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傳統醫學在實證方面有太多不足，尤其是一味以經驗附會各種似是而非的理論，卻連最基本的人體臟腑情況都沒有搞清楚。王清任曾尖銳地批評自己的同行，說他們"治病不明臟腑，何異於盲子夜行」。但是，解剖屍體在晚清是一件幾乎沒有可能的事情。王清任只能尋求其他變通之法。1797年前後，河北灤州稻地鎮發生小兒傳染病，當地孩童「十死八九"，許多窮困人家無力置辦棺木，只能以布袋竹蓆草草淺埋，屍體常遭野狗扒出撕咬。王清任在墳地裡花了整整十天時間，全面觀察了三十多具屍體，得出的結論是：前代醫書所繪人體臟腑圖，與真實情形全燃不合；許多傳統醫學著作，甚至連臟腑數量的多少也沒弄明白。23
此次墳地驗屍，王清任收穫頗豐。但也有遺憾，他觀察到的屍體被野狗啃食嚴重，已找不到完整的"胸中隔膜」。王對這片膜非常感興趣，認為它在人體臟腑中可能有著"最關緊要」的地位。他很想知道該膜的位置究竟是「在心下還是在心上"，它的生長情形究竟"是斜還是正」。為了補上這一課，此後的30餘年間，王又至少三次前往刑場觀屍。一次是在奉天府，因犯人是女性而未能近前觀察，只見到了劊子手挖出來的心、肝、肺。另兩次是在京城，其中一次見到了臟腑，可惜"膈膜已破」；另外一次，則因被處決者是朝廷重犯無法靠近。直到1829年，王清任才從一位見慣了死屍的前領兵將領處，間接得知了"膈膜」的真實情狀。漢
至此，王認為自己"訪驗四十二年」，終於對人體臟腑的情況有了比較確切的瞭解，遂「繪成全圖，意欲刊行於世"。這些圖，後來被附在了他自己所著《醫林改錯》一書之中。王清任繪製的臟腑圖，脾由豎置改為橫臥；膈膜被正確畫出；肺上也不再有"孔竅"；胰臟則是第一次出現……雖與當代解剖學的觀察仍有不小差距，但已比過去所有中文傳統醫學典籍的描繪與記載都要準確。匯
在《醫林改錯》的序言裡，王清任說，自己這本書"非治病全書，乃記臟腑之書也"，書的主旨不是治病開藥方，而是普及治病的基礎，形成對人體臟腑的正確認知。王還說，自己這本書當中，恐怕也難免"有不實不禁之處"，如果後來人能夠通過"親見臟腑"對自己這本書有所修正增補，那將是自己的榮幸2\這種謙虛，可以被理解為一個拓荒者的自知之明：拓荒者推動了認知進
步，但既然是拓荒，條件有限，誤讀、誤解也一定在所難免，《醫林改錯》自然也不能例外。比如，書中將動脈誤認作氣管；將精道、血管與溺孔描繪為互通，就是錯誤的。這與王清任只能在墳地與刑場隨機觀察、無法獲得正規的屍體解剖機會有直接關係（王的醫學理論也尚未脫出傳統的窠臼）。
王清任還說，自己"何敢雲著書"，哪裡敢自命不凡著書立說。之所以要出版《醫林改錯》，不過是希望當代及後世的醫生看了本書的繪圖後，能夠對人體臟腑有更準確的認知，能夠減少錯誤的診斷，能夠救治更多的病人。至於後人如何讚譽我、如何詆譭我，那是不重要的："今餘刻此圖，並非獨出己見，評論古人之短長，非欲後人知我，亦不避後人罪我，惟願醫林中人，一見此圖，胸中雪亮，眼底光明，臨症有所遵循……病或少失，是吾之厚望。"^
但這樣的願望,不可避免地動了同行們的飯碗。
依託對臟腑的實際觀察，王清任對被同行奉為經典的《黃帝內經》《難經》等傳統醫學典籍，提出了尖銳批評。比如他批評《難經》，說它對心、肝、肺的描述具體到了「每m重幾許"，對大小腸的描述具體到了「每件長若干」，對胃的描述具體到了能夠裝下穀米"幾鬥幾升」，給人感覺很真切，可實際上並不準確，作者沒親眼考察過臟腑，只是"以無憑之談，做欺人之事，利不過虛名，損人卻屬實禍」，利己有限損人甚重，實在是不可取。sup28/sup
他還批評《金匱》對疾病的描述，並非真的瞭解病源，而是在玩弄似是而非的文字遊戲。《金匱》裡說受風會令人鼻塞噴嚏，又說受風會令人半身不遂，王清任質問道：「今請問何等風、何等中法，則令人鼻塞噴嚏、咳嗽聲重、鼻流鼻涕？何等風、何等中法，則令人半身不遂？」sup29/sup
這種較真式的質問，是推動包括醫學在內的科學研究往前進步的必要，卻引起了同行們的厭惡與反感。在他們眼中，王清任走得實在太遠了。他不但質疑、批評《黃帝內經》與《金匱》這樣的皇皇經典，還否認了"三焦「的存在，否認了傳統說法對「經絡」的描述一一王清任認為，"靈機在心」"心主神明"這類傳統說法是完全錯誤的，真正產生意識與感覺的不是心，而是「腦髓"，也就是大腦。.
