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完工開放，澳大利亞與世界其他地方建立起了電報連線，日本建成了他們的第一條鐵路。
對清廷來說，本年最重要的改革事件，是數十名幼童被正式派往歐美留學。
容閡心中藏著一個夢想
幼童赴歐美留學，與廣東人容閡(1828—1912)有直接關係。
容閡出生於廣州香山縣南屏村'，父母以務農捕魚為業。1834年，英國傳教士郭士立夫人(misgutzlaff)來到澳門設立女校，兼為籌備中的馬禮遜學校(morrisonschool)招收男生。1841年，容閡正式進入馬禮遜學校就讀。1847年，主持馬禮遜學校工作的鮑留雲(rev.s.robbinsbrown)返回美國，順道自校內帶了3名自願赴美的學生同行，其中便有不到19歲的容閔。1850年，容閡成為首位在美國耶魯大學就讀的中國人。sup1/sup
在耶魯的4年裡，容閔深為數學成績太差而苦惱，但他的英語成績非常好。他加入了耶魯兄弟會(brotherinunity),做過該會的圖書管理員；還參加了該校的賽艇隊和足球隊。此外，他一直是基督教公理會的成員。1852年10月30日，容閡登記成為美國公民。2
若干年後，久歷歐風美雨的容閡，在自傳中如此描述自己甫受啟蒙之後的痛苦：
予當修業期內，中國之腐敗情形，時觸予懷，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輒為之怏怏不樂，轉願不受此良教育之為愈c蓋既受教育，則予心中之理想既
高，而道德之範圍亦廣，遂覺此身負荷極重，若在毫無知識時代，轉不之覺也。更念中國國民，身受無限痛苦，無限壓制。此痛苦與壓制，在彼未受教育之人，亦轉毫無感覺，初不知其為痛苦與壓制也。故予嘗謂知識益高者，痛苦亦多，而快樂益少。反之，愈無知識，則痛苦愈少，而快樂乃愈多。快樂與知識，殆天然成一反比例乎。3
這種痛苦，比容閡小了53歲的魯迅也經歷過："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人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4
痛苦是一致的，選擇也相差無幾。魯迅說："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5。容閡也希望在未來：「在予個人而論，尤不應存此悲觀……予意以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則當使後予之人，亦拿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6
所謂讓後來者"享此同等之利益"，即希望將自己受過的近代文明教育傳人清帝國。容閡說，自己有這樣的想法，始於大學第四學年尚未結束之際〈這大約不是虛言。容閔1854年自耶魯大學畢業時引起了美國輿論的關注。特韋契耳牧師(josephh.twichell)特意前來與容閡交流。牧師後來在1878年的一次演講中披露說，容閡當時已「斷定自己當傳教士並非上策，他隱約猜想有些別的事情等著他去做」。sup8/sup
畢業後成為一名傳教士，是容閡的學業資助者們(比如他就讀的中學孟松學校(monsonacademy)的校董)對他的殷切期望。拒絕成為傳教士，意味著將失去那些慈善基金，也意味著他很難得到中國教會組織的幫助。但容閡深感宗教「未必即為造福中國獨一無二之事業」)終於還是放棄了做傳教士。畢竟中國素無宗教傳統，基督教教義也未與中國文化融合，無法成為整合中國世俗社會的思想資源。：
