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日記不知是何居心
1876年11月10日，郭嵩煮正式離京赴英。
在上海候船期間，他給兩江總督沈葆楨去信一封，裡面說：「嵩煮乃以老病之身，奔走七萬裡，自京師士大夫下及鄉里父老，相與痛詆之，更不復以人數。英使且以謝過為辭，陵逼百端。衰老顛沛乃至此極，公將何以教之？"m天下議論洶洶，已不將郭嵩煮當人看待，這是時代的主流意見。郭問沈葆楨「公將何以教之」，其實只是在傾吐內心的苦悶，並非真的期待沈有什麼妙策可以提供。郭還在信裡說，"默察天下人心，洋患恐未有已也"。能認知到「洋患」的由來並不僅僅是洋人的驕橫進逼，也有"天下人心"過於荒誕、舉國憤憤而無理智的緣故，這是郭嵩煮領先於時代之處，也是他的悲哀之處。
1877年1月21日，郭嵩煮、劉錫鴻與兩位外國秘書馬格里、禧在明，以及15
名隨從，抵達倫敦。2月8日，郭向維多利亞女王遞上了光緒皇帝的致歉國書。國書中寫道：
馬嘉理持照入滇邊境，慘遭被害，不但有關生命，並致幾傷和好，朕深為惋惜。茲特簡欽差大臣、署禮部左侍郎、總理各國事務大臣郭嵩希，前赴貴國代達衷曲，以為真心和好之據。朕知郭嵩春幹練忠誠，和平通達，辦理中外事務甚為熟悉。務望推誠相信，得以永臻友睦，共享昇平，諒必深為歡悅也。35
致歉之事完結後，英國外交部告訴郭嵩煮，在英國設立大使館還需要向女王遞交一份正式的國書，且須在國書中寫明副使劉錫鴻的名字與官職。郭嵩煮隨即將此事彙報給了朝廷。郭擔憂朝中無知者將英方的要求解讀為歧視，然後藉機鬧出外交風波，故在奏摺開篇冒著再度被打成漢奸的風險，為英國政府做了一番解釋，明言此事絕非英方在刻意為難，而是他們重視條約這類制度性的東西：
西洋以邦交為重，蓋有春秋列國之風，相與創為《萬國公法》，規條嚴謹，諸大國互相維持，其規模氣象實遠出列國紛爭之上。日本一允通商，即傾誠與之相結，誠有見於保國安民之計，於此有相維繫者。sup36/sup
這是在拿歐洲近代外交，與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合縱連橫式外交做比較。在郭眼裡，前者不但有《萬國公法》這樣的制度建設，還有「諸大國互相維持」的制度自覺，較之翻雲覆雨、唯利是圖的合縱連橫式外交，可謂勝出遠矣。說完這些「漢奸言論"，郭猶不滿足，又痛批了一番"中國以遠人為大忌，以和為大戒，錮蔽於人心"的傳統思維，說這種思維自南宋搞到現在，只剩下了喊打喊殺的「虛驕之氣"，在解決實際問題方面一無是處。
在奏摺的後半段，郭嵩煮發了一通歪理，說中國鮮有人在英國居住謀生，所以目前沒必要向英國派遣常駐公使。郭如此說，自然是為了推脫公使職務，將自己從人神共憤之中解脫出來。但他也知道希望渺茫，所以又就補頒國書一事做了詳細說明，且特別強調維多利亞女王一度拒絕接見劉錫鴻，乃是因為致
歉國書中「並未一列其名」，而非對劉的歧視，中國方面沒有理由拿這種事去責難英國政府。至於國書沒寫上劉錫鴻的名字，郭說，這個責任全在自己，是自己領到國書的時候沒有細察。當事人劉錫鴻也給清廷寫了奏摺，說英國「當無詰難之意"，只是西洋通例只設公使，沒有副使這種名目；現下並無什麼中國人在英國經商，有郭嵩煮一人足矣，再添副使既多餘又費錢，所以請求朝廷將自己調回國內。以
這番手續上的小波折反映出來的，是總理衙門對近代外交事務的基本規則流程，始終沒有形成明晰的認知。流程性質的東西尚且如此，理念領域的認知自然更談不上。在給慈禧和光緒皇帝的回奏中，總理衙門解釋說，之所以會發生這種低階失誤，是因為之前派出去的蒲安臣使團、崇厚使團，在國外都沒遇到過這類問題，除了國書之外，各國都沒有向他們「索看另項國書"，所以此次也就想當然地沒有就派駐公使一事單獨制定外交檔案。這番解釋，又透露出總理衙門的對外認知嚴重缺乏主動探究，過於依賴被動經驗做出的推測。
