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才能實實在在提升在軍中的地位，才能真正光宗耀祖。與之配套，清廷還規定：勇營將領獲得綠營高階官職（提督、總兵、副將、參將、游擊）後，須遵守綠營的制度離開原部隊，只允許帶少量部屬前去指定省份任職。為了進入「體制內」讓功名富貴合法化，許多勇營將領願意接受這種條件。清廷這一策略，相當於反曾國藩的建軍之道而行。勇營高階將領為了個人富貴選擇離弁後，勇營上下級間的「恩誼」自然不復存在，對勇營的整編也就容易多了。sup21/sup
當然，用綠營來消化勇營也不是毫無難處。比如，要裁撤勇營，清廷首先得將欠勇營士兵的大量餉銀補上，不補餉銀而裁軍很可能引起兵變。再比如，勇營將領雖然願意進入綠營的體制內，但綠營兵的待遇遠比勇營兵低，其實很難吸引優質的勇營兵流向綠營。所以最後整軍的結果是清廷只達成了部分目的。從綠營裡提煉出來的"練軍」虎頭蛇尾，人數最多時有13萬之眾，但戰鬥力仍一塌糊塗。勇營也未能被全部裁撤，不得不保留二三十萬人改編為「防軍」。
總體而言，到1880年前後，洋槍洋炮已大量進入清帝國的陸軍。無論是八旗軍，還是綠營及其升級版"練軍"，抑或由殘留的勇營改編而成的"防軍」，都或多或少接受過西式訓練。但清軍的戰鬥力並未出現質的提升'，洋槍洋炮用來鎮壓境內百姓固然綽綽有餘，但要與歐美各國的軍隊對壘，卻是實力嚴重不足。這自然是因為，一支軍隊的戰鬥力並不僅僅取決於器械，也取決於軍隊的體制一一曾國藩在勇營裡建立的體制，其實已是傳統軍隊體制優勢的巔峰。清廷以綠營容納勇營，則是拋棄傳統體制優勢的巔峰，讓清軍重回到更壞更無戰鬥力的體制當中。
這種倒退式改革，等同於讓清軍距離近代軍隊越來越遠。近代軍隊需要種種近代體制來支撐，包括實施國民義務兵制度、推行步騎炮工兵種專業化、建立軍官培養拔擢退役制度、建立近代陸海軍和士官學校、建立近代軍事工業等。遺憾的是，晚清改革的前20年，除引進洋槍洋炮和仿造洋槍洋炮的技術外，幾乎沒有致力於這些制度建設。
統治術的優先順序高於強軍術’
1878年，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楨上奏建議朝廷廢除武舉，其實只是想
在清廷陳舊的軍事體制上開啟一個極小的缺口。
沈在奏摺裡說：本朝文職官員以出自科舉者最為尊貴，但武舉出身者，其升遷反排在行伍和軍功之後。我到兩江就任之後，軍中的武舉們聯名前來上訴，說自己到軍隊差不多十年了，仍然沒有得到職銜，還滯留在最底層。我很同情他們。但一番詳細考察之後，我又發現，論管理部隊，他們比不上那些行伍出身的人；論奮勇耐勞，他們又比不上那些靠軍功升上來的人。為什麼會這樣？因為軍隊需要的能力，和他們為參加武舉所練習的內容，完全是兩碼事。22
沈還說，這些在軍中的武舉算好的，至少有軍隊約束著他們。那些「無事家居者」，也就是待在家中無所事事的武舉，拿著頂戴當護身符「武斷鄉曲」，才是民間的大禍害。廢除武舉是廢除無用之物，既能給國家省下許多錢，又能"為民間留一分元氣」，實在是大好事。
可是，朝廷拒絕承認武舉考試是無用之物。
1878年5月5日，慈禧以光緒皇帝的名義，在批覆的諭旨中說："沈葆楨奏請飭停武科以節經費等語。’國家設立武科，垂為定製，其中不乏干城禦侮之才。沈葆楨輒因搏節經費，請將武闈停止，率改舊章，實屬不知大體。著傳旨申斥，所請著毋庸議。"^
其實，沈葆楨的建議沒有任何過激之處。他在奏摺裡提到的兩個關鍵資訊：清廷軍隊提拔將領，多不用武舉出身者；武舉出身者能力太差，普遍無法勝任軍官職務，乃是清朝官場眾所周知的事實。比如，雍正時代各省綠營軍加上八旗軍，自提督至守備共計1555人，其中以功績出身者524人，以侍衛出身者572人，以武進士出身者只有220人，以武舉人出身者只有83人。儘管這項統計中存在重複，比如某人既是侍衛出身，也曾因立下軍功升遷；比如某些軍官的出身資料欠缺，故出身統計與軍官總人數不能完全吻合。但從中仍不難看出，有武進士和武舉人身份的武官，在清軍當中確屬絕對少數，只佔到了約20%。24
至於武舉出身者的能力太差，實是清代武舉考試誤入歧途所致。