1854年11月，容閡自美國啟程返華，次年4月抵達香港。他在這裡花費了四個月的時間試圖成為一名律師，但沒能成功。其間發生了兩廣總督葉名琛「檄
各府州縣，凡通（會）匪者格殺勿論，前後殺十數萬人"1。的野蠻暴行。容閡聽聞到的資料是"所殺者凡七萬五千餘人"，其中大部分是冤死者。他還跑了一趟刑場，見到"流血成渠，無首之屍縱橫遍地……地上之土，吸血既飽，皆作赭色。餘血盈科而進，匯為汙池」。這地獄景象給了他極深的刺激，覺得如此這般的殘暴不但當代世界「無事可與比擬」，即便是古代的暴君尼祿王與慘烈的法國大革命，"殺人亦無如是之多"。自刑場歸來後，容閡「神志懊喪，胸中煩悶萬狀"，一度產生了投奔太平天國推翻清廷的念頭。suph/sup
同年8月，容閡離開香港前往上海，在海關找了一份翻譯工作。那時的中國海關已開始僱傭洋人實施"外籍稅務監督制度"。容閔擁有美國國籍和耶魯學位，卻因膚色仍被當成中國人受到歧視，所以只幹了三個月就辭掉了這份工作。之後是頻繁的就業和失業9。
生計奔波之餘，那個"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的念頭仍時常冒出來。1860年11月，宏閔終於得到一個契機可以前往太平天國的首都天京（南京）。在天京城，他見到了幹王洪仁牙，向他提出了七點改革建議，其中一項是為政府聘請有專業能力的顧問。但洪仁軒有職無權，天國的未來也不樂觀。在天京停留了約一個月後，容閔拒絕了洪仁軒送來的「義爵」官印，悄然離開。
"義爵"是太平天國"王"以下的最高爵位，但據被俘的昭王黃文英供稱，「天京事變」後的四五年間，洪秀全一共封了2700多個王\洪仁舟給容閔的「義爵」恐怕也沒有多少含金量。
離開天京之後，容閡將目光轉向太平軍的大敵曾國藩。1861年，他一邊做著為洋行奔走茶葉買賣的生計，一邊通過友人左孟星給曾國藩的心腹幕僚趙烈文寫了推薦信。次年五月，他來到安慶投石問路，首次拜訪了曾國藩。m容閡後來回憶說，這第一次相見，曾國藩用一種特殊的氣勢弄得他心裡發毛、坐立不安：「寒暄數語後，總督命予坐其前。含笑不語者約數分鐘。予察其笑容，知其心甚忻慰。總督又以銳利之眼光，將予自頂及踵，仔細估量，似欲察予外貌有異常人否。最後乃雙眸炯炯，直射予面，若特別注意於予之二目者。予自信此時雖不至忸怩，然亦頗覺坐立不安。」」..
容閔並不知道，這是曾國藩獨特的相人之術。《清史稿》裡說，曾國藩「每對客，注視移時不語，見者悚然。退則記其優劣，無或爽者"i6—會客
時，曾國藩會一言不發地盯著別人看，直到將人看出緊張情緒。客人走後，曾會依據客人的反應，記下他的優缺點。
曾國藩對容閡的第一印象其實不錯。他在給郭嵩煮的信中說，"其人（容閡）久處泰西，深得要領""。在另一封給桂超萬的信函中，曾國藩還提到，此次會見後他賦予容渴一項任務：「頃有洋商容光照來皖，言及硼炮之利，亦令赴滬試辦，漸次習其作法，或可有成。"i8兩人在談話中提到一種叫作「硼炮"的武器，曾國藩希望容閡回上海後，可以把這種武器搞出來。但研製武器非容閔所長；曾國藩以"洋商"稱呼容閡，也意味著他未被納入曾的幕府。這大約是容閡1862年回到上海之後，仍繼續在洋行從事茶葉生意的主要緣故。
轉機出現在次年舊曆五六月份的某日，容閡突然收到一位叫作張斯桂的友人自安慶寄來的信函。張在信中說，自己如今正為曾國藩做事，此信是奉了曾的指示邀請容閡前往安慶，曾國藩亟欲與他一見。
