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的改革過程中，1875年是一個非常微妙的年份。首先是同治皇帝在這一年去世。去世之前他已親政了約兩年時間，在這短暫的親政期內，同治皇帝對晚清改革的掌舵者奕訴和參與改革的官僚集團，均表現出了相當大的敵意。其次是慈禧太后藉著立幼主為帝，自後宮走入前朝，再次獲得垂簾聽政的權力。這位剛剛年滿40歲的女強人，此時已諳熟各種傳統權術，但她的見識還遠不足以適應時代轉型的需要。
這是改革前路命運難測的一年。
朕將皇位讓給你恭親王如何？
清帝國在1861年定年號為「同治"的含義，既是指兩宮太后與恭親王奕訴共同輔政，也是指愛新覺羅皇室改弦更張，放棄了咸豐時代以高壓整肅官僚集團的路線，要與內外滿漢群臣共治天下，要「你好我好大家好」。
然而，隨著同治皇帝載淳年歲漸長並於1873年正式親政，群臣們發現皇帝其實並不喜歡"同治」這個詞，也不喜歡與兩宮太后、恭親王和官僚集團共治天下。
1874年的重修圓明園風波，將年輕皇帝的這種心思表露無遺。
「庚申之變"中，圓明園被英法聯軍焚燬，這一直是愛新覺羅皇室最沉重的傷痛。同治年間，太平軍、捻軍俱被鎮壓，與歐美各國的關係也因總理衙門奉行條約外交而有所緩和，雖最高決策層仍時常因天津教案等突發事件而憂懼「庚申之變"重現，但在一般官員和普通知識分子眼中，清王朝已是一派「中興氣象」。1863年，太平天國行將潰滅之際，通政使王拯上奏說"此誠我國家運際中興，千載一時之際會也」；1875年，又有陳強收錄朝臣奏章編輯成書，直接定名為《同治中興京外奏議約編》:與"中興"的輿論大體同步，朝堂上也出現了重修圓明園的主張，比如1868年御史德泰上奏「請修理園庭以復舊制」。雖然該建議被恭親王奕訴以"軍務未平，民生困苦流離」2為由駁回，德泰本人也被革職，但也足見朝野內外已漸漸萌發出了自大心態。
年輕的同治皇帝似乎也覺得中興之期已至。1873年親政後，他便將重修圓明園的計劃提上了日程。這年10月，同治皇帝以給兩宮太后修築頤養天年之所為由，頒佈上諭重修圓明園。帝師李鴻藻一再諫阻，說這是「以有用之財，置無用之地」\於是同治皇帝在11月17日再發上諭，說自己只是「擇要重修"，並不是要全盤恢復圓明園的舊觀，目的只是向兩宮太后盡孝，且希望"王公以下京外大小官員量力報效捐修」，所謂「擇要重修"只是好聽之詞，實際涉及建築多達3000餘間。
皇帝的一意孤行，引來陝西道監察御史沈淮的反對。沈上奏說，國庫空虛，水旱災害頻發，軍務也尚有許多待辦之事，此時絕非修圓明園的時機。同治帝讀到奏摺後「震怒，立召見，諭以大孝養志之義」'為示圓明園必修的決心，同治帝於沈淮上奏的次日又下了一道諭旨，說現在國庫確實空虛，水旱災害確實頻發，軍務確實還有許多該辦之事，自己也是個"躬行節儉"之人，絕不肯大興土木增加天下負擔，但兩宮太后"親裁大政十有餘年"，現在要退下去，如果沒有一個頤養天年的所在，"朕心實為悚仄"，心中是有恐懼與愧疚的。所以圓明園還是得修，但"不得過於華靡"%
這道諭旨，在五天之後引來了福建道監察御史遊百川的反對。同治帝大怒，又將遊百川召來詰責。與沈淮不擅言辭不同，遊百川面對皇帝的斥責仍能侃侃而談，「廷i爭譚譚數百言，聲震殿瓦"7。怒意難消的同治帝再次擬旨，痛斥遊百川不能體察自己對兩宮太后的孝心，實在是可恨至極。1874年3月，在載淳的一意孤行下，圓明園重修工程正式啟動。內務府行文湖廣四川等南方省份，要他們採辦大型木材3000件運往京城使用。
