去了他為天津紳民辯護的五條理由。曾在奏摺中說，根據他的調查，教堂"挖眼剖心」之說不真，自稱賣迷藥給教堂的證人也靠不住。但他同時也說，天津民眾如此激憤情有可原，主要是五條外部因素激發而成：
一、仁慈堂「終年緊閉，過於秘密，莫能窺測底裡"，還設有地窖，當地民眾難免生疑。
二、有些中國人到仁慈堂治病，然後留在堂內工作。部分民眾不理解，懷疑這些人是被藥物"迷喪本心"。
三、仁慈堂常收留病重孩童，趕在他們去世前為其做洗禮。民眾不理解這種宗教行為，「但見其入而不見其出」，遂揣測教堂在殘害兒童。
四、仁慈堂院落廣闊，孩子們在前院集體撫養，母親多住後院；還有些母親住仁慈堂，孩子住河樓教堂。民眾不理解這種習俗，於是就往其他方面猜想。
五、1870年四五月間，天津城內發生過拐賣人口的案件，當時又疫病流行，仁慈堂收留的兒童多是病重無人照料者，死亡率高。再加上教堂平日與民眾不睦，為免生事端常選擇在夜間掩埋屍體，棺材不夠，有兩屍三尸埋在一棺的情況。屍體被野狗拖出後，民眾遂為之譁然，將之前的猜想全視作事實。3。
這些文字承認民眾對仁慈堂有偏見，但落筆的重點是這種偏見並非單方面所致，仁慈堂方面也有責任。可是，邸報與官報房在公佈奏摺時將這些文字全
刪掉了。這種刪減破壞了奏摺的平衡，給閱讀者留下了曾國藩在袒護夷人的深刻印象。其實，即便是完整版奏摺，曾國藩呈遞之時也覺得會給自己帶來麻煩，引起朝野清議的不滿；經過刪減的奏摺當然只會造成更壞的結果，只會是"謗譏紛紛，舉國欲殺」。
刪減的用意，或許是慈禧太后擔憂「庚申之變」重演，故儘量不刺激洋人；也許是要刻意打擊曾國藩如日中天的聲望；更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或許，這當中還存在更深層次的算計：朝廷需要一個嚴重偏袒洋人的曾國藩。將曾國藩派往天津之前，朝廷其實就已經定下了處理事變的基調：不可與洋人開釁，不可重蹈"庚申之變"的悲劇。刪減曾國藩奏摺中為民眾辯護的內容後，再將奏摺公佈，相當於給曾戴上了一頂"賣國賊」的帽子，也相當於給朝廷的媾和政策提供了操作空間-—許多人的好壞善惡全靠同行襯托，許多事件的輿論風評也往往取決於同類對比。有曾國藩惡劣的"賣國行徑」在前，朝廷的和解措施將會很自然地變得可接受，甚至值得讚美。
如此也就不難理解下面這些情節：與曾國藩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抵北京同日，朝廷召集會議就如何處理教案進行了討論，慈禧在會上表態說，「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3;同日，慈禧還以同治皇帝的名義給曾國藩下旨，內中對處理事件的具體方案一字未提，只反覆強調朝廷的期望是"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會，要曾國藩做到既不與洋人開戰也不能失了民心。也是在這一天，朝廷刪減了曾國藩「論說持平」的奏章，然後將其公開披露。隨後，曾國藩被朝野輿論罵成了"賣國賊」。
自稱"我等不得主意"的慈禧，其實早已打定了主意。「和局固宜保全"是高調的口號不妨多喊，與洋人開戰則萬萬不行；「民心尤不可失"是朝廷不能直接表態說要懲辦參與打殺的民眾，但這個事要做且不妨交給曾國藩來做。
曾國藩進退失據。他既承認"天津士民皆好義"，是愛地方官愛朝廷的好百姓，又痛恨他們"徒憑紛紛遙言」，搞出打殺洋人的事端給朝廷添亂力。他既承認天津一干地方官以"風聞"煽動民意是在力挺朝廷，想要用送出天津避風頭的方式保全他們，又不得不在朝廷與列強的壓力下將他們弄回來重新懲治。最後的處理結果是：官員方面，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被革職流放黑龍江；民眾方面，馮病子、劉二等20人被判處死刑，小錐子、王五等25人被判充
軍（後來李鴻章接手善後,‘有4名被判死刑者改為流放）。