至於郭嵩煮那番英國不必派遣常駐公使的歪理，總理衙門深悉郭欲擺脫苦差的用心，人才難尋，自不會讓他如願。在給慈禧和光緒的奏摺裡，總理衙門說，不但英國、美國、日本這些國家已派出的常駐公使不能撤回（大略同期，清廷任命陳蘭彬為駐美公使，任命何如璋為駐日公使），其餘像俄國、法國、德國等"交涉事件較繁」的國家，也有必要派駐公使，這樣才能知己知彼，才不至於閉目塞聽。劉錫鴻遂順勢被調至柏林擔任清廷駐德國的首任公使。
1877年4月，郭嵩煮正式就任清廷駐英國公使。只做了三個月即遭到國內官員的集體彈劾。隨後又連續被副使劉錫鴻密奏"舉報」。最後在公使任上不足兩年，郭即匆匆辭職回國。箇中原因，梁啟超當年說得很明白：
光緒二年，有位出使英國大臣郭嵩森，做了一部遊記。裡頭有一段，大概說：現在的夷狄和從前不同，他們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哎喲！可了不得。這部書傳到北京，把滿朝士大夫的公憤都激動起來了，人人唾罵，日日參奏，鬧到奉旨毀板，才算完事。39
所謂"遊記"，實名叫作《使西紀程》，是郭嵩煮自上海乘船到倫敦50天
的日記，不過兩萬餘字，由他本人整理出來之後，抄錄寄送給總理衙門刻版刊行（這是晚清出洋使節的慣例，也是使節的義務）。結果，這本小書引起滿朝士大夫們的極度憤慨。1877年6月16日，翰林院編修何金壽，在朝中清流領袖李鴻藻等人的支援下上奏攻擊郭嵩煮，說郭在日記裡一味歌頌洋人，說俄、英等國不但富強，還充滿了禮義信讓，"不似中國虛驕自張"，如此這般"種種取媚」實在是駭人聽聞，實在是「失體辱國」，故請求朝廷下旨「立將其《使西紀程》一書嚴行毀禁"。4。
廟堂之上的彈劾，很快在士紳圈子裡傳播開來。李慈銘罵郭嵩煮說，寫這種書簡直是心肝壞掉了："閱郭嵩煮侍郎《使西紀程》……記道里所見，極意誇飾，大率謂其法度嚴明,仁義兼至，富強未艾，寰海歸心……迨此書出，而通商衙門為之刊行，凡有血氣者，無不切齒。於是湖北人何金壽以編修為日講官，出疏嚴劾之，有詔毀板，而流佈已廣矣。嵩煮之為此言，誠不知是何肺肝，而為之刻者又何心也！"41王闓運也批評說，通過《使西紀程》這本書，可以知道郭嵩煮這個人"殆已中洋毒，無可採者」42—已經中了洋人的毒，成了洋人的奴才，他的話已經沒有價值了。
郭原本計劃在駐英公使任上每月編成一冊日記，交給總理衙門出版，用作討論研究洋務之用。這是他出國之前應慈禧召見時，就已做出的工作定位："英國無多事可辦，專在考求一切，此是最要緊事。"孰料第一本《使西紀程》就犯了眾怒，落了個舉國痛罵、毀版銷燬的結局。他逐月編寫出版日記的計劃自然就流產了。
其實，在今天看來，《使西紀程》裡並沒有什麼奇談怪論。
比如，光緒三年（1877）四月初二（據舊曆，下同），郭嵩煮參觀了倫敦郵政局之後，在日記裡說，"英國行政，務求便民"，百姓花錢買郵票，就可以利用郵政系統將信件寄到數萬裡之外，政府也可以通過郵政系統每年收入"千數百萬磅"，這實在是一種既方便民眾又對國家有利的事情，「此西洋之所以日致富強也"。43對於這一"便民與利國關係"（也就是今人所謂的公共服務與國家發展）的發現，郭嵩煮頗為重視，進而還生髮出了學習近代經濟學理論的興趣，他多次向倫敦的英、日學者和官員請教這方面的問題。
此外，郭嵩煮還興致盎然地參觀了英國下議院的運作，旁聽了議員們與英
國「兵部尚書哈爾諦"之間就國家政務展開的種種公開辯論，考察了英國的兩黨制度具體如何運作4、到了1877年底，郭嵩煮已儼然成了一個"英國通」。他與日後出任駐德公使的李鳳苞討論英國政治的運作邏輯，李提出一項疑問：英國在朝、在野兩黨平日和諧共處，遇到國事則各持己見，互不相讓，最後投票以人多者為勝，敗者平靜接受結局，並無憤懣不滿繼續為難者，他們究竟是怎麼做到的？
