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是改革嚴重受挫的一年。留美幼童們在該年被朝野上下批判，成了「思想犯」，被強行中止學業，集體撤回國內。1881年也是改革繼續蠕動的一年，先是清廷自建的首條鐵路"唐山—胥各莊」段正式通車，然後又建立了中國第一所現代醫學教育機構"北洋醫學館」。
就時代轉型而言，後者尤為重要。因為隨之而來的是一整套新的思維方式。
同行之間才有赤裸裸的仇恨
西方現代醫學傳入中國，大約始於嘉慶道光時代。
這種傳入，除得力於來華傳教士外，也與東印度公司有密切關係。該公司為保障員工健康，在澳門與廣州兩地聘請了專業醫生。兩地的中國民眾因此得以近距離接觸到現代醫學。將治療天花的牛痘法傳入中國的英國醫生皮爾遜(alexanderpearson),就是受僱於東印度公司的外科醫生。時為1805年春，也就是琴納發明牛痘法後的第9個年頭。同年9月，西班牙宮廷御醫巴爾密斯(franciscojavierdebalmis)率領船隊，自美洲執行"海外殖民地牛痘接種行動」返程經過澳門，也曾協同澳門當局為當地民眾種痘。sup1/sup
皮爾遜的推廣過程並不順利。在牛痘法出現之前，中國已有預防天花的人痘法，且傳入了歐洲。人痘法的操作方式是從天花的膿包中抽取漿苗，待其乾燥後吹入人的鼻子，以期獲得對天花的免疫力，缺點是安全性不夠，若選苗不當，很容易導致人感染天花喪命。牛痘法遠比人痘法安全。遺憾的‘是，民眾很難從自己和周圍人群的有限個案中意識到牛痘法的安全性，本土痘師又常常基於"同行是冤家"的心理對牛痘法做汙名化攻擊，結果便是鮮少有人願意接受牛痘種植。皮爾遜曾無奈地說道："中國醫學界，尤其是醫生們對其持完全不接受態度，這成為牛痘傳播的一個重要障礙。他們甚至將痘症、麻疹、天皰瘡、皮疹症等說成是因先前接種牛痘造成的。"2
皮爾遜的責備並非虛言。
活躍於道光時代的醫生熊乙燃，在江西推廣牛痘法時，痛心於許多有意接種者被流言所阻，最後死於天花。他憤怒批評中國傳統醫藥從業者，為了一己私利而不惜害人性命：「近因種神痘輩極力毀謗，人心疑畏，往往願種人家，聞風輒阻，而卒罹於流痘之災者，不計其數。"3所謂，，種神痘輩，，，指的正是那些從事種人痘術的傳統痘師。他們發現自己的飯碗受了影響，不是想著與時俱進去學習種牛痘術，而是在社會上散佈謠言，對牛痘實施各種詆譭，讓無力判斷是非對錯的普通民眾不敢去給孩子接種牛痘，使許多本可得到挽救的生命無辜消亡。活躍年代略晚於熊乙燃、致力於在杭州推廣牛痘法的醫生趙蘭亭，也遭遇了以種人痘為業的那群人的詆譭。原因是牛痘法的出現，讓他們「無所施其巧」4,損害了他們的切身利益。
1806年，廣東暴發天花，許多人湧入皮爾遜的診所要求種痘，事情漸有改觀。稍後，在十三行商人鄭崇謙的協助下，皮爾遜關於如何種牛痘的英文小冊子，被翻譯成中文出版，定名為《噗唁喇國新出種痘奇書》。該書曾被東印度公司作為聯絡外交的禮物，多次贈給兩廣總督與海關官員，但未引起他們的興趣。鄭崇謙還運作招募了一批中國人來向皮爾遜學習如何種牛痘，其中就有著名的中國牛痘術推廣先驅邱嬉。1817年，邱嬉出版著作《引痘略》，用中國傳統醫學的陰陽五行學說和經絡理論，對皮爾遜的種牛痘法做了一番"本土化包裝」。以現代醫學的眼光去看，這種包裝在醫理上可謂牽強附會，比如書中解釋說：牛痘之所以有效，是因為牛在五行中為土畜，人的脾臟在五行中也屬±,所以用屬土的牛痘，最容易將脾臟中的毒"引「出來。醫理雖錯，但這種解釋模式，契合了國人當時落後的醫學觀，反而消弭了一部分民眾對皮爾遜種痘方式的疑慮，促進了牛痘法的傳播。《引痘略》一書先後再版五十餘次，曾國藩、阮元等督撫重臣均曾將邱嬉奉為座上賓。s"