《醫林改錯》首次出版是在1830年，次年，王清任與世長辭。直到人生末年才刊行自己最重要的發現，與王清任不願在生前體驗同行們的憤怒有直接關
系。同時代的名醫陳念祖(1823年去世)，給王扣上了"不仁」「狂徒」「邪人」的大帽子3。。稍晚於王的名醫陸懋修(1818-1886),則斥責王的拓荒之舉"是教人於幅骼堆中、殺人場上學醫道矣"。除了道德批判，陸懋修還試圖從"學理層面"否定王清任的努力。他說，人死之後「氣已斷"，王要如何確定自己找到的是「氣門」？人死之後「水已走"，王要如何確定自己找到的是
」水道」？那些屍體被野狗啃過，被劊子手處理過，靠這些要如何確定人的內臟數量，從而就說經典裡的記載是錯誤的？第
這些近似於胡攪蠻纏的辯護詞裡，潛藏著同行們深深的嫉妒與仇視。
其實，早在明末清初，來華傳教士鄧玉函(johannschreck)與龍華民(nicolalongobardo)已翻譯出版過一部西方解剖學著作《人身圖說》。此書對人體內部結構的敘述與圖繪，比王清任的《醫林改錯》要準確許多。但在長達200餘年的時間裡，《人身圖說》始終未能進入中國傳統醫學界的視野，連孜孜於尋求臟腑實證的王清任，似乎也不知道此書的存在。
與王清任同時代的理厚家俞正燮(1775—1840),倒是注意到了這部書，但他讀這部書，旨在尋找方法來防範「以夷變夏」。所以，他得出的結論是：中國人的臟腑構造與西洋人全然不同，所以西洋人的宗教，中國人不能信。那些信了西洋宗教的中國人，其臟腑必然不全。俞的原話如下：
中土人肺六葉，彼土四葉；中土人肝七葉，彼土三葉；中土人心七竅，彼土四竅；中土人睪丸二，彼土睪丸四；……藏府不同，故立教不同。其人好傳教，欲中土入學之，不知中國人自有藏府經絡；其能信天主教者，必中國藏府不全之人，得此等千百，於西洋教何益？^
俞正燮將排斥洋教與排斥現代實證醫學混為一談，今人回顧，實可謂荒謬至極。俞可能也沒有想到，他這番牽強附會的論述，反替塵埋許久的《人身圖說》做了廣告。名醫王孟英(約1808—1868)與其友人胡琨讀了俞的文章後，真去尋了一本《人身圖說》來閱讀。二人讀完原著，發現俞正燮只是在"涉獵浮文」，根本沒把書讀明白。王孟英還找來了王清任的《醫林改錯》做對照閱讀，結果發現《人身圖說》對臟腑的描繪，與中國的醫學典籍《靈樞》《素
問》《難經》迥然相異，卻與《醫林改錯》大略相同。sup33/sup
遺憾的是，無論是傳教士引進的《人身圖說》，還是王清任撰寫的《醫林改錯》，均未能將其科學實證精神傳遞給那個時代的中國醫學界，中國的傳統儒醫更樂於使用陰陽五行理論，來推演人體的結構與運作，而非去做實證觀察。
這是王清任的悲哀，也不只是王清任的悲哀。
王清任去世近半個世紀之後，又有著名學者俞棚，於1879年撰成《廢醫論》一文，明確主張廢除傳統醫學。
俞棚對現代醫學並無太多瞭解。一般認為，現代醫學發端於19世紀中葉，以細胞學、微生物學和實驗生理學被應用於醫學領域，進而誕生出實證醫學為核心標誌。俞概沒有接觸過細胞學、微生物學和實驗生理學，但他是一位樸學家，樸學究其本質是考證之學，是追根溯源尋求實證。如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何率先對傳統醫學發難之人，會是一位樸學大師。