李鳳苞的這個問題，顯然是以中國曆朝歷代朋黨傾軋必以一方將另一方完全吞滅為結局，而生髮出的疑問。郭嵩煮的回答是：據我所見，沒有一位西洋君王的德行可以與中國上古三代的賢君相比，他們甚至連伊尹、周公這樣的人物也沒有。但他們有一個好制度，那就是"國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為私」，國家是"民眾的國家」，非君王私有；政務是「百姓的政務"，非君王獨裁。他們的官員選拔制度，講究階級和資格（指對投票者和參選者有資產與學歷方面的限制），所以選出來的官員多是"賢能之人」。朝廷（指以首相為領袖的政府，而非安王）沒有辦法依照自己的愛憎行事，百姓若有不滿，該屆政府就沒辦法連續執政。自設立議院開始，英國就形成了兩黨制度，通過各自表達主張、向對方提出質疑，以及回應對方的批評，來確定事情的是非，進而決定誰成為"秉政者」（也就是大選獲勝的政黨出面組織政府）。如此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種穩定的風俗，英國民眾也因為這種制度，變得「直率實誠」，不搞那些謙退辭讓的虛文。國家設立的法律規章，也嚴厲打擊欺詐與偽造（"語言文字一有詐偽，皆以法治之，雖貴不貸"一句，當是指英國法律對商業合同欺詐之類行為懲罰甚嚴）。他們的教育也提倡這種風氣。再加上政府將政務向民眾公開（一公其政於臣民），國家言論自由（直言極論，無所忌諱），連底層庶民也可以批評政府，政府也會有所回應。如此種種，可以知道，他們的政教風俗的形成，是日積月累由來已久，有著深厚的制度文化淵源的事情。45
郭嵩煮沒有掌握太多今人熟知的近代政治術語，但他的認知顯然已觸及了近代政治非常關鍵的部分。他對"君王之治"和"制度之治"，的區別論述，對制度建設與文化、風俗乃至國民性之間關係的理解，顯然已遠遠超出了他的同時代之人。這種超越，在19世紀70年代的中國，除了將他自己推入"已中洋
毒」的批判大合唱之中，不會產生別的效果。-
在英國上下求索，讓郭嵩煮的認知日新月異。光緒四年（1878）五月二十日晚，他與李鳳苞、羅稷臣等人聊天，又說了這樣一段「大逆不道"之言：
三代以前，皆以中國之有道制夷狄之無道。秦漢而後，專以強弱相制，中國強則兼併夷狄，夷狄強則侵陵中國，相與為無道而已。自西洋通商三十餘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國之無道，故可危矣。三代有道之聖人，非西洋所能及也。即我朝聖祖之仁聖，求之西洋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中，無有能庶幾者。聖人以其一身為天下任勞，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身之聖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聖，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無窮，愈久而人文愈盛。頗疑三代聖人之公天下，於此猶有歉者。會
對清王朝那些終生沉浸在四書五經中的在朝士大夫和在野讀書人來說，郭嵩煮的這些話，豈止無法認同，簡直匪夷所思。但郭竟是越走越遠，光緒五年（1879）二月二十六日，他又在日記中寫道："秦漢以後之中國，失其道久矣……而猥日：東方一隅為中國，餘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外（中國自秦漢以後就失去了"道"，有些人非要說我們才算「中國"，其他都是夷狄。這種狂妄自大，我實在不能同意。）
這些話，很自然地引來友人王闓運的批判："人者萬物之靈，其巧弊百出，中國以之一治一亂。彼夷狄人皆物也，通人氣則詐偽興矣。使臣（指郭）以目見而面諛之，殊非事實。」48王堅決不肯承認西方人是"人」，堅持認為他們僅僅是」物"，因為通了些人氣，於是變得奸詐虛偽。郭嵩煮深知王闓運這類看法才是主流，早在光緒四年他就感嘆過：如今政教風俗，歐洲諸國遠勝大清，他們看待我們"猶三代盛時之視夷狄也」，就像上古三代的我們看待那些沒邁入文明的夷狄。然而，「中國士大夫知此義者尚無其人，傷哉！"。49
