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也沒有想到，年紀輕輕生龍活虎的同治帝很快就去世了。
同治帝發病是在1874年11月底，去世是在1875年1月中旬，時間很短，近乎暴斃。官方檔案說他死於天花，民間長期傳言死於梅毒。就史料對勘的結果而言，同治帝確實死於天花無疑。畢竟，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萬歲爺進藥用藥底簿》經醫家鑑定，確實是治療天花的藥方26。帝師翁同穌的私人日記裡所載病情症狀與所錄藥方，也有與天花相合之處2,但民間流傳的梅毒說，也非是毫無根據的揣測。同治帝確實經常偷溜出宮，有感染梅毒的可能。御醫李德立是皇帝的主治醫生之一，據其曾孫回憶，李德立生前曾告訴家人，同治帝是染有梅毒的：
五十年前我的祖父在世時，我為此疑案當面問過他，他說，「同治確實是死於梅毒"。據祖父面告，曾祖父奉詔入養心殿請脈之初，已經看出是梅毒之症。為了慎重起見，曾約一位有名外科御醫張本仁會診，一致肯定是梅毒大瘡。自忖若奏明載淳生母慈禧，她通曉醫道，喜怒無常，如若一時火起，指責有辱九五之尊，必遭殺身之禍。倘若知情不報隱瞞病情，又怕責任重大，最終
難免治罪，真是左右為難，經與右院判莊守和商議，認為反正是治不好的病，何況這是自古以來少見的帝王之絕症，難告於天下，不如裝糊塗吧。既然宮中都說天子出水痘，就照天花來治。好在皇室近臣對天子微服尋花問柳，都睜一眼閉一眼，諱而不言，自己又何必戳穿，自討苦吃呢。28
第一種可以有效治療梅毒的藥物碑凡納明.（salvarsan,一種有機碑化合物），要到1910年才由歐洲醫學界發明。對1874—1875年的清廷御醫來說，梅毒確實是一種讓人束手無策的疾病。翁同穌日記中記載的同治帝的某些症狀，如"腰間、臀部腫處兩孔皆流膿，而根盤甚大」等，與"楊梅大瘡」的症狀似也很難做明確的區分。對御醫們來說，站在自保立場，與其診斷稱皇帝得了梅毒並將之記入藥方，確實不如不說也不做記錄為妙。對皇室來說，梅毒之症既然無法治癒，為保住皇權的體面，也只能對外宣稱皇帝得的是天花。不過，檔案裡治療天花的藥方畢竟難以否定，梅毒也未必會在短短一兩個月內即致人死亡（不少人患病後還可卷活多年）。有學者據此認為，"同治皇帝之死，起因天花，終於梅毒」2"他頻繁出宮"微行"，有可能同時感染了天花與梅毒，兩種疾病合力加速了同治帝的死亡。
大轉型時代最需要的是見識
1875年1月12日，太陽方落之際"，同治皇帝載淳去世。當晚8時，慈禧宣佈將醇王奕謂次子載湧過繼給咸豐以繼承皇位，也就是後來的光緒皇帝。載湧時年僅4歲。這項有條不紊的安排，顯示慈禧太后早已接受了載淳不治這個事實。
翁同解在日記中，記錄下了當天的決策情形：
戌正，太后召諸臣入，諭雲此後垂簾如何？樞臣中有言宗社為重，請擇賢而立，然後懇乞垂簾。諭日：「文宗無次子，今遭此變，若承嗣年長者實不願，須幼者乃可教育。現在一語即定，永無更移，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聽。"則即宣日某。維時醇郡王驚遽敬唯碰頭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3]
據這段日記可以知道，•立年僅4歲的載湧為帝是慈禧與慈安二人的獨斷決定，並未與奕訴、奕譚及軍機大臣商議妥當。故慈禧詢問"此後垂簾如何」時，有「樞臣"站出來主張"擇賢而立」，顯見該「樞臣」（一般認為即是指奕訴）與慈禧之間尚無共識（可能連碰頭會議也沒有開）。隨後，慈禧即以"若承嗣年長者實不願，須幼者乃可教育"為由，決定立載港為帝。
"若承嗣年長者實不願，須幼者乃可教育"一句，通常被解讀為慈禧貪戀權力，不願垂簾聽政過早結束。這自然是有道理的。不過這句話也還存有另一層意味深長的含義--它直接指向了恭親王奕訴及其子載徵。載徵時年16歲,正是適合繼位的「年長者"。.