俞棚主張"廢除中國傳統醫學"，並非以現代醫學為參照，而是基於他對傳統醫學的理論經典如《黃帝內經》等的深入考據與研究。俞發現，中國傳統醫學對所謂的脈象與臟腑之間的關係，有著各種各樣的「理論經典"，眾說紛紜卻無一致意見，甚至連臟腑的具體名目也不盡相同。一方面是理論層面混亂到這種程度，一方面是實踐層面傳統醫學從業者又無不以脈象為診病依據。這二者合在一起，怎麼看都是一件極其荒唐的事情。m
不過，俞槌不否認某些傳統藥方對治病有效。所以，在批評"傳統醫道」乃虛幻之物的同時，，他也認為"藥不可盡廢"。俞檄的弟子章太炎、章太炎的弟子陸淵雷，均曾研究過傳統醫學的各種經典理論著作。二人雖然沒有提出「廢除中醫」這種高度刺激他人神經的口號，但他們對傳統醫學的基本態度，與俞槌是大致相同的。比如，章太炎認為，傳統醫學基礎理論中的陰陽五行說並不成立，《尚書》《周禮》中拿五行來配五臟，只是為了祭祀，跟治病沒有關係。《黃帝內經》超過四分之一的內容大談五行與臟腑的關係，進而推演出種種治病之法，實是謬論。章氏曾告誡門下弟子，若學習中國傳統醫學，千萬不要去學它的醫理醫道，只可去學它的藥方，且對藥方的有效性需重新驗證。"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俞彳越已經非常清晰地意識到「我吃了他開的藥後病就
好了」這種主觀認知，並不能作為療法與藥物對疾病有效的證據。他在《廢醫論》中寫道："今之世，為醫者日益多，而醫之技則日以苟且。其藥之而愈者，乃其不藥而亦愈者也。其不藥不愈者，則藥之亦不愈；豈獨不愈而已，輕病以重,重病以死。"%大意是：這個時代的醫生（指中國傳統醫學從業者）雖多，但他們的醫術實在是不行。那些所謂吃了他們的藥然後病好了的，其實很多都是不吃藥也可以好；有些沒吃藥病也沒好的，其實即便吃了他們的藥也好不了，不但好不了，輕病還有可能因為了吃了他們的藥變成重病,重病還有可能因為吃了他們的藥直接死掉的。
很明顯，俞棚的這段論述，已經隱隱約約觸及了"自愈」"自限性疾病」等現代醫學概念。再往前多追問一步"究竟該怎樣才能確認一種療法或藥物對疾病真的有效"，就可以與「盲法實驗」等現代醫學高度依賴的科學工具發生理念接樺。
以盲法實驗之類的科學方法，來對藥理與藥方做實證檢驗，是傳統醫學向現代醫學轉型的必由之路，中外莫不如此。加拿大醫生、約翰-霍普金斯醫院的創始教授之一威廉。奧斯勒（sirwilliamosler,1849-1919）,被譽為「現代醫學之父"。他撰寫過一本著名的現代醫學教科書《醫學原理與實踐》。奧斯勒在這本書中坦率承認，流行於世的傳統或非傳統藥方均聲稱有效（且不乏患者現身說法來支援），但在實證檢驗之後，它們中的大多數都很可疑。比如：一、有許多據說是治療猩紅熱的特效藥劑，但全都沒用。二、肺炎是一種自限性疾病，不管用什麼藥，它都是按自己的規律走。目前所記載的任何治療方法都不能縮短它的病程，更不可能治癒它。三、目前還沒有可靠藥物治療紫瘢。四、腦膜炎病人劇烈頭疼，給他做抱療徒然增加痛苦。五、對於帕金森病，沒有滿意療法可以推薦。珅劑、鴉片、顛茄可以試試，但應該如實告訴病人家屬，此病無藥可治，除了儘量解除不適，沒什麼可做的……sup37/sup
