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畢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幼童首先是朝廷的幼童，然後才是他們父母的幼童，最後才屬於幼童自己。這是清帝國常年灌輸給讀書人的價值觀，是"大清自有體制"的一部分，沒人覺得這有什麼不對，沒人覺得清廷應該在合同裡寫明對幼童應負的責任和義務。
推動幼童出國留學的曾國藩與李鴻章，大概也是這樣認為的。曾國藩在奏摺裡說，自己的精力日衰，身體越來越糟糕，以後恐怕很難再對朝廷有什麼貢獻。唯一的期望就是用餘生在"海防制器"這類事情上，為朝廷打下一點基礎，不如派遣幼童出去留學，將這些基礎留給未來的將帥之才，讓他們有所憑藉去與洋人一爭雌雄。4］李鴻章則說，等這些留學生十五年之後回國，"不過三十歲上下，年力方強，正可及時報效」媼，恰可用自己最好的青春年華來為朝廷做貢獻。總理衙門也說，幼童們此行的任務是「取彼之所長，以補我之所短，，心，這些十來歲的孩子身上寄託著清帝國的光明未來，他們首先得是朝廷的強國工具，然後才能屬於他們自己。
但容閔不這樣認為「他有一個隱秘的願望，希望將這些幼童培養成近代中國的第一批自由人，不止人身自由，還有精神自由。
是體制有病，非人品問題
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自上海出發，正式前往美國。此後又連續派出3年，共計有留美幼童120名。年齡最小的10歲，最大的16歲，平均年齡12歲。廣東84人，江蘇20人，浙江9人，福建4人，安徽2人，山東1人。打
容閡非常積極地安排一切。早在幼童出發的半年前，他就已開始籌劃安排幼童在美國的衣食住行。他還寫信給時任耶魯大學校長諾亞•波特(noahports),向他報告幼童留美計劃已正式實施，請求諾亞-波特將該計劃轉告耶魯大學的前校長西奧多。吳爾璽(theodoredwightwoolsey)、詹姆斯。哈德利教授(jameshadley)和托馬斯•塔徹教授(thomasanthonythacher)等人，向他們諮詢何種教育方法最適合幼童。諾亞•波特接到來信後，與康涅狄格州的教育委員長諾斯羅普(orthrop)取得了聯絡，尋求後者的幫助。
稍後，容閡又先於幼童一個月出發，以便從容安排各項事務。他抵達美國
後，先去耶魯大學拜訪詹姆斯-哈德利教授，因為他是一位語言學者，容閔想聽取他對幼童英語學習方面的意見。哈德利教授將康州教育委員長諾斯羅普介紹給了容閡。諾斯羅普提議將第一批30名幼童，每兩三人為一組寄居在美國家庭中，以便迅速學好英文，熟悉美國的風土人情，同時也能獲得家庭關懷，不至於產生心理上的不適。耶魯大學校長諾亞•波特也持相似的看法。
容閡接受了這項極為關鍵的建議。諾斯羅普隨即著手招募願意接待幼童的家庭。康州河谷兩岸的醫生、教師與牧師家庭給出了熱烈的回應。在同年10月1日出具的報告書中，諾斯羅普說他已接到了122個家庭的主動報名，可以立即接納244名中國留學生。第一批幼童只有30人，這踴躍的熱情給了容閡很大的選擇空間。諾斯羅普又給幼童寄居的家庭與家庭辦的私人學校寫了一封信，指示他們必須先教導幼童流利地使用英文，再教他們地理與算術的基本知識，同時也要讓幼童繼續學習中文，注意培養他們堅忍、節儉、忠孝的中國美德，還要引導幼童養成經常洗澡的個人衛生習慣。諾斯羅普希望幼童所在的美國寄宿家庭是嚴格而溫暖的。"
在寄宿家庭居住半年之後，英語聽、讀、寫合格的幼童會被送至正規中學繼續接受教育（不合格者會送返寄宿家庭），然後再升至大學。至1880年，已有50多名幼童進入美國的大學學習。其中22名入讀容閡的母校耶魯大學。幼童溫秉忠後來回憶說：