清代武舉始於順治時代。分童試（在縣府舉行，合格者為武秀才）、鄉試（在省城舉行，合格者為武舉人）、會試（在京城舉行，合格者為武進士）、殿試（在皇宮舉行）四個層級。殿試的前三甲為武狀元、武榜眼、武探花。
考試內容分內、外兩場。外場考騎射、步射和技勇；內場考策論。騎射的物件是用氈做的球；步射的物件是用布做的假人。技勇有三個專案，開弓、舞刀、掇石。判斷是否合格的標準，是看從多遠起射、命中多少支箭、拉開多強的弓、舞動多重的刀、提起多重的石頭。策論是寫幾篇文章，主要從《論語》《孟子》《孫子》《吳子》《尉繚子》等先秦著作中出題。比如康熙五十二年(1713)的殿試題目之一，是要參加者以「潔己恤兵」(品行清廉愛護士兵)為主題寫一篇文章。早期的會試錄取，戶外弓馬成績只用來篩選是否合格，名次的高低主要取決於室內的文化考試。但文化考試很快就靠邊站了。到了嘉慶年間,考慮到大多數武舉考試的參加者文化水平很低，已將文化考試由寫文章改為默寫《武經七書》的某些段落。到了道光時代，皇帝又下旨重申，武舉考試的成績，必須以戶外的弓馬比試為主，至於默寫《武經》之類的文化考試,「斷不能憑此為去取」，絕不能拿來作為淘汰和排名的依據。sup25/sup
這種錄取傾向，嚴重惡化了清代武舉合格者的文化水準。
從順治三年(1646)；到光緒二十四年(1898),清代一共舉行了109次武舉會試，共產生了109位武狀元。王金龍統計了這109位狀元的地理分佈，並將之與223名文狀元的地理分佈做了一個比較。結果如下表所示"：
從表中可以看到，武狀元的分佈，整體上以北方為主，約佔到了總數的70%,其中僅直隸和山東兩省，就佔到了總數的一半以上。反觀文狀元產出最多的江
蘇、浙江兩省，皆只產生了7名武狀元。湖南、安徽、湖北等南方省份，甚至沒有出過武狀元。這種分佈態勢，與清代對武舉考試的輕視有直接關係。第一次鴉片戰爭談判期間，清朝官員伊里布前往英國軍艦拜訪，見到軍艦上有穿軍服的隨軍實習生，即惋惜道："這麼年青的孩子，應當在學校裡吸收‘絕理智的學問'，這不比到戰艦上學習如何打仗更好嗎？"言語中滿是對武舉與軍職的鄙視。27
除了狀元、榜眼與探花，清代武舉還產生了約9600名武進士，和約10萬上下的武舉人。28
就考試本身而言，要市武舉成為一名武進士並不容易。康熙十三年（1674）的標準是：騎射一項，須在三十五步之外縱馬三次，射九箭中三箭算合格；步射距離八十步，射九箭中兩箭算合格；開弓至少要將八十斤弓開滿三次；舞刀至少要拿著八十斤的大刀耍出「闖刀過頂，前後舞花」，也就是俗稱的「雪花蓋頂"；提石頭至少需要將二百斤的大石提到胸腹之間，再將石頭左右翻轉各一次。考試過程中若前一項不合格，即不允許參加後一項，直接淘汰。
遺憾的是，就選拔培養軍事人才這個目的而言，這種高難度只是一種無意義的門檻設計。它選出來的，既非精通格鬥的護衛人才（考試全是單獨演練，沒有互相搏擊），也非精通軍事知識（比如弓弩的設計、火炮的原理與應用）的技術人才和指揮人才，只是一群會騎馬、能射箭、力氣大、能默寫一點指定書籍（默寫內容一般在百餘字左右）的壯漢。
在順治時代，武狀元會直接授官為正三品參將，武榜眼是從三品游擊，武探花是正四品都司，其他武進士依次類推。康熙時代，改為半數武進士送去軍營做軍官帶兵，半數留在宮中做侍衛，跟著前輩侍衛們學習格鬥。但武舉既然只能選拔壯漢，無法選拔軍事人才，那麼，越到需要將領的時代，武舉們就越只能靠邊站。這也是為什麼在雍正時代的清軍中，武進士和武舉人出身的武官，只能佔到約20%的絕對少數。再往後，太平軍與捻軍興起，中外軍事摩擦增多，武舉人和武進士的命運也變得更加邊緣。
也就是說，在1878年，武舉的存在對提升清廷軍隊的戰鬥力而言，已幾乎失去了正面價值。陸軍方面的軍官，或出身湘淮軍隊有軍功或儒學背景，或沿襲八旗和綠營舊例由行伍提拔，沒有武舉的生存空間。海軍方面，此一時期成立的天津水師學堂、江南水師學堂等，已開始教授外語與數學，以及航海、駕
駛等技術課。儘管在軍事指揮層面，仍以《春秋》《左傳》《戰國策》《孫子兵法》《讀史兵略》等古代著作為主要教材，落後同期的日本海軍學校甚遠。日本當時已全面引進英國皇家海軍學院的課程，以《海軍兵法要略》《艦隊運動指南》《海軍戰術講義錄》等軍事著作為必讀書29。海軍領域更沒有武舉的容身之地。