如前文所言，同治帝有微服遊觀、尋花問柳的癖好，其染疾身亡與這種癖好有直接關係。在1874年的"圓明園重修風波」中，同治帝的癖好在朝堂上被揭發，人證之一就是載徵一一載徵自幼在弘德殿給同治帝做伴讀，曾因與皇帝共演「褻劇」而被奕訴施以囚禁的處罰。同治皇帝成年後，時常召載激一同出宮遊玩。這也是奕訴能自載徵處得知同治皇帝"微服"的原因。3z慈禧此時說出"若承嗣年長者實不願，須幼者乃可教育"這樣的話，實際上是在責難奕訴，不點名批評載徵這類「年長者"已與同治皇帝一樣徹底學壞無可挽救，只有載湧這種猶如白紙的幼童，才具備被教育成一代聖君的潛力。
慈禧以載激不學好為由，一次性否決了皇室近支裡與同治皇帝同輩的所有"年長者」。奕訴雖主張立賢，卻無法為自己的兒子載徵辯護，自然也就沒有了立場再來挑戰慈禧的決定。
有同治皇帝的教訓在前，慈禧對光緒皇帝載湧的教育確實格外慎重。她先是將曾與同治一起「微服冶遊"的侍講王慶祺革職永不敘用，又將新皇帝身邊的服侍者全部換成"老成質樸」的中老年人，理由是青年人「年少輕佻"會帶壞皇帝；同時還整頓太監繫統，將一大批服侍過同治的太監或發往黑龍江為奴，或送去宮外惻草。在帝師的選擇和學業的監管上，更是嚴之又嚴。"遺憾的是，這種嚴厲管控，並沒有讓光緒對慈禧產生真正的母子之情，反造成了一種無法逾越的感情裂縫，這裂縫又深刻影響了晚清最後20年的歷史走向。此乃後話，這裡不再展開。
1875年2月25日，光緒皇帝正式即位。清廷再度回到慈禧垂簾、奕訴輔政的
時代。與1861年不同的是，此時的奕訴已沒有議政王的頭銜（1865年被慈禧剝奪），他是靠著與慈安太后、文祥及曾、左、李等地方督撫之間的親密關係，靠著處理洋務的經驗與能力，才得以繼續執掌軍機處和總理衙門，成為清廷改革的掌舵者。他與慈禧之間的關係早已由「雙頭體制"變成"一線二線"。慈禧是最終決策者，奕訴是資訊的處理者和政策的執行者。1872年，曾國藩去世；1876年，文祥去世；1881年，慈安太后去世。奕祈的支援者日漸凋零，他與慈禧之間權力天平的失衡越來越大，晚清改革的舵手，也正由奕訴急速過渡至慈禧太后。
李鴻章在1873年說過，清廷所處的環境是"數千年一大變局""。應對這樣的變局，需要權謀，但更需要的是見識。站在1900年的歷史關口回看1875年，結論無疑是悲觀的。同治皇帝的能力與擔當，均不足以應對清廷當時面對的局勢。就時代轉型而言，他的去世並不值得惋惜。可是，清廷隨後急速邁入慈禧時代，也並非幸事--慈禧太后是一位典型的權術有餘而見識不足的統治者，
"同治中興"是她的權術所能企及的極限高度。至於引領時代走出變局，已遠非她淺陋的見識所能完成。
慈禧太后的知識結構存在很嚴重的問題。
一方面，毋庸置疑，垂簾多年，慈禧於高層權力鬥爭頗具心得。早在聽政之初，慈禧即曉諭大臣，將歷代帝王政治及垂簾事蹟彙纂成一部《治平寶鑑》進呈，由大臣輪班為自己講解。這部「帝王術"，選錄漢、唐以來帝王政治及母后臨朝事蹟，共計108人，每人1條至23條不等，總計314條35。精深的「帝王術」造詣，是慈禧在晚清歷次高層權鬥中屹立不倒的重要倚仗。
另一方面，慈禧又嚴重缺乏近代科學常識、文化常識與政治常識。