中國幼童們與食宿一同的美國家庭及中學、大學同學們建立深厚之友誼。……最重要的是，美國老師及監護人，那種「家長式的愛護」（parentaltreatment）,使幼童們久久銘感不忘。‘6
這種「家長式的愛護」，與清廷出洋肄業局（專為留學生設的機構）對幼童們實施的"地獄式管理」，形成一種非常鮮明的對比。容閡後來回憶說，出洋肄業局正監督陳蘭彬經常在一些小問題小細節上與留學生們過不去。學生在學期中間與假期裡有費用方面的需求，陳蘭彬要干涉阻撓；學生析隨寄宿家庭去參加教堂的禮拜，陳蘭彬要干涉阻撓；學生們玩美式遊戲，參加美式運動，改穿西裝，陳蘭彬都要干涉阻撓。副監督容閡夾在中間做調停，幫學生辯護兩
句，就會被陳蘭彬疑忌為偏袒學生。47
陳蘭彬與容閡之間的衝突早已註定，無法避免。
曾國藩與李鴻章之所以看中陳蘭彬，要用他做正監督，只讓實際負責辦事的容閡做副監督，是因為陳蘭彬既隨曾國藩辦過洋務，又是翰林出身。曾、李二人希望他的洋務經歷有助於幼童在美國學到真技術，更希望他的翰林身份可以為幼童留美抵擋一些輿論阻力。參與推動幼童留美的江蘇巡撫丁日昌，曾特意向容閡解釋過這一點:
君所主張，與中國舊.學說顯然反對。時政府又甚守舊，以個人身當其衝，恐不足以抵抗反動力，或竟事敗而垂成。故欲利用陳蘭彬之翰林資格，得舊學派人共事，可以稍殺阻力也。鄒
陳蘭彬當然也清楚這一點。但他不甘心自己的翰林身份只是擺設，更不願意拿翰林身份去做抵擋輿論壓力的犧牲品。所以，他在美國以自己的學識為幼童們設計了一套中文課程。除白天在美國學校上課外，幼童們剩下的時間，自下午五點至晚上九點，包括週末在內，都得拿來學這套由經史、會典與律例組成的中文課程。曾國藩知曉後很不滿意，於1871年4月20日寫信給陳蘭彬，希望他取消中文課程，好讓幼童們能專心於西學：
第以西法精奧，必須專心致志，始克有成。漢文之通否，重在挑選之際先行面試一二，以決去留，此後只宜專學洋學。耳不兩聽而聰，目不兩視而明，未可因兼課漢文而轉荒洋業也。49
接到曾國藩的來信，陳蘭彬想必很不開心。他很清楚清帝國內部此時的輿論氛圍。比如，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就很擔憂幼童們的價值觀會被洋人帶壞，曾勸說父親不要派幼童去美國留學："美國君臣上下不分等差。幼童未讀中國聖賢書，遽令遠赴異域，專事西學，上之不過為美邦增添士民：下之為各埠洋行增添通事、買辦之屬耳，於國家無大益也。"5。
再比如，陳蘭彬的好友薛福成也很擔憂幼童們會被洋人汙染。他告誡過陳
蘭彬：「童子志識未定，去中國禮儀之鄉，遠適海外饕利朋淫腥羶之地，歲月漸漬，將與俱化。歸而挾其所有，以誇耀中國，則弊博而用鮮。」5］大意是，幼童們還沒有固定的價值觀，到了美國那種追名逐利的腥羶之地，恐怕很容易被洋人同化；他們被同化後再學成歸來，對國家的危害要大於幫助。
曾紀澤與薛福成都是洋務派官員，薛福成還比容閔更早向曾國藩提議派遣學生出國留學。他們這樣的人，尚且對留美幼童如此憂心忡忡，其餘清流人士和政治官僚的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陳蘭彬既被曾國藩指定為留美幼童的正監督，又很在意自己翰林的高貴身份，自然是絕不希望幼童"荒廢中學"被洋人同化，絕不希望自己捲進輿論旋渦，落一個被朝野士大夫集體唾罵的結局。所以他才要給幼童們擬定一套以經史為主要內容的中文課程，強迫他們花大量時間去學習。所以他才會干涉學生做禮拜，干涉學生踢足球，干涉學生穿西服。