舉國的謾罵之聲外，也偶有一二回應能帶給郭嵩泰一點安慰。李鴻章的來信就是其中之一。總理衙門在刻版印刷之前，曾將郭的日記抄了二本寄送給李鴻章。李於光緒三年（1877）三月二十六日給郭嵩煮寫信說："總署抄寄《行海日記》一本，循覽再四，議論事實多未經人道者，如置身紅海、歐洲間，一
拓眼界也。"5。
京師同指目為漢奸之人
郭嵩煮知道自己日記裡的言論，會刺痛國人脆弱的神經，引發他們的憤怒。但他沒有想到，罵自己最兇、最具殺傷力的人，卻是副使劉錫鴻。
劉錫鴻是廣東人。1863年，郭嵩煮署理廣東巡撫，與因母親去世而在家守制的劉錫鴻結識。郭在廣東辦團練，延攬劉錫鴻來負責省團練總局的事務。二人由此開始了長達十餘年的友誼。1876年，郭嵩煮被清廷指派為出使英國致歉的使臣，未出國門已是詆譭紛紜。劉錫鴻是這期間為數不多仍經常與郭往來遊山玩水、飲宴暢談的人。稍後劉能隨郭一同出使英國，與郭的推薦是分不開的。
但這也成了二人朋友關係破裂的開始。郭嵩煮後來無奈回憶說：「然其在京，方以鄙人派充參贊為憾，嘖有煩言。嵩煮與言明：始擬派參贊由我，後派副使亦由我，大抵為公言之。雲生不信也。"5i大意是說，劉錫鴻當時是從五品刑部員外郎，對隨郭嵩煮出使卻只得了參贊的職銜頗為不滿，他意在三品的駐英副使。劉認為郭作為朋友不夠意思，郭則對他解釋：一開始的參贊是我推薦的，後來的副使也是我推薦的。但劉錫鴻不信。其實，郭的話大體是實情，清廷最初指定的副使是許鈴身，許的出身高出劉錫鴻許多，劉不可能與之爭奪副使一職，參贊一職已是最好的結局。後來許因種種緣故改派他處，朝廷又感覺有安撫郭嵩煮的必要，劉錫鴻才有了出任副使的機會。
由劉錫鴻的多疑而造就的這道裂痕，在使團抵達英國之後，因「國書未書副使姓名職務事件"再次擴大。劉錫鴻認定：郭嵩煮既然在國內時就看過國書，卻未指出國書中存在這一問題，多半是存心要給自己難堪。劉錫鴻寫奏摺給朝廷要求撤銷副使名義，允許自己回國，即是在表達對郭嵩煮的不滿。郭似未意識到劉的猜疑，但很快就感受到了劉的不滿情緒。光緒三年（1877）二月十二日，郭與劉談到使館內的一些不如人意之事，劉錫鴻似乎是會錯了意，以為郭是暗諷自己在使館內搗亂，故「語言乃多怪誕，以為與副使無涉也，頗相與爭辨"。這番極不愉快的交流，讓郭嵩煮生出一番感慨，說自己"前生太無積累，凡所提挈之人，無不相背畔者」。同時郭又寬慰自己，說劉錫鴻是一個「直性"之人，時下又懷有一種"牢騷抑鬱」的情緒，"亦無怪其然也"，不必怪他會有這種不友好的反應。以
劉錫鴻的"牢騷抑鬱"，與他的"副使」地位遲遲難定有直接關係。各國均只設公使而無副公使，這讓劉錫鴻的身份非常尷尬，他雖然給朝廷寫了奏摺請求卸去副使身份調回國內，但他在朝中並無靠山，對朝廷究竟會如何安排自己缺乏安全感，故情緒相當焦慮。越是焦慮，越是回溯這焦慮的源頭，就對郭嵩煮越是不滿一一如果國書裡端端正正寫上了自己的名字和副使的職務，這一切的焦慮就不復存在了。
焦慮歸焦慮。此後的一個多月裡，郭、劉之間仍維繫著一種大體平靜的關係。其間，劉錫鴻張羅了一次宴席，為郭嵩煮慶祝六十大壽分。還發生了使館隨員郭斌"隨行而走出雲生前"的風波，也就是出門隨行時不小心走到劉錫鴻的前面。劉錫鴻大怒，讓郭斌受了一頓戒飭"。由這場風波可以窺見，劉錫鴻此時的心態脆弱而敏感，可謂嶷神疑鬼，覺得使館中無人將他這個「副使」當回事。不過，"郭斌風波」發生僅兩天之後，劉錫鴻便挺直了腰桿，因為這一天他接到總稅務司赫德的電報，獲悉自己已被清廷改派為駐德國公使。sup55/sup
這一天也成了郭、劉關係的分水嶺。劉開始在各處場合顯示一種與郭分庭抗禮的態度。受劉刺激，郭也對他越來越冷淡,能不邀請劉就儘量不邀請，能迴避與劉同行就努力迴避。比如光緒三年六月十一日，卜拉西約郭嵩煮去參觀蒸汽輪船，但郭「以劉雲生往踐其約，不敢偕行"56。不過，郭嵩煮此時似乎仍未洞悉劉錫鴻何以如此。在光緒三年（1877）七月十七的日記裡，郭有這樣一段記載：
