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76年起，至1878年止，中國北方遭遇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罕見旱災，災民人數達1.6億至2億左右，1死於饑荒和疫病的人數至少在1000萬人，從重災區逃亡外地的災民達2000萬人。1877—1878年是災情最嚴重的兩年，1877年是丁丑年，1878年是戊寅年。所以這場人間慘劇，史稱"丁戊奇荒」。
這場災荒暴露了晚清改革期間地方治理的種種弊病。
山西已成人間地獄
1876年，「丁戊奇荒"已初露端倪的那個夏天，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正身處山東青州。
5月的時候，青州的饑民們已開始群起"吃大戶」。李提摩太見到，「一群婦女蜂擁進一位富人家裡，佔領了它，在那兒生火做飯，然後又擁到另一家吃下一頓。男人們看到這種辦法很不錯，便組成五百餘人的群體。一個村子一個村子地劫掠取食」。sup2/sup
作為一種"地方官員不敢得罪"的存在，外國傳教士成了饑民們努力想要爭取的資源。6月30日，兩名約三四十歲的秀才從壽光縣和益都縣趕來拜訪李提摩太，但未能得見。第二天他們又來，一進門就跪下，請李提摩太收他們做弟子。
交談之後，李提摩太瞭解到他們的真實目的："他們兩人是一大群人派出的代表，大家希望我能作他們的首領，舉行暴動，因為當局不能提供食物，他們活不下去了。他們已經安排好了房子，並且有數不清的人準備接受我的命令。"3簡單說來，就是希望李提摩太出面，帶領饑民們去搶糧食。朝廷和地方官害怕外國傳教士，已是大清國廣為人知的一種常識。
李提摩太拒絕了秀才們的請求，"我告訴那兩位民眾代表說，我從來沒想到要幹這種事情，因為那隻會加重民眾所遭受的苦難。暴動一旦開始，沒有人知道會如何收場，但毫無疑問會造成大規模流血。我建議他們採取建設性的方式，而不是通過破壞來改善人們的處境」。4但類似的請求，仍不斷來到李提摩太跟前。比如，7月3日晚上，青州東面某個受飢餓之苦的村鎮也派了代表前來，希望李提摩太做他們的領袖。
無意帶領饑民起事的李提摩太，在山東做了一年多的賑災工作。1877年秋，他去了災情更嚴重的山西。在那裡，他見到了更駭人聽聞的人間慘相，並將這人間慘相，寫入了自己的日記。
1878年1月29日，太原以南140裡：「經過了四個躺在路上的死人。還有一個人四肢著地在爬行，已經沒有力氣站起來了；碰上一個葬禮：一位母親肩上扛著已經死去的大約十歲的兒子，她是唯一的'抬棺人'‘神甫'和送喪者，把孩子放在了城牆外的雪地裡。"sup5/sup
1月30日，距太原270裡：‘「路過兩個顯然剛剛斷氣的人。一個衣著鮮亮，但死於飢餓。往前走沒幾里路，發現一個大約四十歲的男人走在我們前面，搖搖晃晃像是喝醉了酒，被一陣風吹倒後，再也沒有爬起來。"sup6/sup
1月30日，距太原290裡：「看到路邊躺著四具屍體。其中一個只穿著襪子，看來已沒什麼分量，一隻狗正拖著移動。有兩個是女人，人們為她們舉行過葬禮，只是把臉朝地安置而已。路人對其中的一個更仁慈一些，沒有把她的衣服剝去。第三具屍體成了一群烏鴉和喜鵲的盛宴。隨處可見肥胖的野熊、野兔、狐狸和豺狼，但男人和女人找不到食物維持生命。當我緩慢地爬上一座山丘時，遇到一位老人，他異常傷心地告訴我說：我們的騾子和驢都吃光了，壯勞力也都餓死了，我們造了什麼孽，招致上天這樣的懲罰?"7