曾國藩當然知道陳蘭彬所面臨的輿論環境，之所以立場鮮明地否定陳蘭彬的做法，是因為他要"兩害相權取其輕"，較之幼童們的"中學"修養出現缺失，清帝國在近代技術（元其是近代軍事技術）上的全面落後，才是更要命、更亟須解決的問題。這位理學名臣當然不會反對自己所服膺的經史子集，只是他遠比陳蘭彬更瞭解現實，更有憂患意識。他要陳蘭彬放棄中文課程，好讓幼童們"專學洋學"，其實是希望陳蘭彬更有擔當一點q
如此，便相當於給陳蘭彬出了一道難題。為了仕途，他不願得罪曾國藩與李鴻章，不能推掉留美幼童正監督的差事；同樣為了仕途，他也不願因幼童「荒廢中學"而成為朝野輿論集中批判的物件。可是曾國藩又不希望他開設"中學課程"佔掉幼童學習西學的時間。無可奈何之下，他只能一面出臺嚴苛的《留學局諭告》，試圖通過定期將學生召來出洋肄業局、帶領他們誦讀《聖諭廣訓》、舉行遠端跪拜大清皇帝的儀式，簡單粗暴地灌輸忠君愛國思想；另一面則竭力干涉學生去教堂參加禮拜，干涉學生改穿西裝，不許他們剪掉辮子……這類事情頻繁發生，以致幼童們給出洋肄業局起了個綽號，叫作「地獄之屋"。
容閡後來在自傳裡責備陳蘭彬，說他"生平膽小如鼠，既極細微之事，亦不敢擔任何責任」sup52/sup,又說他「平素對於留學事務，感情極惡。既彼身所曾任之監督職務，亦久存厭惡之心」53,都是非常耐人尋味的細節觀察。陳蘭彬見識過
朝野輿論積毀銷骨的威力，連奕訴、曾國藩這樣的人物都抵擋不住。他不想在幼童留美這件事情中栽大跟頭，他要的是全身而退，自然不會有什麼擔當。幼童留學正監督這個職務，對他來說已成為燙手山芋，當然會被他厭惡。陳蘭彬後來終於得到機會推掉出洋肄業局的職務，成為清廷駐美國的外交官員，便幾乎不再過問留美幼童的事務。容渴還說，陳蘭彬雖然厭惡自己,但"未至形諸詞色」5: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李鴻章說得明白，陳蘭彬帶幼童去美國，若沒有容閡的幫助，「必致迷於所往，寸步難行」"。現實需要陳蘭彬壓抑住對容閡的不滿。
容閡在美國長大，對清廷朝野的輿論生態缺乏瞭解，也很少能站在清廷官場遊戲的角度思考問題。所以，他觀察到了陳蘭彬那些意味深長的行為舉措，卻不能準確理解它們背後的利害關係，只好在自傳裡單純責備陳蘭彬的個人品行。殊不知，問題不在陳蘭彬的品行有問題，而是清廷的體制有毛病--出洋肄業局前後四任正監督，陳蘭彬、區停良、容增祥與吳嘉善，都與容閡發生過矛盾，都曾指責容閡一味偏重西學，指責他袒護幼童將他們引上了所謂聖賢之道的對立面。此外，容閡在幼童事務上也有許多隱忍。比如多名幼童因偏離所謂的聖賢之道被出洋肄業局終止學業遣返，容閡反對無效後選擇了接受；比如容渴的侄子因信仰了耶穌教而被剝奪留學資格，容閡也選擇自己出錢助其留在美國完成學業。以上種種，既不是容閡與幼童們的運氣差到了極點，所以遇到的每一任正監督人品都不好；也不是容閡的隱忍還不夠，所以每一任正監督都受不了他。而是有病的體制，驅使著這些正監督們必須如此這般去責備容閡。
舉目四顧，這些正監督為了應對積毀銷骨的輿論壓力，除了通過責備無權無勢的容閡來卸責，以此證明自己仍與主流輿論站在一起，他們還能責備誰？
恭親王不再支援漢人留學
1880年底，有御史上奏彈劾出洋肄業局。朝廷接到彈劾後下達上諭，表達了對留美幼童與監管官員的極大不滿：：
有人奏……出洋學生近來多入耶穌教，幫辦翻譯黃姓暗誘學生進教，總辦
區姓十數日不到局，學生等毫無管束，拋荒本業等語。朝廷不惜重帑，設立船政局，並派員管帶幼童出洋，原期製造輪船精堅合式，成就人材，以裨實用。若如所奏種種弊端，尚覆成何事體！56
慈禧下令調查這些事情的真偽。如果對官員的指控屬實，那就將官員撤職；如果確有學生入了耶穌教，就將其遣返回國。