夜歸，與茄齋談及雲生叛背之由，必有事端，前齋故與款曲，諒能知之。苑齋言，常聞其怨慈之詞，而不聞其徵引事實。所據為罪狀者，謂得上海文報，私行開拆，並不一通知公同拆閱。其狂謬無知如此。稍一動氣，又至竟夕不能成寐。57
黎茄齋告訴郭嵩煮，劉錫鴻埋怨郭嵩煮接到上海方面的電報，總是自己拆
看，並不通知劉錫鴻來一同閱讀。這一怨念背後蘊藏著的，是劉獲悉自己將成為駐德國公使之後，欲與郭嵩煮平起平坐的微妙心態。但郭嵩煮不接受這種責備。在他看來，自己從十餘年前署理廣東巡撫之時，就對劉錫鴻多所提攜，此次出洋也是一樣，可謂有大恩於他。劉的責備實可謂忘恩負義。這也是郭當晚氣悶失眠的主要緣故。
1877年9月4日，郭、劉二人的友誼終於走到了盡頭。該天，劉錫鴻自外地返回倫敦公使館，就自己的薪俸和副使的署名問題向郭發難，最後「大怒詬罵，拍案狂叫而去"。郭自問並無開罪劉錫鴻之處，遂傳來使館參贊、翻譯及隨員七人，讓他們居中去詢問劉錫鴻究竟因何一意挑釁。劉的回答是："我生平不記人過，即有觸犯，我亦忘卻。唯此京師所同指目為漢奸之人，我必不能容。」且向眾人列舉了郭的三項罪狀：「一、遊甲敦炮臺，披洋人衣，即令凍死，亦不當披。二、見巴西國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為小國主致敬。三、柏金宮殿（白金漢宮）聽音樂，屢取閱音樂單，仿效洋人所為。」氣在倫敦公使館內被同僚指責為「漢奸"，此事對郭嵩煮的刺激可想而知。
8天之後，9月12日，郭寫了一道奏摺，請求向朝廷銷假回國，同時還寫了三道奏摺彈劾劉錫鴻。第一道總體陳述劉錫鴻的種種問題，說他是一個「絕不念國家艱難籌畫之苦心，而據以為一身富貴功名之捷徑"，毫不體察朝廷設定駐外公使的良苦用心，只將之當成一條通往富貴之門的捷徑，故請求朝廷免去其駐德國公使的職務，將其撤回國內。.第二道專門彈劾劉錫鴻私刻關防。簡單說來就是劉無視公使館已有一枚由郭嵩煮掌握的公使大印，又自行刻了一枚一模一樣的。當時，劉的駐英副使身份，因無國書遞送至英國政府，所以並未獲得認可；他的駐德國公使任命，也尚未正式釋出。所以郭在奏摺裡說，劉不守規矩做出這種事，為的只是滿足他的"自大之心"。'第三道奏摺，則是推薦由李鳳苞接替劉錫鴻出任駐德公使。'
郭的這次彈劾沒有效果。1877年11月13日，劉錫鴻離開倫敦前往柏林上任，二人自此再無相見。1878年3月7日，劉錫鴻上奏彈劾郭嵩煮，給郭羅列了十大罪狀：一、謂中國將作印度，將被吞併於英俄；二、無故與威妥瑪爭辯；三、效洋人尚右；四、擅議國旗，謂國旗黃色不當；五、奏摺列人副使名則將欽差二字抹去，蔑視諭旨；六、對洋人過示卑恭以求悅，不復顧念國
體；七、崇效洋人，用傘不用扇，遊歷炮臺披洋服；八、令小妾學洋語，敗壞中國閨教；九、公事不公言，與洋人密謀；十、對朝廷不滿，心懷怏怏，動輒怨望。sup62/sup
郭、劉衝突經由奏摺傳入國內，很快在朝堂之上再度引發輿論對郭的批判。其中以號稱開明的翰林院侍講張佩綸最為積極。他在1877年底多次彈劾郭，說郭的日記謬誤極多，朝廷只禁了他的書不奪他的官，這樣是不行的。還說凡讀過郭嵩煮日記者，都知道郭是在胡說八道，但郭「猶儼然持節於外」，這隻會給愚民釋放錯誤的訊號，「將謂於郭嵩煮者將蒙大用，則人心之患直恐有無從維持者,非特損國體而已"，讓他們以為朝廷要大大地重用郭嵩煮這種敗類，如此天下人心恐將無法維持，這不僅僅是有損國體的事情。言下之意，再不把郭嵩煮免職，大清的江山危矣。63張佩綸還彈劾郭嵩煮不該帶著家眷出使。他無法接受"夫人外交"，說郭嵩煮讓家眷與洋人相見是在"招搖過市，取悅洋人」，鬧到"四海播聞」的地步，實在是給大清國丟臉8。
郭嵩煮聞知此等迂腐之言勃然大怒，在日記中說：自己帶著梁氏漂洋過海數萬裡，"一被參於劉錫鴻，再被參於張佩綸，不能為榮而只為辱"，既然如此，反倒定要在回國之前攜梁氏去拜見一次英國女王，讓她成為中國"夫人外交」的第一人。65