2月1日，太原以南450裡："半天內就看見了六具屍體，其中四具是女屍。一具躺在一個敞開的棚子裡，赤身裸體，腰上纏著一條帶子；一具躺在小河溝裡；一具浸在水裡，半身暴露出冰面上；一具半身穿著破破爛爛的衣裳，躺在路邊的一個洞口旁；還有一具已被食肉的鳥獸撕碎；還碰上兩個十七八歲的年輕人，手持柺杖蹣跚而行，看起來就像九十多歲的老翁。另一個年輕人揹著他的母親--她已經沒力氣走路了，看見我盯著他們，年輕人便向我求助，這是我離開
太原後首次有人向我乞討。"8
2月2日，太原以南530裡：「在下一個城市是我所見過的最恐怖的一幕。清早，我到了城門。門的一邊是一堆男裸屍。門的另一邊同樣是一堆屍體，全是女屍。有馬車把屍體運到兩個大坑旁，人們把男屍扔到一個坑裡，把女屍扔到另一個坑裡。"9
李提摩太的日記沒有誇張。山西的牛莊村（今歸運城市鹽湖區上王鄉管轄）於1883年，也就是災情大體過去數年之後，立有一塊石碑《丁丑大荒記》。該村在饑荒中死去了70%以上的人口。石碑上所刻內容實可謂慘絕人寰：
光緒三年，歲次丁丑，春三月微雨，至年終無雨，麥微登，秋禾盡無，歲大飢。平、蒲、解、絳等處尤甚。先是，麥市鬥加六，每石果銀三兩有餘；至是年，每石銀漸長至三十二零。白麵每斤錢二百文，饃每斤錢一百六十文，豆腐每斤錢四十八文，蔥韭亦每斤錢三十餘文，餘食物相等。人食樹皮、草根及山中沙土、石花，將樹皮皆剝去，遍地剜成荒墟。貓犬食盡，何論雞豚；羅雀灌鼠，無所不至。房屋器用，凡屬木器，每件賣錢一文，餘物雖至賤無售。每地一畝，換面幾兩，饃幾個，家產盡費，室如懸罄，尚莫能保其殘生。人死或食其肉，又有貨之者，甚至有父子相食，母女相餐，較之易子而食，折骸以爨為尤酷。自九、十月至四年五、六月，強壯者搶奪亡命，體弱者溝壑喪生，到處飢殯相望，往來餓殍盈途。一家十餘口，存命僅二三；一處十餘家，絕嗣恆八九。少留微息者，莫不目睹心傷，涕泗啼泣而已。此誠我朝二百三十餘年未見之慘，倦，未聞之悲痛也。雖我皇上賑貸有加，糧稅盡蠲，而村共絕戶一百七十二戶，死男女一千零八十四口。總計人數死者七分有餘。sup10/sup
新任山西巡撫曾國荃，在1877年底給朝廷的報災奏摺裡，也提到山西災情之慘。曾國荃說，自己奉命巡察災區："往來二三千里，目之所見皆系鵠面鳩形，耳之所聞無非男啼女哭。冬氣北風怒號，林谷冰凍，一日再食，尚不能以御，徹旦久飢，更復何以度活？甚至枯骸塞途，繞車而過，殘喘呼救，望地而僵。統計一省之內，每日餓斃何止千人！"總體算下來，山西有80多個州縣發生了饑荒，"待賑饑民計逾五六百萬之眾"。sup11/sup
在遍地皆是餓殍與死屍的山西，李提摩太生出了一種困惑："置身於這無所不在的災難之中，我一直納悶為什麼沒有人搶劫富戶？"這種困惑，很可能與前文提到的李提摩太在山東的經驗有關（不斷有人上門乞求李提摩太帶他們去搶大戶）。在1878年1月30日的日記中，他嘗試著給出一種解釋："今天，這個疑問有了答案：每一個村中都貼了告示，宣佈巡撫有令，任何人膽敢行兇搶劫，各村鎮首腦有權對搶劫者就地正法，因而犯罪現象出奇地少。大家都聽天由命，我唯一看到人們流眼淚的場面是在母親們埋葬她們的孩子的時候。」口