張斯桂是浙江寧波人，比容閔大了11歲，五口通商之後即留心洋務，曾為丁魅良翻譯的《萬國公法》作序，後來曾任職清廷的駐日副使。但容閡與張斯桂交往不深，不敢太過信任他。鑑於自己拜訪過天京，且常年在太平軍控制區域內從事商業活動，之前去安慶投石問路又無結果，容閡一度擔憂自己受懷疑被當成太平軍的奸細，此信是想i匡騙自己投入羅網。故此，他在回信中說，非常感謝總督的邀請，但此刻正值新茶上市抽身不開，「他日總當晉謁」2。。日後有機會定去拜見云云，其實是委婉拒絕。
兩個月後，容閡收到張斯桂的第二封邀請信。信中還附有數學家李善蘭的私函。李在信中說，曾國藩有意對容閔委以重任，勸他速速前往安慶，還舉了華萌芳、徐壽兩名學者已被曾國藩延攬的例子。至此，容閔方知邀請是真，並非陷阱，遂答覆稱"數月後準來安慶」2;但曾國藩有些等不及了。他創辦的安慶軍械所已經試製出中國第一臺蒸汽機（1862年底），也造出了中國第一條木殼小火輪"黃鵠號"（1863年1月底）。接下來要做的，是生產出更多的堅船利炮。而要達成這個目標，首要之務是尋到一個熟悉海外情形的人幫助他購入一批先進的機器。他迫切需要容閡來承擔這個角色。所以，1863年7月，容閔又收到張斯桂的第三封邀請信和李善蘭的第二封私函。兩封信裡明確說，曾國藩希望他放棄商業轉入政界，在他的幕府裡做事。容閡決定抓住這個機會，回信說
最晚八月一定啟程。
1863年9月，容閡抵達安慶，由此正式進入以曾國藩、李鴻章為核心的湘淮軍關係網中。為了鞏固在幕府裡的地位，當曾國藩詢問眼下的改革該從何處著手時，容閡沒有提自己最熟悉也最想啟動的留學教育，而是迎合曾國藩的想法，回答應優先設立機器廠，而且應該是那種可以造出更多種類機器的機器廠。於是，一個月後，容閔帶著曾國藩和李鴻章籌集來的6.8萬兩白銀返回美國。兩年後，他給曾帶回100餘種近代機器裝置。正是這些機器，奠定了江南製造局的雛形。
回國後，容閡得曾國藩支援，在江南製造局設立了一所兵工學校，聊充"以教育使中國走向文明富強"這一夢想的安慰。1868年前後，容閡前往蘇州拜訪時任江蘇巡撫的好友丁日昌，對他講述了向歐美派遣留學生的想法。丁日昌對此很感興趣，建議容閡寫成文字，由他代遞給總理衙門。丁日昌似乎寄望於總理衙門大臣文祥會同意這一建議。於是容閔寫了一份包含四項內容的改革建議：一是組建一家純由華人股份構成的輪船公司；二是選派出眾的青年出洋留學，先選取12—14歲的幼童120人來做嘗試，分作4批，每年派出30人，留學期限為15年；三是政府應興辦採礦業；四是禁止教會干涉詞訟。容在自傳裡解釋說，第一、三、四條其實都是「陪襯」，自己真正想要推動的是第二件事，但清朝官員處理檔案喜歡搞中庸之道，有批准也有駁回，與其只寫一件事不如多寫兩件做陪襯，既方便官員們有準有駁，也增加了留學計劃通過的機率。遺憾的是，建議遞上去之後很長時間沒有得到回應。容閡只得頻繁騷擾丁日昌，要他時常記得再向總理衙門和曾國藩推銷自己的留學計劃。22
時間來到1870年，天津教案爆發，清廷命曾國藩、丁日昌北上善後。丁以電報召來容閡，請他充當翻譯參與其事。丁日昌趁機將容閡的"派遣幼童出國留學計劃」向曾國藩提出，並建議由陳蘭彬和容閡來主持此事。23曾國藩被天津教案弄得焦頭爛額，既痛感左右人才匱乏，也深覺自己陷入「謗譏紛紛，舉國欲殺"的困境，主因在於國力（尤其是武力）不強，遂答應與李鴻章聯名上奏建議此事。興奮的丁日昌在半夜將容閡從睡夢中叫醒，告訴他事將有成。容閡聞言，「乃喜而不寐，竟夜開眼如夜鷹，覺此身飄飄然，如凌雲步虛」sup24/supo'
其實，曾國藩並不清楚容閡的夢想是什麼。這位飽受理學浸淫的清帝國中