1878年6月7日，朝廷就郭、劉衝突公開下旨訓誡。曾經慰言郭「橫直皇上總知道你的心事」的慈禧太后，在詔書中聲色俱厲斥責二人："本以堂堂中國之使臣，而舉動若此，何足以示協恭而御外侮？本應立予撤回，嚴行懲處，以示炯戒。姑念郭駐英以來，辦理交涉事件，尚能妥為完結；劉改派駐紮德國，於議論修約各事宜，語多中肯。朝廷略短取長，寬其既往，暫免深究……經此訓戒後，倘敢仍懷私怨，怙過不俊，則國法其在，不能屢邀寬宥也！」sup66/sup
此時的郭嵩煮去意已決，訓誡詔書對他發生不了效力。劉錫鴻執著官場，遂在回奏中一再表態說要改過自新。但劉的奏摺尚未抵達總理衙門，朝廷已同意了郭的辭呈，且將劉錫鴻也一併撤職，駐英公使改為曾紀澤，駐德公使改為李鳳苞。二人同時免職的訊息傳至倫敦，郭嵩煮甚為高興，在日記中寫道："廣東生至是而盛氣盡矣。中國使事，於是始稍有生機，聞者皆為稱慶。"sup67/sup
「廣東生」三字顯示，郭嵩煮已不願再寫出「劉錫鴻（雲生）」這個讓他噁心的名字。
"兩面人"劉錫鴻
劉錫鴻對待郭嵩煮的態度，與慈禧和總理衙門對待郭嵩煮的態度，其實是高度同步的。
1875年，奕祈曾在軍機處當著沈桂芬和寶鎏的面盛讚郭嵩煮"此人洋務實是精透」；1876年，慈禧太后又多次召見郭，撫慰他「旁人說汝閒話，你不要管他。他們局外人，隨便瞎說，全不顧事理」。那時節，劉錫鴻與郭嵩煮交往頻繁，並不在意朝野輿論對郭已是人神共憤。
1877年，「《使西紀程》事件"發生後，李鴻章告訴郭嵩煮：「執事日記一編，初聞蘭孫大為不平，逢人詆譭。何君乃逢迎李、景，發言盈庭。總署懼而毀版。"68「蘭孫，，即朝中清流領袖李鴻藻。李鴻章這封信，透露出總理衙門在對待郭嵩煮及其日記方面，存在著兩種不同的傾向。當時的總理衙門成員中，李鴻藻、景廉是看不上郭嵩煮的，景廉在郭出使之前就彈劾過他；毛昶熙是劉錫鴻的老上級，也對劉「一力庇之」6\唯恭親王對郭嵩煮頗為欣賞，郭出使後按慣例寄回總理衙門的日記，也是因為有了恭親王的支援，才得以由同文館正式刊刻出版。何金壽的彈劾引發了輿論風暴，恭親王不能明確表態支援郭，只能將問題上交給垂簾的慈禧決斷。慈禧一錘定音，從力挺郭嵩煮轉為批示「相應鈔錄原奏，傳知貴衙門欽遵辦理可也」7。，將彈劾郭嵩煮、要求銷燬其日記的何金壽奏摺轉抄給總理衙門，你們照著彈劾奏摺裡的要求辦即可。郭嵩煮的日記沒能保住，劉錫鴻與郭嵩煮在倫敦公使館內的關係，也開始變得越來越糟糕。力
劉錫鴻的這種態度轉變，顯然與他對官場浮沉的執著有直接關係。這也是劉的日記《英輅私記》與郭嵩煮的《使西紀程》大不相同的緣故，儘管二人的所見所聞幾乎相同--郭嵩煮讚譽英國的政治運作模式遠勝中國上古三代之政，劉錫鴻卻說英國文明其實是"中國聖教"結出的果實，憑空多出了一層精神勝利。
富麗堂皇的皇宮、整齊乾淨的街道、彬彬有禮的市民、風馳電掣的列車、光怪陸離的化學實驗……這些陌生而鮮活的近代文明，被放置在劉錫鴻面前，對其認知系統造成的衝擊，是可想而知的。擺在他面前的選擇無非有二，或放棄傳統的「夷夏觀念"，承認自己見到的近代文明也是一種先進文明；或使用某種特色邏輯，將近代文明納入到傳統「夷夏文明系統"之中，重新獲得一種「聖人之教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自信。
劉錫鴻很明智地選了第二種處理方式。
在《英轄私記》裡，通承認自己見到的英國政治風俗有許多值得稱道之處。比如沒有閒官，沒有遊民，沒有殘暴不仁之政；到倫敦兩個月，出門多次未見人語喧囂，也見不到神情愁苦的落魄之人。但他隨後筆鋒一轉說道：西洋風俗「以濟貧拯難為美舉"，其實是中國聖人所推崇的「仁」的一種表現；西洋人重視"仗義守信"，其實是中國聖人所推崇的「義"的一種表現。不過，
"中國自天開地闢以來，歷年最多，百數十大聖繼起其間，製作日加精備，其言理之深，有過於外洋數倍著「〃。相比之下，洋人的那點"仁」與「義"，實在是不值一提。進而，劉錫鴻對洋人提出一種殷切的期望：如果他們能夠將這些聖人之道繼續發揚光大，那麼就可以在文明層面上步入更高的境界，創造出一個更為雍容齊整的社會。如此，所有的西方近代文明，就都被劉錫鴻納入孔孟聖賢之教的名下。至於洋人為什麼會懂得中國的聖賢之道，劉錫鴻也有一番解釋：