在給友人的書信中，曾國藩說這樣的處置結果不符合自己的理學本心，可謂"內疚神明，外慚清議"。然而形勢緊迫，必須有人出來做這樣的事情，所以"但使彼族不再挑斥，雖一身縱毀，而大局尚得保全，即屬厚幸，孱軀暮齒，實難久點高位」——只要能消弭戰爭，使和局得到維持，我這衰老殘軀成為眾矢之的也算值得。34
針對民眾的死刑，是在1870年10月19日凌晨5點鐘左右執行的。
法國駐天津的軍隊，本計劃派一名艦長攜帶翻譯前去刑場充當監督者。新任天津知府馬繩武告訴法國駐天津領事李蔚海（williamhydelay,以英國領事身份兼法國領事），"由於情緒激動的居民有可能滋事，總督希望在今天日出以前處死已判處死刑者"，他建議法方的監督者"夜間乘小轎子由他派遣的五十名警衛士兵護送下前往刑場」，以免引起民眾注意。李蔚海反對這樣做，但鑑於天津知府"在他自己的衙門裡感到如此忐忑不安"，甚至一度要求轉移至法國領事館去討論死刑的執行事宜，李蔚海也只好做出讓步，不再堅持派法國軍官前往刑場，改為要求知府衙門「提供一些確實執行死刑的證據"，同時讓領事館裡的一名信差去刑場觀看執行情況。^
這名信差自縣衙監獄一路跟隨至刑場，目睹了死刑執行的全部過程，帶回了「系在那些囚犯屍身上的死刑執行令"。他向李蔚海報告說：
大約二百名巡勇和兵丁從監獄將囚犯護送到知縣的公堂，在那裡他們被依次排列，一共是十六名。沒有一個肯下跪就縛，儘管被喝令這樣做……在前往刑場途中，儘管是凌晨，群眾早已雲集。犯人們向一批批群眾高聲叫喊，問："我們面可改色?"大夥立刻齊聲回答：「沒有！沒有！"他們控訴當官的把他們的頭出賣給洋人，叫人們用"好漢」的稱呼來條示對他們的尊敬，人們當即同聲高呼。被判死罪的這些人的親友一路跟隨前進，放聲慟哭，淚流如注。到達西門外刑場時，罪犯們開始拉長了嗓音高唱，聽到這歌唱聲，執法官協臺下令將他們斬首。罪犯們伸頸就戮，毫無懼色。劊子手共五六個人；都是南方的兵勇，行刑很快結束。sup36/sup
李蔚海在給法國政府的彙報中說，據他聽聞的資訊，處決這些民眾無助於改善法國傳教士在清帝國的境遇，"反而有可能加深他們（清朝民眾）對洋人的敵對情緒。這些被置於死地的人，無疑在民眾心中被視為烈士。我擔心，恐怕在當局的心目中也是如此。"37
法國想要的並不是頭顱
死刑執行完畢後的第六天，1870年10月25日，一支由原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領的使團自京城出發，踏上了前往法國致歉的路程。
這是清廷自入主中原以來，首次派遣欽差使節前往海外向「夷人"致歉。當然,崇厚攜帶的國書以外交詞彙粉飾過，內中並無致歉字樣。國書裡，先是"大清國大皇帝"向"大法國大伯裡璽天德」問好；然後說天津教案已將"辦理不善之地方官」流放治罪，與案民眾"正法者二十犯，問軍徒者二十五犯」；然後說此次衝突「變生民間」，是民間百姓鬧出來的，"朕與貴國和好有年，毫無芥蒂"，完全不能代表皇帝與朝廷的意志，派崇厚前往法國正是為了傳遞這樣一種「衷曲"，以求兩國之間繼續"真心和好」。判
粉飾歸粉飾。清廷上下人人皆知崇厚此行乃是前往法國致歉。醇郡王奕謖自然是明確反對。李鴻章認為，崇厚是駐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會被洋人視為教案的當事人與罪魁禍首之一，他有點擔憂崇厚的道歉會被拒絕。內閣中書李如松則說，這種做法"徒損國體」於事無補，崇厚也有被法國扣留變成人質的危險，總之只會助長「夷人要挾之風"。羽慈禧與總理衙門無視所有的反對之聲，堅持要實施這件破天荒的事情，足見十年前的"庚申之變」給他們造成了極其沉痛的心理陰影。他們確實相當擔憂教案會引發戰爭，從而讓舊事重演。