流砥柱最殷切的希望，是留學生們能夠學到歐美國家第一手的強國技術，進而復興儒家文明，讓清帝國實現富強。但容閔要的不是什麼儒家道統的復興，而是"借西方文明之學術以改良東方之文化"，將老朽的清帝國改造為一個"少年新中國」。清廷的有無與儒家文化的存廢，從來不在他的考慮之內。當他在1855年的那個夏天；親眼見證儒學出身的兩廣總督葉名琛如何瘋狂屠殺廣東民眾，以致"刑場四圍二千碼以內，空氣惡劣如毒霧"後，就已不再相信傳統文化可以孕育出近代文明。
再後來，他訪問了太年天國。雖然失望而歸，但這些失望，並不足以讓他像曾國藩那般，因為痛恨太平天國的「敢將孔孟橫稱妖，經史文章盡日燒」，就轉身變成清廷的堅定支援者。容閡的理解是：之所以會有太平天國，「惡根實種於滿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真因，為行政機關之腐敗，政以賄成。上下官吏，即無人不中賄賂之毒……官吏既人人慾飽其貪囊，遂日以愚弄人民為能事。於是所謂政府者，乃完全成一極大之欺詐機關矣"。25
容閡毫無興趣復興清廷應個巨大的欺詐機關，他夢想著有那麼一天：
中國教育普及，人人鹹解公權、私權之意義，爾時無論何人，有敢侵害其權利者，必有膽力起而自衛矣！26
在1872年幼童正式出國之前，容閡將這個夢想深埋在心底，不對任何人說。
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
其實，容閡並不是第一個向清廷提議外派留學生的人。
早在1863年，廣東南海人桂文燦就向總理衙門遞過條陳，說日本已派幼童前往歐洲學習製造船炮火藥之法，以十年為期。清廷也有必要效仿。縱使不派人去到外國，"亦可在內地學習講求」。恭親王的答覆是：日本對外派遣留學生的事，總理衙門早已知道，還了解到他們之前派了官員出去專門考察這個事。直接派人出去留學確實比購買外國船炮，再由外國派人來教要好，但「此
項人員，急切實難其選"，總理衙門目前找不到合適的人來做這件事。
奕訴的話不是託辭，他沒必要對桂文燦這樣一個小小「揀選知縣」用這種心機。1863年的總理衙門確實找不到合適的可辦留學事務的人才。還得再過三年，奕訴才能找著機會，趁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回英國結婚的便利，派出清廷的第一個海外考察團。而且，當時的輿論環境也不允許總理衙門對外派出留學生。1865年，奕祈就派八旗兵出洋學習機器製造技術一事與李鴻章密商，李回信說派人出洋留學是"將來必有之舉"，同時又說「鴻章蓋嘗默存此見，未敢倡為是論"如。李鴻章選擇將想法存在心中，不願公開提出來，當然也是因為輿論環境太惡劣了。不要說留學,1867年奕訴僅在同文館裡奏請設定天文、算學二館，仍遭到朝中政治官僚的集體抨擊。此外還有一件難辦的事情：外派留學生是外交事務，須與留學地所在國家訂立相關條約，沒有條約就辦不了這件事。當時的總理衙門還只是迫於形勢勉強接納條約外交，對條約外交的實質和運作並不明白，所以也確實無力顧及留學事務。
容閡也不是第一個向曾國藩提議外派留學生的人。
早在1865年，薛福成就已勸說過曾國藩，請他效仿俄國招收一批聰明伶俐的學生，派往歐美各國「習其語言文字，考其學問機器"。29曾的反應是「閱畢，嘉賞無已」3。，但激賞之後並沒有進一步的舉措。沒有舉措的原因，自然也是苦於沒有人才——薛提建議的時間是閏五月，容閡要到這年十月份才能帶著機器自美國返回。