我大清乾隆以前，遐荒效順，重洋慕化，亦由於此。今英國知仁義之本，以臻富強，未始非由久入中國，得聞聖教所致。sup73/sup
於是，劉錫鴻不但消解了英國文明對自己的認知結構造成的衝擊，還將"中國聖教"送上了不敗之地：英國文明既然是英國人"久人中國"學習「中國聖教」造就的，那麼，英國文明越強盛，自然也就越能證明「中國聖教」的正確與厲害，也就越能證明大清國"以夏變夷"能力的強大，大清國永遠是天下文明的中心。
這套邏輯走到最後，結論便是大清國無須改革，無須「師夷長技」——正
所謂"外洋以富為富，中國以不貪為富；外洋以強為強，中國以不好強為強……彼之以為無用者，殆無用之大用也夫！"。74洋人的求富與求強都是末流，中國聖教的不貪與不好強才是"無用之大用"，才是最高階的東西。且看我大清乾隆時代，「非有火車，然而凰溢府充，民豐物阜，鞭撻直及五印度，西洋亦效貢而稱臣"乃。所以，中國不需要改革，只需要迴歸"祖制"；不需要學習西方，只需要認真學習"聖教」。
問題是，無論劉錫鴻在日記裡將"中國聖教」說得如何天花亂墜，現實是清廷不是洋人的對手，朝野上下在對外交涉中一驚一乍，時常擔憂「庚申之變」可能重現。所以，即便"聖教」已是天下文明的至高點，清廷也仍需要找到一種辦法，來挽救國勢的糜爛與頹唐。劉錫鴻提供的方案是：朝中洋務官僚講求的「西學"，不過是低階的百工商賈之學；治國的根本在於整飭吏治與端,正士習，改革也應該從這個方面著手。劉錫鴻還補充說，西學當然也還是應該講，但西學是"工匠技藝"之學，絕不該由讀書人去講，只可"聚工匠巧者而督課之，使之精求製造以rff役於官」，也就是由官府出面，將工匠們聚到一起管理起來，督促著他們產出比洋人更厲害的"工匠技藝"。76
與郭嵩煮的《使西紀程》不同，劉錫鴻的《英相私記》是一部精心篩選後編制出來的日記。對比二人針對同一事件的不同敘述，便不難發現這一點。光緒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日本政界要人井上馨前來拜訪，與郭、劉二人有過一番談話。據郭嵩煮日記的記載，談話中提到了各國稅收制度，井上馨說，英國官吏月薪300鎊以上者都須同等納稅，劉錫鴻遂感嘆道：「此法誠善，然非民主之國，則勢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國長久，君民兼主國政故也」--這真是一項好制度，可惜在大清這樣的"非民主之國"是沒辦法推行的。郭嵩煮對劉錫鴻的這一看法高度贊同，評價稱「此論至允」。sup77/sup
劉錫鴻的日記，也記載了這次談話。其中卻沒有郭嵩煮日記中那段對「英國稅制」的讚美，而只有一段對「祖宗製法"的鼓吹讚美。按劉的日記，當時的情景是井上馨建議清廷"效西法改弦而更張」發展採礦業，以增強國力。劉錫鴻卻回應說：老祖宗留下的制度，都是有深意的好制度。之所以流傳到現在會有弊端，是因為有人以自己的私心去破壞老祖宗的制度。做大臣的人，應該努力恢復還原老祖宗的制度，這樣就可以實現天下大治。學什麼西法來改弦更
張，只會造就禍亂，你們日本就是一個我大清必須吸取的教訓。我大清那聖明的天子，不會學你們去開什麼金銀煤鐵之礦。"
按劉錫鴻日記裡的說法，井上馨聽了他這番義正言辭的教育之後，只剩下了"唯唯"。
兩本日記裡有兩個劉錫鴻。一個讚揚英國稅制，讚揚"君民兼主國政"的制度讓西洋國家"享國長久"，另一個卻對"祖宗法制"頂禮膜拜。這兩個劉錫鴻都是真的一前一種意見代表了劉的真實想法，後一種意見代表了劉基於現實利害而對自身言論做出‘的真實選擇，郭嵩煮將之稱作「逢迎詭合之術」7工真想法與真選擇，共同構成了劉錫鴻的「心是口非"。