地方官府的高壓政策，無疑是原因之一，而且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在賦予"村鎮首腦"對搶掠者就地正法之權的同時，山西巡撫衙門還出臺了政策，強迫民間紳富捐糧保村，可謂一手控制饑民，一手控制紳富。晚清時期，山西的社會控制一直做得比較好。這一點，可由後來義和團在山西的興衰，完全隨山西巡撫衙門的立場而浮沉這一事實得到印證。
但在高壓政策之外，也還有別的因素在起作用。畢竟，類似的告示，山東的巡撫衙門也曾張貼過，但山東搶富戶很常見。而且，也不能說山東的饑民不怕官府，他們懇求李提摩太做起事的領袖，正是為了找把保護傘來對抗官府的圍剿。牛莊村的石碑《丁丑大荒記》也提到過，村中「強壯者搶奪亡命'「，求生的本能是可以突破官府高壓帶來的恐懼的。但李提摩太在山西，確實沒有見到大規模的民變。這很可能是因為，李提摩太抵達山西之時，饑荒已進入第三個年頭，災區早已很難找到有糧的在野富戶，民間已無糧可搶。有統計稱，1877年山西全省人口為1643.3萬人，1883年僅為1074.4萬人，淨減568.9萬人。其中，太原災前人口約100萬人，災後僅剩5萬人。sup13/sup
戒鴉片難，戒鴉片財政更難
山西為什麼無糧？
1877年初夏，山西前巡撫鮑源深在給朝廷的奏摺裡有一段解釋：
晉省向稱財富之區，實則民無恆業，多攜資出外貿易營生。自經東南兵燹，生意虧折，富者立貧，元氣大傷。其系種地為業，僅十之二三，又兼土非
沃壤，產糧本屬無多。.即在豐年，不敷民食，必須仰給於鄰省。本年入春後，迄未透雨，刻值青苗長髮之際，出土一二寸許就已枯槁，眼見收成難望，人心鹹切驚惶。到處黎災、遍野哀鴻，始則賣兒鬻女以延活，繼則挖草根剝樹皮以度餐。樹皮既盡，亢久野草亦不復生。甚至研石為粉，和土為丸，飢餓至此，何以成活？是以道旁倒斃，無日無亡。慘目傷心，與言欲涕。sup14/sup
鮑源深強調了兩點原因：一、山西土地貧瘠，百姓多以商業謀生，只有兩三成百姓務農。但太革軍與捻軍的興起，讓山西商人的生意遭受了重大損失。二、豐收年份，山西的糧食都需要自鄰近省份買入，更何況1877年大旱顆粒無收。這兩點原因，當然都是真實的，但鮑源深有意沒有提另一項同樣極為重要的原因：官府在山西推廣"本土鴉片種植」。鮑源深出任山西巡撫，是同治十年（1871）九月到光緒二年（1876）八月，提山西的鴉片種植，那是在給自己找麻煩。
但鮑的繼任者曾國荃不會忽略這一點。1878年初，他在給朝廷的奏摺中說：
伏查晉省地畝五十三萬餘頃，地利本屬有限，多種一畝罌粟即少收一畝五穀。小民因獲利較重，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種罌粟，而五穀反置諸磷瘠之區……查罌粟收漿之際，正農功吃緊之時，人力盡驅於罌粟，良苗反荒蕪而不治……縱令全行播種嘉穀，已不足給通省卒歲之糧，況復棄田之半以種罌粟，民食安得不匱？sup15/sup
按曾國荃的說法，山西僅有35萬頃耕地，本就不足以供養山西1000多萬百姓，如今竟是"棄田之半「來種鴉片。據他調查，山西北部「大、朔、代、忻及歸化七廳」，原本是山西的主要產糧區，以往每到秋後，就會有糧食從北邊絡繹不絕運到太原，如今則是"罌粟盛行，北路沃野千里強半皆種此物"；山西南部的"平、蒲、解、絳」等地，以前都是依賴從陝西的渭南平原購買米麥為生，如今"秦川八百里……（渭南）亦遍地罌粟」，渭南平原的糧食產量連本地百姓都已養不活，自然也就沒有糧食可以賣給山西。南北情形如此，西面無糧可