就在所有人都覺得圓明園重修已成定局的時候，卻發生了荒唐的「李光昭案」。•
李光昭是一名廣東商人，據說曾買了個候補知府的官銜，但始終沒拿到部照。同治帝命各省採辦木料的諭旨發下去之後，引起李光昭的注意。他試圖做
一回兩頭通吃的中間商，先是聯絡內務府說自己可以弄到一大批巨木，"價值數十萬金"，願砍伐後運往京城報效皇上。內務府向同治帝報告此事，同治帝遂下旨給了李光昭一堆特權，如沿途關卡免稅放行、可與督撫會商事務等。李遂搖身一變，成了自稱"奉旨採辦」的欽差。搞定了皇帝，下一步自然是去搞定木材。李光昭沒有經營木材的經驗，他跑到湖北一番考察後，發現去深山砍伐巨木耗時費錢，沒多少差價可賺。於是改變主意去了香港，以"圓明園監督代大清皇帝"的名義，與一名法國商人訂立合同，向其購買5萬餘兩白銀的木材，商量好木材運到天津後再付款。另一頭，李光昭卻向內務府報告說這批木料價值30萬兩白銀。結果，洋商履約將木料運到了天津，李光昭卻沒有籌集到足夠的資金付款，被洋人告到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處。李細察合同後大驚，發現立約者竟是同治皇帝。李光昭與內務府勾結，一頭騙朝廷一頭騙洋人空手套白狼的把戲，隨之曝光。sup8/sup
1874年8月18日，李鴻章上奏報告"李光昭案"的調查情況。針對圓明園的不滿輿論趁機再起。8月27日：恭親王奕訴、醇親王奕譚、惇親王奕磔、軍機大臣文祥、大學士李鴻藻等十位王公重臣聯名上奏，請求停止修建圓明園，這是同治帝親政以來未曾見過的陣勢。
拖延了兩天後，經眾人再三請求，同治帝終於召見奕訴等人。
召見極不愉快。皇帝質問奕訴等人："我停工如何？爾等尚有嘵舌？」奕訴回覆說："臣等所奏尚多，不止停工一事，容臣宣誦。"隨即開始念眾人共同起草的奏摺內容。同治帝大怒，喝問奕訴："此位讓爾如何？「言語激烈至此，以致本就有病在身的文祥"伏地一慟，喘息幾絕」，不得不被人攙扶先行離開。奕訴被怒斥後，換醇親王奕謂出面「泣陳」，當奕譚說到皇帝不該頻繁出宮「微行"時，載淳再次發飆，「堅問何從聽聞」，堅持要奕譚說出訊息來源拿出人證，否則就不能與他罷休。無可奈何，奕譚只好說出具體的時間與地點，同治帝「怫然語塞」沒了話說。9
出宮"微行"之事被群臣指責，讓同治帝極為惱火。數天後，他再次召見奕譚，欲逼問出究竟是誰洩露了他的「天機"。適逢當天奕譚外‘出至南苑驗炮，只好轉召奕訴盤問。皇帝威脅稱，若說不出訊息源，就等於捏造言辭誹謗君王，奕訴只好如實回覆資訊來自「臣子載徵"。載徵比載淳小兩歲，二人曾
多次結伴"微行"。sup10/sup,
9月9日，同治帝迫於壓力釋出上諭，停止圓明園工程，改為修繕三海。該上諭釋出之前，皇帝另擬了一道硃諭給軍機大臣文祥等人，其中列舉了恭親王的種種罪狀，包括「目無君上，欺朕之幼，諸多跋扈，並種種奸弊不可盡言"，皇帝宣佈革去奕訴的親王世襲罔替及所兼軍機大臣等一切差使，降為不入八分輔國公，同時免去其子載激的一切爵秩，交宗人府嚴議。顯然，這是對奕訴反對圓明園修復工程、載徵洩露皇帝"微行」天機的嚴厲報復；"欺朕之幼，諸多跋扈」一句，還顯示年輕的皇帝對這位輔政親王早已心生怨恨。文祥等人接到硃諭後大驚失色，回奏說「目無君上"等罪名，或許存在盛怒之下措辭過重的問題，希望皇帝冷靜一天，"容臣等明日召見後請旨」，或由文祥等現在另擬一道諭旨「進呈御覽"。同治帝對文祥的建議毫不考慮，寫下了「文祥等所奏著不準行」的硃批。"
