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驅逐奕訴的心思醞釀已久。二人的政治蜜月期早已結束，整個19世紀70年代，奕訴與慈禧的關係一直很緊張。1865年，奕訴失去議政王身份後，他
與慈禧之間的權力天平就已失衡，只能轉而選擇儘可能與慈安拉近關係，通過尊重「嫡庶之分"來壓制慈禧。奕祈與慈安的合作在當日政壇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如時人趙烈文在其《能靜居日記》中說，慈安"頗倚任恭邸」6。對此，慈禧也心知肚明。1880年，兩宮太后攜光緒前往東陵祭拜咸豐，慈安不願與慈禧並肩而立，引發了一場"祭拜席次之爭"，慈禧認定此事背後必有恭親王奕訴在出謀劃策i1881年，慈安突然去世，「政權盡歸西宮"\奕訴再無強力奧援可與慈禧抗衡，只能在軍機處謹言慎行，遇事能不獨立表態即儘可能不獨立表態。李鴻藻在軍機處的分量也因此漸有蓋過奕訴的趨勢,特別是在1881年另一位軍機大臣沈桂芬去世後，李鴻藻已越過奕訴成了隱執軍機處大權之人。盛昱所謂的「恭親王等鑑於李鴻藻而不敢言」，正是基於這種背景而產生的觀察。
在中法衝突期間，奕訴於1883年1月18日上奏支援過李鴻章與法國駐華公使寶海的談判，理由是「似該國有欲轉圜之機，或可借圖結局，以省兵力」\可見在他的認知序列裡，4口果有談判的空間，仍應儘量維持和局，而非放手一戰。可惜的是，這種立場已無法得到慈禧的認同。年逾50歲的太后在滿朝皆是主戰之聲的環境影響下，對20餘年的洋務改革成果充滿了自信。於是，奕訴很自覺地在之後的決策過程中退為隱形狀態。
翁同穌的一段日記，頗有助於管窺奕訴在1884年初的境況。該年的3月30日，也就是「甲申易樞」發生的九天之前，軍機處接到電報，獲悉北寧與諒江失守，慈禧於是召集會議討論越南軍情。除政務討論外，恭親王還在會上提到了慈禧過生日的問題：
恭邸述惇邸語請旨，則十月中進獻事也，極瑣細，極不得體，慈諭謂本不可進獻，何用請旨？且邊事如此，尚顧此耶？意在責備，而邸猶刺刺不休，竟跪至六刻，幾不能起。sup10/sup
大意是：恭親王奕訴在政務會議上花了一個半小時來跪求慈禧，希望她在該年舊曆十月生日時，接受禮物的"進獻"。慈禧責備奕訴不識大體，奕訴堅持跪上一個半小時來懇求，慈禧也由著他脆到幾乎站不起來的程度。作為事件
的目睹者，翁同襪用日記非常直觀地將奕訴在1884年的謹小慎微與如履薄冰記錄了下來。'
次日，同樣的戲碼再度在政務會議裡上演。除恭親王奕近外，惇親王奕^也加入進來。翁同穌在日記裡說：
兩邸所對皆淺俗語，總求賞收禮物，垂諭極明，責備中有沉重語（略言心好則可對天，不在此末節以為盡心也）。臣越次言，惇親王、恭親王宜遵聖諭，勿再瑣屑，兩王叩頭匆匆退出。天潢貴胄，親藩重臣，識量如此。"
翁同嘛當時是末班軍機大臣。他看不下去這戲碼，對奕祈身為皇室重臣如此這般"瑣屑"不知輕重緩急感到相當失望，於是越級發言干預，要他們一切都聽慈禧太后的。其實，對局外人翁同穌來說，奕訴的做法確實是不得體的"瑣屑」；但對局內人奕訴而言，卻已是不得不為的存身之術。他作為軍機處與總理衙門的首席大臣，"主動"將核心權力讓渡給清流領袖李鴻藻，同樣也是為了存身。
當然，奕訴也有其他盤算。儘管時人視讀聖賢書的李鴻藻、張佩綸等為清流，視辦洋務的奕訴、李鴻章等為濁流。慈禧也期望李鴻藻與奕訴構成互相制約的關係，以便自己居中掌握權力。但在19世紀80年代，清流與濁流並不是絕對的敵對關係。據李鴻章1881年的觀察，奕祈與李鴻藻在軍機處內是合作多於分歧的：
政府周公（恭親王奕訴）,久不自專，前唯沈文定（沈桂芬）之言是聽，近則專任高陽（李鴻藻）……近日建言升官，大半高陽汲引。sup12/sup
奕訴"專任"李鴻藻，這種合作既可以在具體政務上規避與慈禧的衝突，也可以加深與清流的關係。盛昱說奕祈"沾染習氣"即是指此而言。清流與濁流在1880年前後實際上存在合流的趨勢。、•
這種合流實是一種必然。
愛讀聖賢書者也好，喜歡辦洋務者也罷，只要願意切身介入現實政治，願
意切身接觸外部世界，便不難明白什麼可以保留，什麼應該改革。就像一個人，站在岸上看別人划船，會有許多不切實際的指手畫腳；等到自己成了船上的水手，就會明白以前那些指手畫腳是多麼可笑。所以，本是清流領袖的李鴻藻，進了軍機處之後便漸漸與奕訴走到了一起，對辦洋務之人也漸漸多了理解。比如1881年劉錫鴻彈劾李鴻章"跋扈不臣、儼然帝制」時，李鴻藻通過"青牛角"張佩綸（李鴻藻號為青牛，時人將張佩綸與張之洞視為他的兩隻牛角）將朝中訊息（尤其是慈禧的態度）源源不斷輸送給身在天津的李鴻章，助他安然過關。至於中法衝突裡李鴻藻與張佩綸傾向主戰，奕訴與李鴻章傾向主和，亦非清流與濁流的政治對立，主要源於各自對20餘年洋務改革的含金量有不同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