買，山西唯一的辦法，就是以高於糧價十倍的代價，翻越太行山向東去別省尋找糧食。sup16/sup
曾國荃於1876年秋就任山西巡撫，山西搞成遍地皆是罌粟這樣的局面，完全不是他的責任，所以他敢在奏摺之中如此細緻地陳述自己的調查結果。
山西"本土鴉片種植"的大爆發，可以追溯到1859年。該年，清廷為了增加財政收入，頒佈了《徵收土藥稅釐條例》，變相宣佈本土鴉片種植合法化。
本土開始大量生產鴉片，約始於19世紀30年代，乃是自印度引入、由雲南一路北上東進。但在1830—1857年，清廷對鴉片本土種植仍長期採取嚴禁政策，種植鴉片者處斬，故種植區域並不甚廣。1858年，為籌集軍餉，清廷對進口鴉片徵稅，相當於預設了鴉片進口的合法性。次年，《徵收土藥稅釐條例》出臺，本土鴉片的種植禁令名存實亡，產量大增。傳教士哈德遜♦泰羅(revdudsontaylor)說："當我1854年第一次到中國時，鴉片上癮的人相對較少，但近二十年鴉片迅速蔓延，近十年更快，現在吸食鴉片猖狂得驚人。""1854年距離鴉片戰爭已有14年之又。這鴉片吸食者數量的激增背後，顯然與1859年《徵收土藥稅釐條例》的頒佈有直接關係。
許多史料直觀地記錄了這一變化。
光緒年間，雲南全省已有約三分之一的耕地種植罌粟，鴉片成了該省最重要的農產品。時人遊覽昆明，曾如此描述當地的罌粟種植：「出南門，繞過金馬碧雞坊，過迎恩堂，時暮春天氣，罌粟盛開，滿野繽紛，目遇成色。」‘8此後仍在不斷擴大種植規模，據1893年蒙自關和1908年騰越關(稅關名)的估計，罌粟種植面積在清末時已約佔全省耕地面積的十分之六。19
光緒年間，貴州的中部和東部也已成了罌粟種植的集中區域。1894年，開州知州陳惟彥在給朝廷的彙報中說，自己赴任途中經過的州縣，"開墾之地半種洋菸"。2。
四川的情況也大體如此。1883年，劉光第路經涪陵，對當地遍地罌粟的景象「不勝駭然」，他在日記《南旋記》中說：「此地與忠州、豐都皆以種罌粟為要務，葫豌、菜、麥，至市他邑，故通市難覓菜油，日用則桐油：皆罌粟油也。」2[1890年，何嗣焜人蜀，其所見較劉光第當年的描述，更為駭人：「川東無處不種罌粟，自楚入蜀，沿江市集賣鴉片煙者，十室中不啻六七。若荒江
野渚，草屋數間，售雜物以應客舟者，則更比戶青燈矣……蜀地凡山林槁瘠之區，不植五穀者，向資罌粟為生計。」"
i860-1870年，罌粟種植已遍及全國。北至蒙古，西至甘陝，南至閩粵，東至江浙山東，各省皆有大量耕地被用來種植罌粟。傳教士理雅各(jameslegge,1815-1897)自北京由陸路旅行至鎮江，沿途所見，"黃河和長江之間的土地上都佈滿了罌粟田」如。
本土罌粟種植面積的擴大，和鴉片製造質量的提升，直接導致進口鴉片與走私鴉片逐年減少。至19世紀80年代，國產鴉片的產量已遠遠超過進口鴉片。比如在上海，1882-1891年的海關報告顯示，碩山鴉片足以供給本地所需的75%,另由四川供應15%,台州、象山供應10%(未加工的土漿)，進口鴉片幾無立足之地。sup24/sup-