次日，硃諭下發。裡面說："朕自去歲正月二十六日親政以來，每逢召對恭親王時，語言之間，曲多失儀，著加恩改為革去親王世襲罔替，降為郡王，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並載澈革去貝勒郡王銜，以示懲儆。"i2較之文祥前一天看到的版本，過於激烈的言辭如「目無君上，欺朕之幼，諸多跋扈"等已經刪去，改為只有當事人心知肚明的「語言之間，諸多失儀"。可知文祥的建議雖未被採納，但多少仍對同治帝起到了一些影響。
再次日，同治帝又以「朋比謀為不軌"的罪名，將包括惇親王、醇親王、文祥、李鴻藻在內的十名力主停修的王公重臣盡行革職。
皇帝跋扈至如此程度，兩宮太后終於不得不出面阻止，強迫同治帝停止對王公大臣的懲罰，下發新諭旨賞還奕訴父子的爵位與職務。"至此，"圓明園重修風波」終於算是消停了下來。
據統計，此番風波之中，公開站出來反對重修圓明園者，"王公重臣有十人：惇王、恭王、醇王、伯王、景壽、奕勤、文祥、寶籤、沈桂芬、李鴻藻。翰詹科道學政十二人：御史沈淮、遊百川、陳彝、孫鳳翔、鄧承修、李宏謨、張景清，詹事袁保恆、王家璧，內閣學士謝維藩，侍講寶廷，學政李文田。直接或間接起作用的地方總督巡撫有吳棠、李宗羲、李瀚章、李鴻章四人」。m
也就是說，在圓明園重修風波中，年輕皇帝載淳幾乎站到了整個官僚集團中堅力量的對立面。
捱過揍的人要更靠譜一些
除了自我感覺良好覺得清帝國已步入復興之期外，同治皇帝執著於重修頤和園，還有另一重目的，那就是擺脫慈禧太后的約束。
自6歲即位以來，載淳長期處於慈禧的嚴密保護與管教之下，很少能隨心所欲。甚至於在同治帝1872年大婚之後，慈禧仍「陰使內監時時監視之」，對他很不放心。這種嚴格管教，也見於慈禧給帝師李鴻藻等人的懿旨，要他們在同治帝親政之後「照常入直，盡心講貫」"，繼續按以前的辦法給皇帝上課。慈禧的本意自然是將兒子培養成一位賢明的君王。故此，她常告誡同治帝"毋輒至宮中，致妨政務」，希望年輕皇帝不要將精力過多放在後宮之中。載淳血氣方剛，又不能違忤母親，只好搞消極抵抗，"於是終歲獨宿乾清宮」。sup16/sup
「終歲獨宿乾清宮"其實也給了同治帝放縱自我的機會，讓他可以瞞著慈禧太后出宮「微行」。據說，同治帝曾遊歷至湖南會館，翻檢塗抹了某舉人的案頭文章。又曾拿著金瓜子（是碎金的一種稱謂，為帝王的御用賞賜之物），到琉璃廠購物。還曾在某酒肆之中遇到過總理衙門大臣毛昶熙，把後者嚇了一大跳，趕緊讓步軍統領衙門派來衛士十餘人貼身保護。i7這些說法的具體情節未可視為真事，金瓜子云雲更顯出了演義成分。但載淳喜歡「微行"，甚至有眠花宿柳之舉，在朝臣中實是不公開的秘密。除了奕訴在重修圓明園風波中揭破過此事外，帝師翁同穌日記中也有記載。
比如1874年10月31日（也就是重修圓明園風波發生約兩個月後），翁在日記裡說，昨天有馬車驚逸入神武門，一直飛馳到景運門，「然同坐車者中官小李（旁註：上乘轎），照舊當差莫問也"九中官就是太監。翁這段日記是在含蓄地說皇帝又悄悄出宮了，回宮時太監所乘之車因馬受驚出了意外，萬幸皇帝坐在轎子裡，才安然無恙。翁日記裡還說，之前的十天裡，皇帝也都沒有進入書房讀書，之後也是頻繁的「無書房"（皇帝傳旨今天不上課），翁整整有一個月沒有去弘德殿給皇帝授讀講課\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不言自明："為什麼