1881年初，已是清廷駐美國兼西班牙、秘魯公使的陳蘭彬回奏說，姓區的總辦經常十多天不來出洋肄業局辦公這種事，或許是有的，因為他帶了兩名侍妾住在別處。姓黃的幫辦洋.人習氣太重，早已被調離出洋肄業局。末了，陳蘭彬援引了一段現任出洋肄業局總辦吳嘉善的意見，稱吳早在去年底就已向自己提出「亟應將局裁撤"，主張中止幼童們的學業，將他們全部撤回國內。理由是幼童們"腹少儒書，德性未堅，尚未究彼技能，實易沾其惡習，即使竭力整飭，亦覺防範難周"--儒書讀得太少，太容易被洋人同化，太容易染上他們的惡習，無論怎麼糾正防範都沒有用。不過，吳嘉善也擔憂有人不願回國，可能會中途逃脫，另生枝節。
陳蘭彬還說，吳嘉善主持出洋肄業局的日常工作，他既然有這樣的建議，可見將來多半是「利少弊多」。若依照吳嘉善的建議，將學生全部撤回國內，一個個嚴加甄別挑選，其中略好一點的可以分派到各衙門充當翻譯，差一些的可以派往天津、上海的機器局、水雷局學門技藝，也算多少還有些用處。畢竟這些學生的洋文不錯，對製造之事也有一些瞭解。末了，陳蘭彬又說：出洋肄業局一直是向南、北洋大臣彙報。此次究竟要不要撤回全部學生，按規矩也應由出洋肄業局寫檔案給南、北洋大臣請求定奪。我只是把留美學生的狀況如實彙報，「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鑑"。幻
此時的北洋大臣是李鴻章。當年力主促成幼童赴美留學的主要人物裡，曾國藩已於首批幼童出國的那年去世，丁日昌已回籍養病，只有李鴻章仍在官場。慈禧將陳蘭彬的奏摺交給總理衙門討論，總理衙門轉而又去徵求李鴻章的意見。‘
陳蘭彬成功地將李鴻章架到了火爐上炙烤。自升任為清廷駐美國兼西班牙、秘魯公使後，他早已不願繼續維繫留美幼童這項事業。1879年夏，李鴻章
致電陳蘭彬，希望他協調好人事關係，務必讓幼童留美一事善始善終時陳蘭彬便無動於衷。後來，第四任正監督吳嘉善與容閡關係破裂，與幼童們水火難容。為報復也為脫身，吳嘉善正式向李鴻章提議撤回留美幼童。李鴻章又兩次致電陳蘭彬，要他與吳嘉善妥善處理。結果陳蘭彬卻與吳嘉善互相推諉，大搞內江。吳嘉善說自己主張裁掉出洋肄業局，留美幼童可以直接由清廷駐美公使館管理；陳蘭彬則對總理衙門說自己決不答應這樣辦，駐美公使館絕不接留美幼童這個燙手山芋。59這一次，陳蘭彬更是抓住機會，向慈禧提出了將幼童全部撤回國內的建議--慈禧原本沒有這種想法，她只是下令遣返那些入了教的學生。
事情捅到慈禧與同治皇帝面前，也就脫出了李鴻章的控制。為不致前功盡棄，李鴻章回復總理衙門，建議採取"半撤半留"的辦法來善後。即裁撤出洋肄業局，撤回學生；已進入大學和畢業在即的學生，可由駐美使館暫時代為管理，等畢業後再令回國。為說服朝廷同意"半留"，李在回覆裡搬出了美國前總統格蘭特和幾位美國大學校長，說他們"皆謂（留美）學生頗有長進，半途中輟殊屬可惜，且於美國顏面有損」6。。挾洋自重提醒朝廷注意外交影響。
李鴻章的回覆無法扭轉局面。總理衙門聽取了四位出洋肄業局正監督的意見。陳蘭彬、區謂良、容增祥與吳嘉善一致聲稱幼童荒廢了「中學"。於是乎，曾被視為強國工具的留美幼童在總理衙門眼裡成了"外洋長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澆風早經習染」的無用之物。此時正鬧得沸沸揚揚的美國排華運動，也讓李鴻章挾洋自重的策略失去了效果。最後由恭親王奕訴拍板，做出了撤回所有留美幼童的決策。他上奏朝廷說：
臣等以為，與其逐漸撤還，莫若概行停止，較為直截。'
恭親王如此決斷，與留美幼童皆是漢人有很直接的關係。自1861年啟動改革以來，他一直懷著濃厚的滿人本位意識，覺得八旗子弟才是最可信賴的統治基礎。所以，他不願意讓漢人進入同文館學外語，也不願意選派綠營將士去歐洲學習軍事技術，還一度希望留美幼童全部自滿人佔絕對多數的同文館裡選拔。他擔憂漢人學好了外語，學得了軍事技術與製造技術之後，便會與洋人聯