不過，邱嬉式的「本土化包裝"，終究敵不過"同行間赤裸裸的仇恨」。所以，在之後長達半個世紀的漫長時光裡，牛痘法的傳播仍侷限在廣東、福建
等沿海地區，並沒有能夠真正深入內陸。1873年，上海公共租界當局在《申報》上連續41期刊登了一則廣告。廣告說，只要響應租界當局號召，去指定地點接種牛痘，不但「分文不取」，還「給錢三百文」作為調養費。廣告原文如下：
大法國工部牛痘局，今設在上海新北門外東興聖街姚辰庭大方脈醫室內，每逢禮拜二、禮拜六為期，如來種者，到期兩點鐘到局種痘無誤，分文不取。倘有貧者，給錢三百文，為調養費。此亦西國人成美之道濟之德也。6
當時的上海，豬肉每斤約20文錢，這意味著免費種牛痘可以得到約15斤豬肉。租界當局的這則廣告，可以說是下了血本。之所以要下這樣的血本，是因為租界自1871年開始推廣牛痘接種後，民間幾乎毫無反應。
1885年，牛痘醫師沈善豐出版了《牛痘新編》一書。內中也感慨說：牛痘法進入中國已經超過六十年了，可以說已經給了眾人很充足的時間去審視；各省設定種痘局，有不少人接種，可以說效果如何也是有目共睹。種牛痘的辦法也很容易學，不是什麼艱深之術。然而直到今天，情況仍然是「是者少而非者多，信之一而疑者百」。為什麼會這樣？為該書作序的許施身說得很直白：
牛痘盡善盡美，最有礙於塞鼻痘醫；牛痘不必延醫，又不利於幼科；牛痘無餘毒遺患，又不利於外科；牛痘無藥有喜，於藥鋪亦不無小損。是故每有射利之徒，視善舉為妒業之端，暗中煽惑。以刀刺為驚人之語，以再出為阻人之詞。7
意思是：牛痘苗的效果和安全性都比鼻痘苗（人痘）好。種牛痘不會像種人痘那樣發病，也沒有後遺症。牛痘法的出現，不但砸了傳統痘師的飯碗，連帶著兒科醫生、外科醫生與藥鋪，也都有損失。所以這個行當裡，願意對牛痘持公正態度者不多。許多人是在故意捏造謠言說牛痘法的壞話，以恐嚇民眾讓他們不敢接種牛痘。
皮爾遜於1832年離開中國。有統計稱，由廣東洋行商人出資，皮爾遜和邱
嬉先後負責主持的「洋行公所痘局」，在約30年的時間裡為約100萬廣東人接種了牛痘，讓他們徹底免受天花感染之苦。
李鴻章對現代醫學心悅誠服
皮爾遜之外，東印度公司派駐澳門與廣州的利文斯頓(johnlivingston)、郭雷樞(thomasrichardsoncoiledge)等人，也是現代醫學進入中國的重要推手。
利文斯頓與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合作，翻譯了一批中國傳統醫學典籍，並在澳門開辦診所，聘請中國傳統醫學從業者前往坐館診病，以觀察其診斷原理和治療效果。郭雷樞是一位眼科專家。當時的中國人普遍缺乏衛生觀念，因手部不衛生而導致的眼病非常普遍。郭雷樞在澳門開辦免費眼科診所，讓數千人重獲光明。8
皮爾遜、利文斯頓、郭雷樞這些人在中國的醫療活動，讓傳教士們有了一個發現：憑藉醫學來拉近與中國民眾的距離，是更有效的傳教方式。此後，
「醫藥傳教士」紛至沓來進入中國。郭雷樞在眼科方面的成功經驗，直接促成許多精通現代眼科醫療的傳教士來到中國--當然，他們不會想到，因為眼科醫生在"醫藥傳教士」中所佔比例甚高，竟會催生出教堂"剜人眼球煉銀」的荒唐謠言。1834年，美國基督教公理會派遣傳教士伯駕(peterpacker)來華，就是看中了伯駕是一位精通現代醫學(也包括眼科)的專家。