1871年1月25日，崇厚一行抵達法國馬賽時，正值普法戰爭。巴黎炮火連天，法國政府已名存實亡。無處呈遞國書的崇厚只好在法國接待人員的安排下，先去參觀了肥皂廠、榨油廠和兵器製造局。拖到3月，崇厚決定派張德彝等人去巴黎租房子。張德彝到巴黎的第二天，巴黎公社革命爆發展使團只好在月底改道前往凡爾賽，與暫居在那裡的法國政府官員做接觸。這樣一直等到6月，使團終於得以正式進入巴黎，然後又遭遇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法國政府堅持要重開談判與崇厚討論賠償事宜，崇厚則堅持此案已經了結，自己此行也無重開談判的許可權。
第二個問題：法國政府拒絕安排崇厚覲見首腦呈遞國書，理由是清廷皇帝仍未允許外國公使覲見。
崇厚在巴黎不得其門而入之際，北京的總理衙門也正受到來自法國公使羅淑亞的強大壓力。羅派人來總理衙門「代要全權」，要求清廷授權崇厚與法國政府在巴黎重啟談判。總理衙門自然不能也不敢同意，因為允許懸處海外勢單力孤的崇厚在巴黎與法國談判，必然不會有什麼好的結果。如此這般僵持到8月下旬，崇厚決定離開巴黎前往美國，給法國政府也施加一點壓力。4。
1871年10月3日，在法國駐美公使的邀請下，崇厚使團一行再度返回法國。11月23日，法國總統梯也爾接見了使團一行。崇厚呈遞國書後，梯也爾在致辭中說，希望清廷的執政者"明白傳教士實系行善有功之人」，也希望大清皇帝下旨告訴百姓「傳教士實在是有德行之人"，改變一下「貴國人民不懂得事"的狀況，以後不要再發生此類慘劇。4i梯也爾還建議清廷在巴黎設立一個公使館，他對崇厚說："法國所要的，並非（中國人的）頭顱，而是秩序的維持與條約的信守……在巴黎設一個公使館，於中國很有好處。」及
梯也爾的願望是好的，但事情不會因皇帝的一道諭旨就得到解決。晚清教案表面上看是傳教士（包括教民）與民眾之間的衝突，但究其實質，如前文所言是一種囊括了利益衝突、文化衝突與制度衝突的複雜產物。即使以最淺顯的"民眾素質」而論，也應該注意到：一個時代底層民眾的愚昧，並不僅是底層民眾本身的問題。回溯天津教案，民眾堅信教堂在搞挖眼、剖心的殘忍行徑，既與他們無知識、易被謠言所惑有關，也有士紳階層與官府同聲附和的因素一一魏源的《海國圖志》是晚清最重要的啟蒙著作之一，書中言之鑿鑿記載有洋人用藥將中國人迷翻，然後挖眼煉銀的內容。《海國圖志》在讀書人中流行，大大擴散了"迷拐兒童挖眼剖心製藥」之類謠言的可信度4\天津知府衙門在教案發生前夕貼出的告示裡，也有"張拴、郭拐用藥迷拐幼童。風聞該犯多人，受人囑託，散佈四方，迷拐幼孩取腦剜眼剖心，以作配藥之用」44這樣的句子，相當於是用官府權威給民間謠言蓋章認證。
民間謠言、士紳階層專著與朝廷告示，三者如此這般互相「印證」形成一
個閉環，造成的認知共振往往非常可怕。共振的結果便是無論曾國藩如何調查取證，如何指出「迷拐挖眼剖心"均是子虛烏有（有人指證教堂中有兩個裝滿了嬰兒眼珠的玻璃瓶子，調查者入內搜查詢到了瓶子,開啟來看卻是醃製的洋蔥），他都沒有辦法將自己從"謗譏紛紛，舉國欲殺"的困境中解救出來。朝野輿論在"證據閉環"裡堅定地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東西，絕非曾國藩區區數千字的調查報告所能撼動。事實上，據曾國藩的幕僚薛福成說，曾一開始也信了「挖眼剖心」之說。1891年，已是出使英、法、比、義四國大臣的薛福成，在給朝廷的奏摺裡羅列了自己在歐洲的親身見聞，繼續力證"挖眼剖心"並不存在，同時回憶往事說：
猶憶同治九年天津案起，前大學士曾國藩初聞挖眼盈壇之說，亦欲悉心查辦。比入津境，攔輿稟訴者紛陳此事，詢以有無實據，則辭多情恍，迨嚴加訊究，而其事益虛，所以專疏特辯此說之誣。臣於當日列在幕僚，頗知梗概。怨
對事物的準確認知，來自正確的邏輯與充足的證據。前者提供思維工具，後者提供思維原料。在19世紀70年代，有可能提供這兩項東西的，不是皇帝的聖旨，而是更深層次的改革。時代的轉型，需要讓更多的人走出國門接觸到近代文明，見識到更廣闊的現實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