不迷信傳統，不懼怕同行的側目與指責，敢於承認藥方無效；也不依賴「我吃了他開的藥後病就好了"這種不可靠的病患證詞，來追求成為"神醫」，而是老老實實地根據科學實證，承認許多疾病還沒有治療辦法。威廉-奧斯勒能夠獲得「現代醫學之父"的美譽，絕不是一種偶然。
遺憾的是，李鴻章等人對現代醫學的信任，王清任與俞槌等學者對傳統醫
學的反思，並沒有帶動晚清傳統醫學的轉型。那個時代最成功的醫生，既非傳統醫學從業者，也非現代醫學從業者，而是玩「往傳統藥方裡新增現代藥物，後者負責藥效，前者負責掙錢"這種新醫療模式之人。
首創這種醫療模式者，大約是河北人張錫純。他的本業是科舉，但未能成功。落第期間，張在鄉間做私塾教師謀生。閒暇時研讀《黃帝內經》，偶爾也給人診病。張思維活絡，甲午前後，為延續生計，曾因應時代變革，粗略學習過代數、幾何、物理、化學等現代學科。所以，當1905年清廷廢除科舉，許多傳統私塾教師丟了飯碗，他卻可以很順利地轉型為本縣（河北鹽山）的代數幾何教員。sup38/sup
19世紀90年代，德國拜耳化學制藥公司研製出一種叫作"阿司匹林"的藥物。該藥價格低廉，服用方便，在抗炎症、緩解疼痛、退熱方面有很好的效果，所以在正式投產後的短短十餘年內就傳遍了世界，成為許多西方家庭藥箱裡必備的常規藥物。20世紀初，這種藥物也由來華傳教士和商人帶入中國（比如瑞典人1904年在平涼修建的福音堂，就常使用阿司匹林給人治病），並於同期進入到了張錫純的視野。張錫純把阿司匹林與石膏混在一起，"開發"出了一種叫作"石膏阿司必林湯」的新藥。
這是張錫純的成名之藥。在自己的專著《醫學衷中參西錄》（書名的意思是要從藥理和藥方上將中西醫融為一體）裡，他如此表述該藥的「藥理」：
石膏之性，又最宜與西藥阿斯必林並用。蓋石膏清熱之力雖大，而發表之力稍輕。阿斯必林之原質，存於楊柳樹皮津液中，味酸性涼，最善達表，使內部之熱由表解散，與石膏相助為理，實有相得益彰之妙也。羽
這段描述，將現代醫學對阿司匹林的藥理研究全部抹殺，而代之以典型的傳統醫學理論。於是，阿司匹林能夠起到退熱效果，不再是因為它能夠"抑制下丘腦攝護腺素的合成和釋放」，而是因為它提取自楊柳樹的樹皮上的津液；這些涼性津液既然很容易穿透樹皮滲至表面（最善達表），人將它服下，自然也可以很容易讓體內的熱穿透皮膚散發出去。不需要任何試驗，不需要任何臨床，不需要任何現代生物學、現代生理學、現代化學知識，張錫純靠著一種抽
象的類比（和以形補形的思維模式幾乎一樣），就將現代藥物阿司匹林的藥理，用傳統醫學給包裝起來。
然後，"石膏阿司必林湯"的用法，也被徹底"傳統醫學化"了。張錫純說："石膏與阿斯必林，或前後互用，或一時並用，通變化裁，存乎其人。"4°一切都是沒有標準的。究竟是先喝生石膏湯，還是先喝阿司匹林，或者是兩者混在一起喝，全看那醫生的經驗和手段。
張錫純畢生酷愛使用各種"阿斯必林湯"--除了石膏湯，他還弄出了麻黃湯、山藥湯等藥物品神，足以組成一個"阿斯必林矩陣」,以致被一些懂得現代醫學的同時代之人譏諷為"阿斯必林醫生"。但張錫純並不在意，阿司匹林的抗炎、鎮痛、退熱功效，已被現代醫學徹底證實；只要往傳統湯劑里加入阿司匹林，患者大機率會體察到炎症消退、疼痛減輕、體溫下降的直觀效果，張錫純的"名醫"光環自然也就越來越鞏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