此外，曾也同樣擔憂朝野輿論環境不會允許外派留學生。所以他在1870年10月10日上奏時，將外派留學生的建議用心良苦地包裹在「奏請朝廷允許調陳蘭彬隨自己前往兩江」這樣一個訴求之中。曾先在奏摺裡大力褒獎陳蘭彬如何「智深勇沉」，然後以丁日昌對自己提過派學生出國留學的主張，且力薦陳蘭彬和容閡來主持為例，以「證明」陳蘭彬確實是個人才。圍繞這個例子，曾「順勢"說了這樣一番話：「外國技術之精」遠遠超出大清，外國學校開設的種種課程都與造船練兵有關，俄羅斯的巨炮大船之所以與英法各國一樣厲害，是因為他們的"國主」和"世子"曾親自前往西方留學。雖然說了這麼一大通外派留學生的好處，可奏摺的末尾，曾並不請求朝廷准許外派留學生，只請求，朝廷允許自己將陳蘭彬（陳此時的官職是刑部主事）帶往江南。可他同時又留
了個尾巴，說陳蘭彬這個人"素有遠志，每與議及此事（外派留學生），輒復雄心激發，樂與有成"，說陳蘭彬是個很有志向之人，很樂意負責主持外派留學生一事。如果朝廷允許陳蘭彬前往江南負責操練輪船接觸洋務，「將來肄業西洋各事，必能實力講求，悉心規畫」，將來真要外派留學生時，陳蘭彬一定有能力盡心盡力參與籌劃。'
這道奏摺百轉千回、欲言又止，實是曾國藩對朝廷的一種試探。類似的試探，在1871年初還有過一次九當兩次試探均未引發朝野的反對輿論後，曾國藩才與李鴻章聯名，於1872年8月正式上奏建議朝廷外派留學生，並就具體如何操作、資金從何而來等給出了詳細方案。
這期間還出現了一個重大利好訊息，那就是中美之間於1868年7月簽訂了《蒲安臣條約》，其中第七條規定：中國人慾前往美國「大小官學」學習，可以享受最惠國待遇；美國人慾前往中國"大小官學」學習，也可以享受最惠國待遇。這意味著清廷向美國派遣留學生獲得了外交許可和國際法依據。正是這個訊息，直接促使容閡擬定了那份向美國派遣留學生的改革建議，且鼓動好友丁日昌將之呈遞給總理衙門o
只是事情不如容閡預想中順利。總理衙門接到《蒲安臣條約》的文本後，雖然對內容沒有異議，但決定延緩批准，理由是"蒲安臣初至美國，即與議約，將來至他國時，或不免再有此舉""，希望以此來約束蒲安臣，使其不至於代表清廷與其他歐美國家簽訂更多的條約。結果，《蒲安臣條約》一直拖到1869年11月份才正式批准生效。在這段時間裡，容閡提交的留學計劃當然也不可能得到批准（不過也沒有駁回）。容閡不瞭解這一背景，於是在自傳裡將計劃受挫錯誤地歸因為總理衙門大臣文祥恰好離職守喪。
曾國藩與李鴻章也注意到了《蒲安臣條約》裡的留學條款。
李鴻章在奏摺裡說：1871年春，美國公使（可能是指鏤斐迪）來天津時，自己曾與他面商是否可以按《蒲安臣條約》向美國派遣留學生。該公使回答說，只要收到朝廷遞交的相關檔案，「即轉致本國，妥為照力、」。稍後，英國公使威妥瑪也來到天津，詢問我是否有計劃向美國派遣留學生，•我實話相告後，威妥瑪相當贊同，「亦謂先赴美國學習，英國大書院極多，將來亦可隨便派往」，他還說英國的好學校很多，很歡迎中國也派學生去英國留學。緊接
著，李鴻章筆鋒一轉，將此事提升了一個高度：
此固外國人所深願，似與和好大局有益無損。"
將外派留學生與"和好大局"掛鉤，顯示了這位年近五十的北洋大臣心思縝密，非常準確地把握住了清廷中樞欲竭力想要避免"庚申之變」重演的心態。此時，崇厚率領的赴法道歉使團正因種種刁難，尚未得到機會向法國政府正式呈遞國書，"天津教案"引發的震盪還沒有完全平息。