科學常識欠缺的典型例子，是她在庚子年深信「神術」可以抵禦八國聯軍。電視劇《走向共和》裡有一段情節，是義和團大師兄們在慈禧面前表演各種"神術」，慈禧賞過他們之後轉身即對左右解釋："剛才看到的那些個鬼把戲，全是假的，騙不了我。可那一條條精壯的漢子是真的，若是不能善加利用可不得了，那可就是洪水猛獸啊。」m這段劇情，其實高估了慈禧的認知能力。因地方督撫一再責備朝廷走上了「邪術保國」的歧路，慈禧確曾在1900年6月下達過一份諭旨，說自己之所以要重用義和團裡那一條條精壯的漢子，是因為當
時京城的義和團已多達十數萬之眾，若採取剿滅政策，恐將其激反釀成心腹之禍"，希望地方督撫能諒解這一萬不得已的苦衷。這道諭旨，大約正是《走向共和》中那段慈禧臺詞的史料來源。
其實，該諭旨只是慈禧特殊情勢下的一種自我辯解，並不足以證明她不信「邪術」38。反倒是1900年7月16日慈禧下達的另兩道諭旨，非常明確地證實她確實幹過"邪術保國"之事。
第一道諭旨由軍機大臣寄給直隸總督裕祿:"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奉上諭：現在天津事機緊迫，・聞五臺山南山極樂寺住持僧普濟，戒律精嚴，深通佛法。該僧現尚在津。著裕祿傳旨，諭令該僧聯絡義和團民，設法堵擊，毋令夷逆北竄，是為切要，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39第二道諭旨系"軍機大臣面奉」，也就是當面下達給軍機大臣，接旨者是五臺山的一位和尚：「諭旨五臺山南山極樂寺住持僧普濟，戒律精嚴，深通佛法。現在天津事機緊迫，所到夷船甚多，該僧素善修持，心存報國，著即聯屬義和團民，設法御擊剿辦，滅此兇夷；毋任肆擾，荼毒生靈，實為厚望。欽此。」4。
慈禧之所以急命「深通佛法"的僧人前往堵擊、剿辦八國聯軍，是為了彌補義和團的神術失效。據《庚子傳信錄》記載，拳民進攻東交民巷使館區受挫後，6月20日，大學士啟秀奏請：「使臣不除必有後患，五臺僧普濟有六甲神兵，請召之會攻。」41普濟和尚俗名李向善，乃清末民間秘密宗教"九宮道」的道首。李向善自稱彌勒佛轉世，懷有「神法"。他與慈禧是否有過直接交往已無法考證。有學者認為，依據"九宮道"遺留下來的材料，1892年，慈禧曾賜五臺山極樂寺匾題"真如自在"四字，並敕封李向善為「極樂寺叢林普濟師」。也有學者認為，李向善當年的影響力已擴張至京城，世襲承恩公頭等侍衛志鈞、大學士啟秀等，都是李的信徒，但「真如自在」四字恐非慈禧正式的賞賜，可能是「經由志鈞之手"間接取得。42
普濟最後有沒有奉旨前去用"神法」抵禦八國聯軍？尚無足夠的材料可以說明。據庚子年任職軍機處的高樹講，"尚書啟秀函請五臺山僧普淨來京攻西什庫教堂，僧言關聖降神附其身，攜青龍刀一柄，《春秋》一部彳騎赤兔馬往攻，入陣便中炮亡，惟馬逃歸"。"其胞弟高相的日記、陳恆慶的《清季野聞》，也有相似記載。也此"普淨」與諭旨中的「普濟"是何關係？有人推斷認
為，普濟奉詔後"他自己沒有留住京師，只派一道首詭稱能關聖附體……」，這個被推出來作炮灰的「道首」就是普淨。也有意見稱，"普濟似未奉旨參與天津戰事"，普濟"在1900年來過北京之說則純屬子虛烏有的事"osup45/sup.