總理衙門中人都是官場老油條，對劉錫鴻這種刻意迎合清流輿論以謀取權位的用心，自然也有所察覺。總理衙門大臣沈桂芬就曾在給李鴻章的書信裡說："劉雲生天分高，以能貶刺洋人、邀取聲譽為智，此洋務所以終不可為也，，80—劉錫鴻的天分很好，可惜他將這天分用在了貶低謾罵洋人、為自己博取輿論聲譽的表演上，這也基洋務難以推行的重要緣故之一。
劉錫鴻最終被削去駐德國公使職務，主要有四點原因：一、劉自己用力太猛，表演太過，產生了負面效應。他向德皇威廉一世遞交國書時，"禮節疏闊，有夷然不屑之意」sup81/sup,幾乎引起外交衝突。在柏林，鬧到了不願交換國書的地步；在北京，德國駐華公使巴蘭德又多次抗議劉錫鴻在德國的所作所為。二、支援劉錫鴻的總理衙門大臣李鴻藻、毛昶熙，先後因事離職，餘者雖不喜歡郭嵩煮，卻也無意力保劉錫鴻。三、郭嵩煮一再彈劾劉錫鴻。郭提醒總理衙門：歐美各國請朝廷對外派駐公使，目的是「欲中國知其政教、製造，志在通商，以廣利源，非有意與中國構釁」，是為了讓大清更瞭解他們，非是要與大清交惡。劉錫鴻到了德國之後做的，卻是"終日閉門編造語言"來涯騙總理衙門，朝野輿論贊譽劉的那些日記文字是"中肯之言"，其實"皆出自閉門編造之功，全無事實"。若朝廷將劉錫鴻的這些胡說八道當成真相，然後「陵駕諸國，惟所施為，以遵朝廷體制"，那結果一定是"召釁啟侮，所損尤多」。郭甚至警告說，若讓劉錫鴻這種人繼續待在駐外公使任上，「誠恐貽誤大局，追悔無及"，遲早要鬧出難以收拾的外交事故。衿四、李鴻章一再給總理衙門寫信，點出劉錫鴻「日記雖可動聽"（日記雖然寫得很讓朝野輿論滿意），但實
際上是一種"橫戾巧詐"丁這樣的人絕對不可信賴83。
劉錫鴻調回京城後，繼續混跡官場，做過光祿寺少卿、通政使司參議等職。這些五品官職自然不能讓劉滿意。可惜他的人品已在對郭嵩煮的攻擊中為人所不齒，李鴻章給他的四字評語"橫戾巧詐"，已成為總理衙門對他的固定印象。所以，即便是李鴻藻重回總理衙門，劉也沒能得到東山再起的機會。1881年2月底，李鴻章的政敵左宗棠進入總理衙門，劉錫鴻決定再次投機，於3月中旬上奏彈劾李鴻章"跋扈不臣，儼然帝制」sup84/supo但朝廷無意扳倒李鴻章，劉錫鴻最後落了一個"詔斥其信口誣衊，交部議處"^的結局，被徹底罷職，數年後潦倒去世。
1878年h月，曾紀澤自上海啟程前往英國接替郭嵩煮。出發之前，慈禧與慈安兩宮太后召見了曾，勉勵他"你替國家辦這等事，將來這些人必有罵你的時候，你卻要任勞任怨"，曾紀澤趁機為郭嵩煮說情道：「郭嵩煮總是正直之人，只是不甚知人，又性情褊急，是其短處。此次亦是拼卻聲名，替國家辦事，將來仍求太后、皇上‘恩典，始終保全。"慈禧回應說：「上頭也深知道郭嵩煮是個好人。其出使之後，所辦之事不少，但他挨這些人的罵也挨夠了。"曾紀澤又說："郭嵩煮恨不得中國即刻自強起來，常常與人爭論，所以捱罵，總之系一個忠臣。好在太后、皇上知道他，他就拼了聲名，也還值得。」慈禧回覆說：「我們都知道他，王大臣等也都知道。」sup86/sup
這段君臣對話，被曾紀澤載入日記。與郭嵩煮、劉錫鴻的日記一樣，曾的日記也要交給總理衙門存檔。所以，他的這番話，既是為郭嵩煮開脫，也是為自己求一個全身而退的保證。
1879年5月，郭嵩煮自英國回到長沙。下船時，湖南官紳僅兩人"差帖迎候」，餘者「傲不為禮"，全都不露面。且有人在通衢之地張貼大字報，直斥郭嵩煮"勾通洋人"。胎無人迎接，也無人制止大字報，是因為所有人都知道，郭嵩煮的政治生命已經終結了。此後，郭隱居家鄉以講學為務，致力於闡發自己的改革理念。此時的他，已能一針見血地指出，辦洋務只「專意考求富強之術」，卻不探究"政教風俗本源之所在"，是一種捨本求末的歧途8\
1891年，郭嵩煮去世。李鴻章奏請由國史館為之立傳，清廷的答覆是"郭嵩煮出使外洋，所著書籍頗滋物議，所請著不準行」8工1900年，北中國被無邊
的狂熱情緒所籠罩，仍有刑部郎中名為左紹佐者念念不忘二十餘年前的舊事，在給朝廷的奏摺裡"義正辭嚴"地寫道：
請戮郭嵩森、丁日昌之屍以謝天下。sup90/s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