略言之，幼童留美計劃能在1871年獲得清廷的批准，是多重時代背景交織下的產物，絕非偶然。首先，天津教案帶來了「庚申之變」可能重演的巨大恐慌，"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政治目標，全盤壓倒了朝中清流與政治官僚的反對之聲。其次，《蒲安臣條約》生效，為清廷執行此事掃清了外交上的障礙。再次，容閡這幾年的作為，尤其是耗時兩年前往美國採辦機器，讓他得到曾國藩與李鴻章的信任，被視務落實此事的可靠人選。以容閡為副，來處理幼童在美國的具體事務；以陳蘭彬（上海廣方言館總辦）為正，負責管控幼童群體的中文學習，使其成長不逾越清廷的規矩，在曾國藩與李鴻章看來，是一種很好的搭配。方
總理衙門基本採納了曾國藩與李鴻章設計的留學章程。如每年派出幼童30名，4年共計派出120名；幼童到美國後進入軍政、船政學校學習，留學時間十五年等。唯一遭到修改的地方是幼童來源。曾、李二人主張是派人去上海、浙江、福建、廣東等沿海地區挑選年齡在13歲至20歲內的聰慧幼童，標準是「曾經讀中國書數年，其親屬情願送往西國肄業」％。總理衙門不同意這種辦法，將之改為自各處同文館裡挑選，學生們只要願意去，"不分滿漢弟子，擇其質地端謹、文理優長者一律送往"。"奕圻如此修改的用心，仍是希望優先扶植滿人子弟成才，以鞏固愛新覺羅氏的江山。因為當時的京師同文館、廣州同文館等處，均是典型的旗人學堂，優先招收旗人，館內學生以八旗子弟為絕大多數；只有上海廣方言館在招生時不分滿漢。會只從同文館，裡挑學生出國留學，「不分滿漢弟子"的口號喊得再響亮，挑人的結果也只會是滿人子弟佔大多數。
然而，奕訴的這番隱秘用意很快就落空了。1871年的中國仍是一個以讀「夷書"為恥辱的時代。所以，即便全部出洋費用由朝廷包辦，同文館內也幾乎無人願意報名前往大洋彼岸留學。無奈之下，招生範圍只得擴充套件到曾、李最初擬定的東南沿海。而且即便如此，招生工作也不太順利。一位幼童後來回憶說：
當我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有一天，一位官員來到村裡，拜訪各住戶，看哪一家父母願意把他們的兒子送到國外接受西方教育，由政府負責一切費用。有的人申請了，可是後來當地人散佈流言，說西方野蠻人會把他們的兒子活活地剝皮，再把狗皮接種到他們身上，當怪物展覽賺錢，因此報名的人又撤銷。sup39/sup
無奈之下，容閔只得前往家鄉南屏村，以自身經歷現身說法；又去香港的英國學校招攬。經多方努力之後，終於湊足了第一批30名幼童。這批孩子裡沒有八旗子弟，沒有高官後代。按計劃，他們此去將在美國待足長達15年的漫長時光，近乎生死莫測。故清廷與幼童家庭一律簽署了"生死合同」o幼童詹天佑的父親詹興洪所籤合同內容如下4。:
具結人詹興洪今願具甘結事
茲有子天佑情願送赴憲局帶往花旗國肄業，學習技藝，回國之日，聽從中國差遣，不得在外國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此結是實。
童男詹天佑，年十二歲，身中面圓白，徽州府婺源縣人氏。
曾祖文賢，祖世鸞，父興洪。
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五日
詹興洪筆（押）
在這張合同裡，只有幼童對朝廷的責任，"學習技藝，回國之日，聽從中國差遣，不得在外國逗留生理」，無一字言及朝廷對幼童的義務。•「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一句，更是將清廷應盡的保育責任推卸得一乾二淨。
從清廷的角度，讓幼童家庭簽署這樣一份生死合同，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