手，反過來挑戰滿人的統治秩序。可想而知，當恭親王得知留美幼童「荒廢中學」，穿西裝、進教會的訊息後，會是怎樣的感受。
長期以來，一直是李鴻章孤軍奮戰支援幼童留美這項事業。1870年，曾國藩將留美幼童計劃包裹在其他事務中向朝廷提及後，是李鴻章再次致信曾國藩，敦促他須為此事專門上奏，「斷不可事由中廢」。1874年，派出第三批留美幼童時，朝堂上充斥著開銷過大的質疑，許多人主張不再派遣，也是李鴻章頂住了壓力。1877年，美國物價大漲，留美幼童請求添撥經費，也是李鴻章上奏堅定表態："此舉為造就人才，漸圖自強至計，關係甚大……斷無惜費中止之理。」62如今，他的孤軍奮戰失敗了。
1881年6月28日，總理衙門下令全體留美幼童及相關官員儘速回國。隨後，幼童分三批啟程，被集體遣返。
去國十載，歸來已是"叛徒"
留美幼童的成長會突破清廷的預計，是必然之事。
因為在清廷的設計裡，他們只是強國的工具；但在現實中，他們卻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為了讓這些強國工具服帖，清廷派去監督他們的官員陳蘭彬與吳嘉善等，一再對幼童強調朝廷派他們出洋的本意"是令爾等學外國功夫，不是令爾等忘本國規矩"63一"外國功夫"是工具，是學怎麼造船造槍造炮；"本國規矩」是價值觀，是四書五經、《國朝律例》和《聖諭廣訓|》，是在指定時間遙向大清皇帝磕頭。然而，幼童們進入的是美國的新式學校，不是中國的傳統私塾，他們"終日飽吸自由空氣……言論思想，悉與舊教育不侔"',他們打棒球、踢足球，穿西裝、剪髮辮，入社團、進教堂，在在皆是自由的空氣，皆與《聖諭廣訓》之類的東西背道而馳。
這自由的空氣，對陳蘭彬與吳嘉善等人來說，卻猶如夢魘。
1879年，吳嘉善將幼童們招到清廷駐華盛頓的公使館接受訓話。學生們謁見吳時不行拜跪之禮。吳的僚屬金某大怒，斥責「各生適異忘本；目無師長，固無論其學難期成材，即成亦不能為中國用"65（如此這般忘本，學成了也不可
能為我大清所用）。隨後，吳嘉善向李鴻章打小報告，指責幼童背叛了中國傳
統文化。吳還說，這些幼童即便成材，對國家也毫無益處，他們不可能承擔起朝廷寄託的「取西人器數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禮之道」66的重任。
終止學業半途回國的幼童們深感痛苦。離國十年，很多人已從兒童長成了青年，但在祖國等待他們的不是榮耀，而是羞辱和排斥。幼童黃開甲說，他希望自己學成歸來時有熱烈的人群和溫暖的雙臂，"當我們溯江而上遙望上海時，曾幻想著熱烈的歡迎在等著我們，那熟悉的人潮，和祖國伸出溫暖的手臂擁抱我們……想象中的歡迎，使我們越發激動"。但現實無比淒涼：
船頭劃開揚子江平靜而黃色的水波，當靠碼頭時，那船舷碰岸的巨響，才驚醒我們"烏托邦式"的幻夢。人潮圍繞，但不見一個親友，沒有微笑來迎接我們這失望的一群……為防我們脫逃，一隊中國水兵，押送我們去上海道臺衙門後面的"求知書院"。求知書院已關閉十年了，迷信的人們相信此處常有幽魂出現，驚恐的中國同胞言之鑿鑿，大門十年未開啟，牆壁剝落，地板骯髒，石階滿布青苔，門窗均已潮溼腐爛。當你跨進門檻，立刻黴氣燻鼻，這些陰暗似乎象徵我們的命運。入夜，我們可以清楚看見那潮氣由地上磚縫中冉冉升起，使我們衣衫盡溼，一種昏沉襲罩著我們，這種侮辱刺痛著每個人的心。而令人最可怖的是那些在留學監督頭腦中荒誕不經的思想，使我們學未成而強迫返華。如同狗之吠月，我們無能為力。望著佈滿蛛網的牆壁，使人昏昏欲睡。而手臂接觸到的潮溼，正是我們的被褥。我們的床就是兩條板凳上擺一塊木板，這種簡陋的安排，美其名曰是對我們的招待。67