在廣州，伯駕得到了十三行商人伍秉鑑的協助，開設了"廣州眼科醫院」，為人免費治病。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夕，伯駕為清廷派往廣東禁菸的欽差大臣林則徐治療過疝氣。據伯駕為林則徐建的病歷卡，林為了避嫌始終沒有與伯駕相見，只願通過間接的方式治療。林先派十三行的商人給伯駕送去一份《各國律例》，要他將其中一些段落翻譯成中文，然後再讓「南海知縣知事和高階行商」以一種"順便"的姿態向伯駕尋求治療疝氣的"疝氣帶"。顯而易見，林則徐不願被人指責「專門去找洋人治病」。可是，疝氣帶的使用需要由外科醫生親自為病人操作示範，林則徐只好又派了弟弟前去見伯駕，理由是兄弟二人體型基本一致。9除了隔空給林則徐治疝氣，伯駕還治癒了困擾兩廣總督
耆英近20年的皮膚病。
1855年，伯駕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公使，從傳教士轉型成外交官，不再從事醫療工作。有統計稱，接受過伯駕治療的病人共計5.3萬餘人。i。伯駕的繼承者嘉約翰(johnglasgowkerr)於1866年重建了眼科診所，將之升級為「博濟醫院」，可以治眼疾、麻風病、疝氣、割除扁桃腺、摘除腫瘤與結石和做乙蹄麻醉。
1861年，英國倫敦會的"醫學傳教士」雒魏林(williamlockhart)在北京城內建立了"北京施醫院"。該院是後來著名的協和醫院的前身之一，主要依賴在華外國人士的捐款運營。醫院引進先進的病案管理制度，可進行內科、外科、皮膚科與眼科方面的診療。1864年，雒魏林離開中國，醫院交由另一位英國倫敦會的"醫學傳教士"德貞(johndudgeon)管理。1867年，德貞成功挽救了總理衙門大臣譚廷襄之子的性命--這個9歲的孩子在玩弄洋銃時不慎射穿了自己的胸部。中國傳統醫師束手無策，德貞施以手術，將孩子搶救了回來。感激之下，譚廷襄向德貞贈送一塊匾額，題辭「西來和緩」(醫緩與醫和是兩位先秦名醫)。同年，德貞還治癒了武英殿大學士賈楨的身體右側癱瘓。sup11/sup
1871年，德貞在京師同文館內開設現代生理學與醫學講座。1873年，總理衙門大臣董恂向北京施醫院捐贈50兩銀子。1875年同治皇帝去世，官方公佈的資訊是皇帝死於天花，但德貞不太相信這一說法，理由是他來到北京之後，曾給同治皇帝提供過牛痘疫苗。如果同治皇帝接種了該疫苗，那麼他就不可能患上天花。-考慮到清廷最高領導層對現代醫學仍將信將疑，同治皇帝沒有接種德貞提供的牛痘疫苗也是有可能的。同治去世後，美國駐華公使在給本國政府的報告中說：「同治病若以西醫及科學方法診治，決無不可醫之理，決非不治之症」\可知歐美國家的駐華公使曾提議清廷以現代醫學為同治皇帝診治，但遭到了拒絕。
恭親王奕訴對現代醫學猶猶豫豫、半信半疑的態度，是一個很有參考價值的例子。一方面，據總稅務司赫德1882年11月7日給金登幹信中的記載，「恭親王病得很重，結石病，而且不肯進行手術治療。假如他去世，我本人、海關和同文館都將失去一位堅定有力的支援者，而中國也將失去一位無人可以替代的官員""，可知赫德或其他人曾建議恭親王以現代醫學手術來治療他的結石病，
但被拒絕了。另一方面，也有記載稱奕訴並不排斥由德貞和德貞的學生來給自己診病。曾紀澤1888年底前往恭王府探視奕訴，"在園中久坐，德貞後至，同談」，曾紀澤在恭王府花園裡遇到德貞，可知德貞此時正負責給恭親王診病。二人之所以會有一番閒談，是因為曾紀澤此時也是德貞的病人。有統計稱，在曾紀澤人生的最後3年多(約42個月)的時間裡，"兩人(曾與德貞)每月見面超過25天的有27個月，基本等於天天見面"16。與德貞的交往，讓曾紀澤成了現代醫學的忠實擁冤。