英國駐上海領事許士(patrickjosephhughes)在1881年的一份貿易報告中不無哀怨地寫道：
1881年波斯鴉片的進口量已增加到1364擔，但中國產鴉片在質量和數量上都提高得這樣快，以致不足為奇的是它不久就嚴重地"干擾"了印度鴉片，並使波斯鴉片的進口完全停止了……在四川、雲南、山西、陝西、甘肅和貴州等省，印度鴉片幾乎都被趕出市場，現在簡直不再運往這些地方，那裡的消費全部由中國產的鴉片供應了。牛莊曾經每年進口約3000擔的印度鴉片，1881年卻只進口了358擔……煙臺和天津也在緩慢地仿效牛莊。1881年，它們進口印度鴉片的數量已減少了15%。25
次年，許士提交的貿易報告裡，中國的本土鴉片已經開始對外輸出了：「外國鴉片不僅在華西和西南地區，而且在沿海地區也正在逐漸讓位於中國鴉片。就像華西的鴉片正在大批流入緬甸一樣，東面的島嶼現在也從大陸獲得其部分鴉片供貨。"26本土鴉片徹底逼走進口鴉片，已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本土鴉片迅速取得對進口鴉片的壓倒性勝利，與清廷的扶持密不可分。
最先提出有必要給本土鴉片種植業以生存空間的，是對林則徐禁菸持有異議的太常寺少卿許乃濟。在許看來，鴉片是禁不住的，倒不如讓鴉片貿易合法
化。如此，政府既可從中徵稅獲利，又能制定政策規範貿易。27
1847年，已調任陝西巡撫的林則徐，也改變了自己的"鴉片觀」，與許乃濟成了"同道中人"。在給友人文海的回信中，林則徐說道："鄙意亦以內地栽種罌粟於事無妨，所恨者內地之嗜洋菸而不嗜土煙。"此時的林則徐，擔憂的是那些吸慣了洋菸的人，不能回心轉意支援土貨，"第恐此種食煙之人未必迴心向內耳！」進而導致白銀的流出。如
曾幾何時，反對禁菸的許乃濟被朝野內外集體唾罵。世易時移，轉眼卻換作了主張禁菸之人吞吞吐吐。比如，晚清禁菸名士許珏，在給湖南巡撫趙爾巽的一封信中如此說道："珏兩年來疏陳請加洋土藥稅，未敢遽言禁者，因言禁則眾皆以為迂圖，勢將置之不問；言加稅則尚有裨財政，或冀採用其說。"29禁菸名士不敢輕易談禁菸，擔憂被視作迂腐遭到恥笑•，可見流風所向，已然大變。
以本土鴉片抵制進口鴉片，這種論調在晚清官場有著極廣闊的市場。比如刑部左侍郎袁保恆（袁世凱畫叔父），曾在光緒初年對總稅務司赫德說："他和其他人將要保護本國的鴉片種植，直到能夠制止外國人輸入鴉片，那時本國就將停止種植鴉片。"3。再如，洋務知識分子鄭觀應，也明確提出了"鴉片商戰」這一概念，將"鴉片戰」視為對列強進行商戰的上策。早在1862年，鄭就開始提倡"以土抵洋」，建議朝廷"弛令廣種煙土"，希望民眾多吃本國鴉片，少吃進口鴉片，進而「固國衛民」。sup31/sup
1872年創辦的《申報》，也有很多類似的言論。比如，一篇題為《擬弛自種鴉片煙土禁論》的文章，總結了三條理由，呼籲朝廷放鬆對土產鴉片的禁控：一、國人既然喜食鴉片，放鬆對土產鴉片的禁控，政府一可徵稅，二可使數千萬兩白銀留在國內，免致流失。二、改進鴉片製作方法，仿行印度辦法，以適應國內消費者的口味，政府不但有鉅額稅收，農民也可以增加收入。三、憑藉徵稅而使鴉片售賣價格增高，貧者戒吸而富者漸減，最終自然不禁而禁。sup32/s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