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策上為本土鴉片徹底鬆綁的，是直隸總督李鴻章與總理衙門。1874年，李鴻章與總理衙門向清廷提出"種煙弛禁」的主張（事實上此前已經弛禁，只是沒有形成檔案），建議用自產鴉片抵制進口鴉片。李說，據他所知，
每年從印度進口的洋藥"約七萬數千箱，售銀三千餘萬之多」。英國人既不肯禁止鴉片的輸入，還欲禁止中國內地自行種植，"用意殊極狡狠"。為今之計，只有「暫行弛禁罌粟」，也就是允許內地民眾種植鴉片，如此，"不但奪洋商利權，並可加贈稅項"，等以後進口鴉片越來越少，再推行政策嚴禁鴉片種植。何況如今雲南、貴州、四川、陝西、山西各省已「多種罌粟」，無視這一既成事實再去禁止種植，不過是"徒為外洋利藪之驅，授胥吏擾索之柄"，等於給洋人牟利，方便胥吏們去民間敲詐勒索。"
就字面邏輯而言，♦李鴻章這一主張可謂"兩害相權取其輕"，即：對鴉片徵稅只是手段，禁菸才是終極目的，也就是所謂的"以徵為禁」和"寓禁於征」。但就具體的實施而言，這一做法卻成了「兩害相權取其重"。原因是地方官僚在其中扮演了極為貪婪的角色，"寓禁於征」成了幌子,鼓勵乃至逼迫百姓種鴉片以擴大稅源，成了第一目的，甚至是唯一目的。一如郭嵩煮所瞭解到的那樣：
其川、滇、甘、陝各省栽種罌粟，則必以課吏為先。臣聞種罌粟一畝，所出視農田數倍，工力又復減省。州縣因之添設陋規，私收鴉片煙土稅，亦數倍於常膩。官民皆有所利，以致四處蔓延，積久而種罌粟者男婦相率吸食，不能如印度所出煙土嚴禁其民吸食也。因以積成偷惰之性，飲食費用，虛耗日多，遂使田賦常供，亦多不能輸納，卒致官民交困，而奪民食之需，以空倉腹之藏。廣種罌粟，流毒無窮，豈復能有自存之理。"
四川、雲南、陝西、甘肅等省，都已把推廣罌粟的種植，當成官吏考核的優先專案。於是，種鴉片成了一種看起來對官府和民眾都有利的事情，不但四處蔓延不可遏制，種罌粟的民眾也紛紛成了癮君子。久而久之，結果就是糧食生產越來越少，民間無糧，國庫也無糧。如此這般，國家豈能自存？
此時的郭嵩煮尚在駐英公使任上，憂心忡忡之下自倫敦連上了兩道奏摺，希望朝廷禁菸，而不是聽任乃至鼓勵本土鴉片種植。但這種主張，得不到朝中主流輿論的支援。時任兩廣總督的劉坤一，即在一封私人信函中明言，郭嵩煮的主張萬萬不可施行：
郭筠仙侍郎禁菸之議，萬不能行。即以廣東而論，海關司局每年所收洋藥稅釐約百萬有奇，3巨有既經禁菸仍收稅釐之理！此項鉅款為接濟京、協各餉及地方一切需要，從何設法彌縫？……顧據實直陳，必觸忌諱，不如暫緩置議，想朝廷不再垂詢。sup35/sup
劉坤一說得非常明白：廣東絕對不能禁鴉片。禁了鴉片，針對鴉片的「洋藥稅釐」就會喪失徵收的合法性。這一項收入每年有100多萬兩白銀，很多地方都仰仗這筆錢運轉。「鴉片財政」沒了，那100多萬兩白銀的收入，誰能彌補？要從何處彌補？所以，郭嵩煮的奏摺，很自然地被擱置起來，既無反駁也無贊成，而是不做討論。因為一討論，就要涉及"鴉片財政」這種收入的不道德。為了保護"鴉片財政」，劉坤一所主張的「暫緩置議"，無疑是最好的處理方式。劉說「想朝廷不再垂詢"，背後的含義是朝廷對"鴉片財政」的重要性也心知肚明，必然會有默契，敷衍了郭嵩煮之後，不會再給各省督撫們下發檔案來商討禁菸之事。