1879年，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徹底變成了現代醫學的擁護者。該年，李的夫人身患重病，延請中國傳統醫師診治，前後更換名醫17人之多，始終不見效果。萬般無奈之下，李鴻章決定向美國駐天津領事館求助,時任美國駐天津副領事的畢德格(williamn.pethick)緊急自北京請來美國美以美會(themethodistepiscopalchurch)的「醫學女傳教士"郝維德(leonoraannettahoward,加拿大人)。郝維德與同在天津的英國倫敦會「醫學傳教士」馬根濟(johnkennethmackenzie)合作，共同治癒了李鴻章夫人。"此番經歷讓李鴻章感觸極深。在給同僚兼好友丁日昌的書信中，李如此說道：
夏間內子病危，賴男女三洋醫治之立效。至今該醫尚月貼數百金在津施診，前所薦即其人也。今始知中國醫術如政術，全是虛偽騙人。西國機器兵法，固高出華人之上，即醫術亦相懸甚矣。外科較內科尤為神妙，如足疾沉病，非若輩不起也。sup18/sup
郝維德與馬根濟的醫術讓李鴻章心悅誠服，生出了中國傳統醫術猶如政治術一般「全是虛偽騙人"的感慨。郝維德與馬根濟每月倒貼「數百金」免費施診的仁心，也讓李鴻章讚歎不已。李不但將馬根濟等人推薦給身體抱恙的丁日昌，還在信中勸丁一定要親自來一趟天津，讓馬根濟等人直接診治一次，「來春二三月，務搭輪舟來津就診，勿參以華醫華藥，必能霍然"，診治之後絕不可再吃中國醫生開的藥方，那樣才能痊癒。：
得到了李鴻章的欣賞與支援，郝維德留在了天津一所教會創辦的婦幼醫院工作。馬根濟原本在天津負責「倫敦會施診所」:在李鴻章的資助下，該診所
規模也有所擴大，成了天津人眼中有背景的"總督醫院」。
1881年，李鴻章給張佩綸的兩封信函，也頗能顯示他對馬根濟等人帶來的現代醫學的信任程度。第一封寫於舊曆四月十九日，李在信中說，自己很擔憂張佩綸兄長的"黃病」，剛剛在衙門裡詢問了馬根濟、伊爾文（malleyirwin）兩位英國醫生的意見，計劃次日派人引領馬、伊兩人前去張佩綸府上為其診病。李還說，「洋人醫藥視中土較精，屢試有效，賢崑玉幸為採納"。第二封信寫於舊曆四月二十二日，也就是馬根濟等人前去張府診病歸來之後，李鴻章在信中說，"服西醫藥少愈，應請令兄勿再參以中醫之劑，以竟全功為盼」，請一定要勸住你的兄長，讓他不要再吃中國醫生開的藥方了。2。
對馬根濟及其醫術的信任，加上對「西洋各國行軍以醫官為最要"21的認知，再加上留美幼童被迫中止學業撤回，這三項因素合在一起，共同促成了李鴻章於1881年創辦"北洋醫學堂"的決定（此事系由畢德格與馬根濟向李建議）。在馬根濟的主持下，部分受過近代基礎知識教育、被迫半路回國的留美學生，將會在"北洋醫學堂」內接受正規的現代醫學教育和臨床醫療訓練。李鴻章期望他們可以成為合格的軍隊醫官。
1881年12月，中國第一所現代醫學教育機構在天津正式成立，名為"北洋醫學堂"，英文名是viceroy，shospitalmedicalschool（總督醫院附屬學校），學制三年，由馬根濟和英美兩國駐天津的海軍外科醫生擔任教學任務。?2遺憾的是，馬根濟在1888年英年早逝，年僅38歲，該校失去了最重要的主持者。李鴻章打造一支以現代醫學為基礎的"軍醫團隊"的夢想，只得另起爐灶。
王清任很少，張錫純太多
傳統醫學屬於經驗醫學，現代醫學屬於實證醫學。經驗未獲科學方法（如雙盲對照實驗）證實或證偽，故傳統醫學往往呈現出各種不同模樣；現代醫學則反之，無論是在哪個國家、在哪種文化之中，基於實證的現代醫學，都必然是同一種模樣。'
中國傳統醫學也曾有過追求實證、向現代醫學轉型的時刻。嘉慶時代的河北玉田人王清任，就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代表。王清任修習傳統醫學多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