然而，沈葆楨請求廢除武舉的奏摺卻被慈禧太后否決了。非但否決，還惹來了"實屬不知大體，著傳旨申斥"的責備。為什麼會這樣？上諭中沒有任何解釋。不過，從事後反推；並不難揣測慈禧太后執意保留武舉的用意。
1894年，清廷在甲午戰爭中慘敗給了日本。次年是文科會試，廢除武舉成了舉子們當中的流行輿論。翰林院一位叫作秦綬章的官員，於1895年12月上奏請求朝廷改革武舉，將考試內容從弓馬石刀變為槍炮，同時加重文化考試的分量。光緒將奏摺交給兵部討論。兵部呈報的討論結果是：考試槍炮，等於鼓勵、允許民間使用火器進行練習，與朝廷的禁槍炮政策是衝突的，要不得；加重文化考試的分量，會刺激應試者請槍手替考，也要不得。兵部建議對秦綬章的奏摺採取"毋庸議」的辦法，束之高閣，不批覆、不反駁、不討論。然後「帝從之」，光緒採納了兵部的建議。sup30/sup
戊戌年，深受慈禧信任的總理衙門大臣、兵部尚書榮祿，再次上奏請求改革武舉，以近代軍事課程培養新式軍人。朝廷將奏摺下發給軍機大臣和兵部討論。或許因為榮祿本人既是軍機大臣之一，也是兵部尚書，所以討論出來的結果是：一、武舉改考與槍炮有關的內容；二、停止玩默寫《武經》的把戲。31遺憾的是，這個討論結果，先是被朝廷接受，然後很快又被慈禧的懿旨否決了。慈禧在懿旨裡說，"科舉之設，無非為士子進身之階」--科舉的核心目的，不是選拔人才，而是給士子們提供一個進入體制的路徑。武舉自然也不例外。至於培養軍事人才，那是"營武學堂"的事情。所以，之前的改革作廢，各級武舉考試「均著照舊制，用馬步箭、弓刀石等項分別考試"；武進士們被錄取後，再送他們去地方部隊和神機營裡練習槍炮"。
1895年與1898年的這兩次改革，均不以廢除武舉為訴求，僅試圖改變武舉的考試內容，將槍炮技術與文化知識納入考試範圍。慈禧太后對這項改革表現出極大的不安。她非常擔憂武舉考試槍炮，會衝擊到朝廷的"私藏火器之
禁」，會給清廷的統治帶來不穩定因素。而這恰與朝廷設立武舉的初衷「無非為士子進身之階"背道而馳。所謂"無非為士子進身之階」，實際上就是給民間遊勇提供一種進入體制的途徑，以免他們成為朝廷的不安定因素。這是一種古老的統治術，宋神宗就說過，北宋為了達成"無叛民」的目的，不惜「招聚四方無賴不逞之人以為兵，連營以居之，什伍相制，節以軍法」，不惜犧牲軍隊的戰鬥力，也要將大批無賴遊民招入軍隊之中。"
對慈禧太后來說，內部維穩才是武舉之事的"大體"，至於武舉能否與軍事體制的近代化改革接禪‘並不重要。這種思維方式也是晚清軍事改革在"練兵「與「制器」之外，始終無法再進一步的核心原因。因為再進一步，如實施國民義務兵制度，實施軍官培養、拔擢、退役制度等，就會觸及體制層面的東西。在慈禧看來，這種觸及與廢除武舉一般無二，會破壞清帝國的內部穩定。在統治術和強軍術之間，慈禧堅定地選擇前者。
清廷正式廢除武舉，是在八國聯軍兵不血刃攻陷北京城之後。1901年，張之洞、劉坤一等地方督撫聯名上奏抨擊武舉，慈禧終於不得不以光緒皇帝的名義下旨，公開承認武舉考試是無用之物，其考試內容「皆與兵事無涉，施之今日亦無所用」"，將之徹底廢除。"無知」壯漢們至此終於退出晚清的軍事舞臺。清廷也不得不承認，自19世紀60年代開始的，旨在洗刷「庚申之變」恥辱的軍事改革，最終以較之「庚申之變"更為恥辱的"庚子之變"結束，可謂全面失敗。在1901年的"新政上諭"裡，慈禧太后不得不將變革軍制與編練新式陸軍，作為一項重要改革內容再次提出；1903年，清廷正式成立練兵處；1904年，又參照西方國家的軍隊體制，擬定頒佈了《陸軍營制餉章》；1907年，陸軍部正式提出《全國三十六鎮按省分配限年編成方案》。
但一切為時已晚，失去的改革視窗期不會重來。當陸軍部試圖在練兵過程中用留學日本、德國和法國的陸軍留學生（如吳祿貞、張紹曾、藍天蔚等），來取代袁世凱的北洋嫡系將官時（有統計稱，1901—1910年畢業的留日士官生共計620名，大部分被清廷編入北洋新軍方），這些留學士官生早已對清廷失望。在1911年的大變局中，他們中的許多人選擇了革命，而非保全清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