那清廷對「鴉片財政」的依賴有多嚴重？據周育民對清廷財政收入、海關收入、鴉片稅收入的統計比對，1887—1894年這段時期，"經由海關征收的鴉片稅收入佔到海關稅收人的30%—40%；而在整個財政收入中，佔到10%。內地土藥厘金的收入也為數不少，同治年間不過數萬兩，而到甲午戰前已達到五六十萬兩。沒有鴉片稅收入，清朝財政就無法正常執行"。%須注意的是，此處統計中的"五六十萬兩」土藥厘金，所指僅是上繳中央的財政收入，地方政府通過向土藥即本土鴉片徵稅之所得，往往是中央所得的十倍乃至更高。也就是說，在晚清的整個"鴉片財政」（中央+地方）當中，10%這個比例，只是一個最低最保守的統計。
晚清人何啟與胡禮垣，在1901年前後，也提供過一項統計，可供參考：
今中國所急者財用，而釐稅之入以鴉片為大宗。洋藥進口釐稅六百萬兩，土藥釐稅名雖二百二十餘萬兩，而實則二千餘萬兩。是合洋藥土藥而計，每年值二千六百餘萬兩。國家之利賴在此，官府之調劑在此，若舍此項，則補救無從，此所以禁菸之舉，近年緘默無言也。sup37/sup
朝廷和地方政府都要依賴這筆錢運作，誰願意主張禁菸？一切全如民國學者於恩德在《中國禁菸法令變遷史》中所說的那樣，政策上放開本土鴉片的種植，是因為"朝廷深知鴉片弛禁每年可收鉅款」，而所謂的"寓禁於征」，其實際目的"乃在於徵（稅），而非在於禁（煙）」。而且，這種政策最後成了"禁菸成功之阻礙，因政府恃為利源而不肯捨棄」。於恩德還說，"大多數國民陷於萬惡之毒害中"，清廷放開本土鴉片種植須負主要責任。sup38/sup
要讓吸食鴉片的人戒掉鴉片，是極為困難的；要讓依賴"鴉片財政"的清政府戒掉"鴉片財政"，同樣也極為困難。1900年之後，清廷迫於內外壓力開始禁菸，地方政府收入銳減，怨言極多。比如，1909年11月，山西巡撫上奏說，自禁菸之後，山西再無本土鴉片的厘金稅賦可以徵收，省財政迅速入不敷出，新政也因為沒錢辦不下去了：
本省進款，自開辦統稅，藥釐一項驟短銀二三十萬，至本年禁種，更無稅釐之可收。出款日增而入款轉減，計三十三年已虧銀七十萬，三十四年將虧至百萬，本年又加認海軍開辦經費，每年應允解銀十五萬，常年經費五萬，本省審判庭及諂議局經費約共十萬兩，截至年終計須虧銀一百四十萬。獰
這訴苦聲裡，顯然已經忘了在20年前的丁戊奇荒裡，漫山遍野皆是罌粟的山西，曾發生過餓死四五百萬人的人間慘劇。在政府收入與民眾溫飽之間，清廷的最高決策層，自慈禧、奕訴而下至李鴻章、劉坤一這些地方督撫，均一致選擇了前者。鮮有人像郭嵩煮那般，將"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之說當真。
"小孩餓死尚是小事"
回到山西的災情。
山西巡撫衙門之所以能夠容忍李提摩太前來賑災，與災情實在過於慘重有直接關係。因為朝廷其實是極不喜歡洋人站出來賑災的。丁戊奇荒期間，日本駐華公使森有禮前往總理衙門，表示日本民眾願意向山西饑民提供賑糧，而且
這些糧食已經運抵天津，總理衙門王大臣們的反饋是"以山西轉運艱難力為勸阻」4。,即把糧食運往山西路途太艱難了，所以這些賑糧我們不能要。
李提摩太等人去山西賑災，也引起了朝廷的注意。河南學政瞿鴻概將他們的行蹤密報給朝廷，瞿還說，這些人的居心「險不可測"，他們跑來賑災，是想乘機收買人心，窺探我大清國的虛實。"山西巡撫曾國荃很快就接到了諭旨，要他「婉為開導，設法勸阻"，將這些外國人勸離山西，因為「外國捐助名為善舉，實則流弊滋多"42。所以，當李提摩太第一次去巡撫衙門求見曾國荃時，他不但沒有受到禮遇，還被當成了不懷好意：
他的一個秘書一一我必須先見他--告訴我說，巡撫因為我的出現非常生氣……他認為我的到來只是為了收買人心，使民眾對政府離心離德。心.