不管最後的執行情況如何，李向善的"神法"在庚子年受到慈禧的青睞，這一點是有諭旨可證的。慈禧青睞九宮道的"神法」，也相信義和團的"神功」。正如孔祥吉所言：「不能簡單地說慈禧只是企圖'利用'義和團。清宮檔案中有許多資料說明，慈禧對義和團的某些'教義'‘法術'是深信不疑的。」.科學日益昌明:是19世紀世界歷史潮流的一個重要部分，很顯然慈禧沒有注意到這股潮流，更沒有接近過這股潮流。身為最高決策者，她對"六丁六甲神兵"的迷信，與當時的普通鄉野老太並無區別。
文化常識欠缺的典型例子，是慈禧始終覺得外國傳教士會挖人眼球。裕庚之女德齡曾隨父在歐洲生活，1903年回國後充任慈禧的貼身女官。據她回憶，慈禧相信李蓮英的說法：「李蓮英說外國教士有一種藥，給中國人吃了，中國人就會自願信他們的教「於是他們再假意叫中國人仔細想想：說他們是不願意強迫人家違反自己意思而信教的。教士還要拐走中國的小孩，把他們的眼睛挖出來做藥。」德齡告訴慈禧，這些都是造謠："我曾碰到許多教士，他們心腸都很慈悲，願意做各種事情來幫助窮苦的中國人，我又告訴她，他們怎樣救濟孤兒……"慈禧無法反駁德齡的話，但她仍表示不解："不過這些教士，為什麼不在自己國裡幫著自己的百姓呢？"47
教案與晚清最後的五十年糾葛極深，慈禧對傳教士的認知卻長期停滯在這種程度，竟讓李蓮英這樣的人物成了她的資訊來源，可見她早已深陷在自己一手構築的「資訊繭房」（或謂「資訊舒適區」）裡，知識結構久已不再更新。
政治常識欠缺的典型例子，是慈禧無法理解種種近代政治常識，比如「立憲」。這當然也正是知識不再更新的必然結果。無論是證之學理，或是驗之史實，「立憲」的核心內容必然是「限制君權，擴張民權"。但慈禧在清末新政之中卻相信了載澤的謬論，認定"君主立憲"的核心是削奪地方督撫們的權力，進而"鞏固君權」。載澤於1906年8月23日進呈密摺，慈禧9月1日即宣佈"預備立憲」。^待到慈禧發覺"自己所理解的立憲」，與「地方督撫們所理解的立憲」完全是南轅北轍的兩碼事時，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衝突已一發不可收
拾。故而，1907年召見自日本留學歸來的曹汝霖時，心存疑惑的慈禧特意詢問曹，要他說一說"日本立憲"的真實狀況是怎樣的。曹告訴慈禧，立憲之後"上下都應照憲法行事""人民有選舉權」「總理大臣有一切行政權柄」……如此種種，與慈禧之前的認知完全不同。據曹回憶：「太后聽了，若有所思，半頃不語。""半天不說話，大概是曹的回答給了慈禧很大的衝擊。這種衝擊，最後演變成了悔恨。擔任晚清宮廷史官十餘年之久的作毓鼎，在日記中披露說，1908年11月15日，慈禧於病危彌留之際，"忽嘆曰：不當允彼等立憲。少頃又曰：誤矣！畢竟不當立憲。」5。
其實，早在1869年，曾國藩就已隱約覺察到清廷的改革缺乏一個合格的領袖人物。那年，他依據之前在京城的各種近距離接觸，給了慈禧一句評價：
「才地平常，見面無一要語。」也給了奕祈一句評價：「極聰明，而晃盪不能立足。」"前者說的，大約是慈禧並不瞭解時代之要務何在，故召見曾國藩問話，卻問不出什麼有實際價值的問題；後者說的，大約是奕訴的權力基礎不穩固，政治地位始終處於搖擺不定的狀態，政策自然也就很難有什麼延續性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