皇帝懶於讀書？說白了就是經常夜間外出，弄得筋疲力盡，第二天哪有精神讀書。學生放老師的假，老師無可奈何，只能乾著急。"2。
「微行"是偷偷摸摸之舉，終究不如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來得舒坦。所以，在1873-1874年，同治帝強烈希望耗費巨資重修圓明園，以之作為兩宮太后的養老之所。當年，乾隆皇帝曾以盡孝的名義，將母親安置在紫禁城外的綺春園。如今，同治皇帝也想要效仿先例，將慈禧太后安置在重修後的圓明園內。其目的既是"希望慈禧太后能一直熱衷圓明園的重建，減少對國家事務的關注。通過將太后移至園林，從而掌控皇權」t,也是為了徹底掙脫慈禧以母愛之名構築起來的牢籠。
對這種隱秘動機，慈禧太后與恭親王奕祈自然是洞若觀火。慈禧愛子心切，在1873-1874年，似懷有一種樂見同治帝順利實現親政、展示乾綱獨斷的心態，故長期未就圓明園重修之事發表意見。奕訴審時度勢，也曾一度響應皇帝發出的"王公以下京外大小官員量力報效捐修」的號召，在1874年初帶頭捐獻了第一筆白銀共計2萬而（後來又補捐了5000兩）。隨後，醇親王等8名皇室成員也在1874年5月份捐獻了5.6萬兩白銀。再之後，帝師群體也捐助了銀兩，雖然數額頗小，也相當於表達了贊同的立場。22直到李鴻章藉著"李光昭案"將「圓明園重修"再次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言官們衝鋒在前，眾王公大臣才又再次堅定立場，聯名向同治帝施壓。
同治帝在風波中的種種表現，可謂集輕狂與躁進於一身，衝動而不顧後果，決策被情緒嚴重左右。這足以提供一種理解：1874年的奕訴與文祥等人並不希望慈禧太后全然退出政治舞臺。之前的十餘年裡，慈禧太后已充分展示出了她在"維持大局"一事上的隱忍與得體，而年輕的同治帝顯然還無法做到這一點。在1870年的"天津教案」裡，他發出過"若得僧格林沁三數人把截海口，不難盡殲此輩（法國人）"的妄言23；在1873年的"公使覲見"中，他又對洋人立身不跪一事始終耿耿於懷，以致在「圓明園重修風波"中仍拿當日之事來質問反對者："當洋人求覲之時，汝何不奏請止其覲見乎？」m略言之，對慈禧與奕祈而言，"庚申之變"是刻骨銘心的沉痛往事，他們見識過英法聯軍摧枯拉朽的力量；但年輕的同治帝很難感同身受（他當時年僅4歲），他念茲在茲的是要將洋人盡數殲滅。
在帝師李鴻藻看來，同治帝種種政治上的不成熟，與他只熱衷"遊觀」而不願為清帝國的命運擔起責任有直接關係。所以在1874年的一份奏摺裡，李鴻藻勸諫說：前幾年皇帝來弘德殿"讀書看折"，是一種"孜孜討究」的態度，如今卻是"每月書房不過數次」，且來去匆匆，可謂有讀書之名而無讀書之實。他希望年輕皇帝將精力放到學問中來：
夫學問與政事相為表裡，於學問多一分講求，即於政事增一分識見，二者不可偏廢也。伏願我皇上慎遵皇太后懿旨，每日辦事之後，仍到書房認真討論。乃
李鴻藻這份奏摺，顯示他將約束同治帝的期望仍放在慈禧太后身上。輔政的恭親王與諸位帝師都拿年輕皇帝的任性胡為毫無辦法，只有慈禧太后才能管住皇帝的輕狂躁進。這一點，也在"圓明園重修風波"即將失控之際得到了事實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