然而，山西的災情實在太過慘重，曾國荃沒有遵旨將李提摩太"請」出山西。在給朝廷的回覆中，曾國荃讚揚了李提摩太，說他帶著銀子來到山西，先在陽曲、徐溝等地賑災，"諸稱平順"，與地方官府非常合作，並沒有鬧出任何事端；之後聽說山西省南部的災情尤其嚴重，又「願赴平陽散放"，到了那邊之後事情也都辦得「極妥協」，完全沒有學政瞿鴻概"所奏情事"。sup44/sup
李提摩太確實是一個有能力給災區帶來實際援助的人。1876年在山東青州府的賑災，李提摩太動用的是個人積蓄；當他發現災情規模遠比想象中嚴重後，即親自前往煙臺向外國僑民進行募捐，又通過英文報紙《北華捷報》和《萬國公報》《申報》等媒體，不斷刊載山東的災情資訊，呼籲居住在中國的外國人士向災區捐款。最後成立了一個由傳教士、外國商人和駐華外交官組成的"山東賑災委員會」（該委員會後升格為「中國賑災基金委員會"，與英國倫敦成立的、以前駐華公使阿禮國為首的「中國救濟基金倫敦委員會"有著密切合作），募捐事宜由該委員會負責，李提摩太等傳教士則負責深入災區察看災情，統籌具體的放賑事務。在山西太原、平陽等地，李提摩太共發放賑款12萬餘兩白銀，救助災民15萬餘人。在山西臨汾，官府自光緒三年（1877）十月到光緒五年五月，共發放賑款4.82萬兩，李提摩太在光緒四年夏到次年三月，在該地共發放賑銀5萬餘兩。45
這種切實的賑災能力，也是曾國荃願意在奏摺中力陳李提摩太絕非不懷好意的緣故。但朝廷考慮問題的出發點，與曾國荃大不相同。相比救濟災民，朝廷更憂慮洋人此舉是在「懷柔遠人」，而這原本是大清國才有資格來做的事情。儘管傳教士們的賑災活動幾乎全部是在得到清廷的許可之後進行的，且有指定區域並由地方官員監督，並不會給他們多少宗教宣傳的空間，但傳教士們仍會因賑災活動與底層民眾建立起直接的關係，進而也就會改善他們在底層民眾中的形象，一如李提摩太所言："我想饑民分發救濟的經歷，對群眾而言，頗具說服力。這說明，•我的宗教是可靠的。"傳教士的形象改善，自然會引來問詢者，李提摩太則順勢送給每個前來問詢的人「《教義問答》和《讚美詩》"sup46/supo這種事情，讓身處廟堂之高的統治階層如坐針氈，也讓身處江湖之遠計程車紳們如疑在喉。
1877年舊曆二月下旬，蘇州士紳謝家福在"以資遣災民」（帶著資金去賑濟自山東南來的災民並將之遣送回籍）自泰州歸來，途中聽到了一個訊息：包括李提摩太、慕惟廉:倪惟思及英國駐煙臺領事在內的一批西方傳教士，正在山東賑濟災民。這讓謝家福立刻緊張了起來。他在日記中，如此描述自己獲知此事後的焦慮心情：
知耶穌教之洋人慕惟廉、倪惟思、李提摩太及煙臺領事哲美生等在東齊賑給災民，深懼敵國沽恩，異端借肆，不能無動於衷。顧以才微力薄，莫可挽回，耿耿之懷，言難自已。外
謝家福擔心洋人藉著賑災向民眾佈施恩惠，然後擴張他們的主張與思想。覺得自己不能無動於衷，但自己又能力有限無法可想，於是耿耿於懷非常難受。在這種「耿耿於懷"情緒的支配下，謝家福給熟識的江南士紳們寫信，嘗試著鼓動他們站出來，與洋人的賑災行動相抗衡。
謝在信裡說，洋人們在山東，明裡打著賑災的幌子，暗裡卻幹著收買人心的陰謀。若不採取措施，民心恐將流失，異教恐將橫行，必成中國之大患。謝建議籌集鉅款，採用「跟蹤濟賑"的方式，來消除洋人賑災對中國民心的損害。簡單說來就是追蹤洋人的救災路線，洋人前腳發完賑銀賑糧，我們後腳跟