重新踏上祖國土地的那一刻，幼童們就揹負起了「叛徒"的罪名。他們背叛了清帝國的傳統文化，背叛了清帝國的意識形態，他們是「思想犯"，是"假洋鬼子"，是有害於社會的人，是無益於國家的人6j他們是危險的種子，必須受苦，必須接受監管，必須接受再教育，必須"改邪歸正」。
朝廷在經濟上歧視他們。大多數回國幼童月薪只有四兩銀子。當時一位上海道臺的年薪可達一萬至一萬五千兩銀子。黃開甲說：「這種待遇使我們僅免於凍餓。我們的飢寒與否，政府是漠不關心的，至少我們感到如此。對於我們家人是否凍餓，政府更不予理會了。」砂朝廷也在政治上歧視他們。幼童們毫
無政治地位可言，出洋前承諾的官職自然無望，還須接受嚴厲的監管。曾有兩名幼童苦於薪資不足以餬口，自天津逃至上海謀生，甫脫離朝廷監管即遭到通緝，剛在上海下船就被抓了起來。當年的《申報》詳細報道了此事，然後感慨道：
觀此二生（之遭遇），而凡學生之月領三金以候缺者，皆惴惴為不敢逃亡矣噫。昔以遠大期之，而今以卑賤處之。其給俸也不如西商之侍者，其監管也宛如殲狸之羈囚。如此用人，安得有良材大器出而為國家辦洋務哉！"
容閡的恩師鮑留雲之子羅伯特當時身在上海，也留下了一段對幼童境況的觀察，與《申報》的描述一般無二：
第二批返華幼童剛剛到上海，立刻被送往城內，並且與外界嚴密隔絕，使我無法與他們聯絡。我曾在大街上匆匆見到（黃）開甲一面，因為他負有公差，才特准外出也。不知何故，他們被中國官方視同罪犯（criminals）,對這種侮辱，使他們全體憤慨不已。在留美期間，他們對"文明社會"已深切體會。也許，中國政府召他們返國正擬將開明的種苗拔除，則此實為自取敗亡之舉。"
除了官府的重重管控，還有社會的處處歧視。有人寫文章罵歸國幼童「言笑動作皆與外國人無異」，「直為外國增丁口之數」j也有人罵他們全是「貧賤小戶子弟……鄙薄中國較洋人為尤甚」，留學歸來後比洋人還瞧不起大清，派他們出洋純粹是「徒糜國帑，未得人才」刀。幼童們唯有哀嘆：「我們是易於摧毀的，我們沒有忍耐的天賦，我們似新生的樹苗，由肥沃的土壤、溫和的氣候移植到無知迷信的荒漠，我們不會成長，只會漸漸枯萎。""
試圖通過引入近代教育來造一個"少年新中國"，進而使得「人人鹹解公權、私權之意義"的容閡，也因畢生志願橫遭摧毀而"頓覺心灰，無復生趣」a他後來在天津見到李鴻章，嚴厲指責這位洋務老臣沒能盡力保全這項事業。其實，李鴻章內心的痛苦絲毫不亞於容閡。這位資深"裱糊匠"原本期望造就一批懂近代技術的青年「裱糊匠"。但幼童們接受的新式教育是一個有機
整體，註定無法與舊體制接棒。越來越多的資訊傳回國內，那些被當作"強國工具」送出去的幼童，已成了清流士大夫們眼中不可饒恕的"叛徒」。事情已經失控，連恭親王奕訴都不再支援此事，老裱糊匠實已無能為力。
但容閔還是在絕望中看到了希望。幼童被迫回國那年，他預言道："學生既被召回國，以中國官場之待遇，代在美時學校生活，腦中驟感變遷，不堪回首可知。以故人人心中鹹謂東西文化，判若天淵；而於中國根本上之改革，認為不能稍緩之事。此種觀念，深入腦筋，無論身經若何變遷，皆不能或忘也。」%容閡的樂觀是對的，種子只要播下去，遲早會有發芽的機會。1911年，便有一顆他播下的種子發了芽--留美幼童出身的唐紹儀，在該年被任命為清廷袁世凱內閣的全權代表，赴上海與南方民軍總代表伍廷芳談判議和。唐在談判中極言：
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應當推動。sup77/s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