上再發賑銀賑糧。謝還說，這是有良知的愛國士大夫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並賦詩一首：
大兵之後又凶年，
國計民生孰見憐？安得賑錢三十萬，管教壓倒慕維連！蟲
除了「跟蹤濟賑"，謝家福還主張以收養難童為先，與傳教士展開競爭。
在給好友李金情的信中，謝家福說當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將難童從洋人的手裡搶過來，「東省災後，子女流離者不可計數，為他族收養者，聞有數百名之多。竊恐人心外屬，異說橫行，為鄒魯之大患」，正所謂"急則治標"，這個「標"就是兒童，因為兒童智識未開，情竇未通，最容易被異族蠱惑。他在信中激動地寫道：眼看著這些兒童被洋人驅入「陷阱」之中，再也不能重新做人，但凡有血氣者，「能無錐心肝、豎毛髮，亟圖補救哉」。皺
這些倡議，在江南計程車大夫圈子裡獲得了普遍認同。蘇州士紳袁子鵬給謝家福回信說，西人想要領養饑荒孤兒，那是萬萬不可。我們多收養一名，就少一人入教，功德尤其大5°。另一位蘇州士紳尤春畦則說：
小孩餓死尚是小事，為天主教誘去，則大不可，能否引之出堂，亦宜酌量，事卻甚好。幼孩如何領來，有親屬者作何安頓？至來蘇之後，經費無不竭力。「
有了士紳們的支援，謝家福啟動了賑災行動。友人高龔甫致信謝，鼓勵他努力去做，"不可存推諉之心"。謝家福在回信中說：「弟之此行為敵夷，不為賑濟。賑濟則以仁存心，當念親親仁民之意，敵夷則惟知大義，雖捐麋踵頂，有所不辭。」"意思是此行的目的乃是抵抗夷人，而非為了賑災。賑災講究仁心，抗夷講究大義。為了大義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
「抗夷」的旗幟贏得江南士紳們的高度讚賞。上海士紳王震保來信說，謝
家福將眾多孤兒從黑暗的"禽獸之域"中拯救出來，實在是一種偉大的壯舉，這壯舉足以證明世事尚有可為。王麋保說，自己很願意與謝一起並肩戰鬥，抵抗夷人。53
"抗夷"的旗幟也給謝家福帶來巨大的滿足感，讓他擁有了強大的精神力量來克服振災行動中遇到的種種苦難：「生平滅夷之志，刻不能忘……（如今得此機會）而交臂失之，則身存實死，天下不必有此人，謝家不必有此子也。」x捐款者當中，偶有人提出耶穌教與天主教不同，不必過於仇視。謝家福有這樣一段義正辭嚴的向擊：
某之所辦者，不第在教門之良莠，尤重在中外之界限。山左災民受洋人賑恤三月有餘，幾乎知有洋人不知有中國矣。諸君好善樂輸，下以回已去之人心，上以培國家之元氣。即此便是忠臣，便是義士。若不能權自我操，反為教堂籌費，如國計何？且既受教堂之賑，必服外洋之教，無論其為天主、為耶穌，終不當以中國之民，服外教而廢五倫，童子何知，坐令陷溺，於心安乎？sup55/sup
大意就是，謝家福並不在乎天主教、耶穌教的分別，只在意"中外之界限"，也就是不能讓山東的難童接受洋人的賑濟，不能讓他們"知有洋人不知有中國」。
受這樣一種"抗夷優先"理念的支配，謝家福將募來的活動經費幾乎全部用來與傳教士爭奪難童。曾有人建議謝拿出資金來開設粥廠，以解青州災民的燃眉之急，結果被謝拒絕，理由是：兒童與成人不同。成人有覺悟，可以持節慷慨赴死；兒童無知，不懂得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春秋夷夏大義。所以，在資金有限的情況下，應該優先救濟兒童，以免其失節於洋人。謝在日記中說，自己對這個決定"理得心安"，並無愧疚。氣
謝家福所謂的"成人有覺悟，可以持節慷慨赴死"，並非虛言。1877年的山東，就有昌樂縣災民「弗受洋賑」，樂安縣災民"俱情願餓死，不受洋人之賑」的事情發生57。河南也是如此，某些災民不肯接受洋人的賑濟，社會上還出現了謠言，說傳教士借賑災之機行虐待之實，以致有參與賑災的洋人無奈給《申報》投書說：
河南地方饑民大不解事，於教士所分給之銀不肯領取，意謂西教士意在買服人心，誘人入教，故特給我等銀錢，慎勿墮其術中。彼此相戒，竟無一人肯領。且仿鐵淚圖之式，造作諸般惡狀，謂教士誘人入教，如此虐待。亦分貼多張，以冀煽惑人心，該省官憲無可如何。58
不要洋人賑災的銀子，害怕被洋人騙了去剜眼挖心，這是可以理解的事情。此類謠言已在大清國讀書人圈子和底層社會流傳了上百年（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朝利瑪竇來華的時代）。但有人模仿《鐵淚圖》將傳教士畫成凶神惡煞，將剜眼挖心之類的場景用宣傳品具象化，這顯然並非災民所為之事，他們溫飽都成問題，不可能有這樣的閒情逸致。也就是說，河南也有一批類似謝家福這樣計程車紳，懷揣著"滅夷之志」在努力保衛「中外之界限」。
這種努力是成功的。在河南，傳教士們不被允許逗留，也不被允許以任何方式參與賑災。地方政府還發布了通知，若洋人不離開河南，官府不保障他們的生命安全。當傳教士花百香等人抵達開封時，城內已遍貼告白"寧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書院也罷課稱「要與西人打仗」，且下了戰帖約在第二天59。無奈之下，他們只好放棄了賑濟河南災民的計劃。
據前往河南賑災的蘇州士紳孫傳鴻《遊汴見聞實錄》裡的描述，彼時的河南，正在上演「父子相食"，前一刻賣兒子後一刻反悔來贖「則小孩已在鍋中矣"「遙見一人持一（人）腿隨食隨走"「人肉煮好者每塊八文」……的人間慘劇。6。
但是，本文絕非是要將謝家福這樣一位中國近代賑災史上的重要人物，塑造成一種簡單的負面形象。事實上，以謝家福為代表的民間士紳，才是支援中國北方艱難熬過丁戊奇荒的核心力量。謝一生從事賑災活動，「先後通解賑銀二百五十二萬三千兩有奇，活人無算」，這裡面還不包括賑濟山東災民（難童）不足一年即籌集到的43萬餘兩白銀。這些錢全部用在了救災之中（至少是送到了災區地方政府手中）sup61/supo以山西為例。按《清實錄》的記載，清廷中央所撥賑災款，總數不過數百萬兩，賑米也不超過100萬石，而《清吏稿•曾國荃傳》裡的資料是"先後散發賑銀一千三百萬兩，米二百萬石，救活饑民六百萬人」。也就是說，山西絕大部分的賑款和賑米都來自民間，包括中國士紳，也
包括外國人士，其中又以中國士紳為最有力者。這也是《清史稿-食貨志》僅籠統地說：「光緒初年，山西河南陝西之災，撥幣截漕均巨，合官賑、義賑及捐輸等銀不下千數百萬兩」，官史不將官賑數字單獨提出的緣故，是"因為其份額遠遠小於義賑及捐輸」62。
時代是多面相的，具體的歷史人物也是，轉型時代的歷史人物尤其如此。朝廷失職，以謝家福為代表的民間士紳成了天愁地慘時代裡的中流砥柱。但這些中流砥柱，自身也仍困在陳舊的"夷夏之防"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