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說要歸政，王大臣們懇請太后不要歸政。這種戲碼上演至1886年9月2日，終於告一段落，慈禧「於皇帝親政後再行訓政數年"2i成為最高統治者的定論。同月，醇親王奕謂上奏請求「昆明湖裡練海軍"。昆明湖在清漪園內，太后與皇帝隨時可能會去昆明湖視察海軍狀況，需要有駐足休憩之所，於是重修已成一片廢墟的清漪園，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
所以，"昆明湖裡練海軍"的建議剛剛得到批准，奕謖立即上奏摺說：
因見沿湖一帶殿宇亭臺半就頹圮，若不稍加修葺，誠恐恭備閱操時難昭敬謹，擬將萬壽山及廣潤靈雨祠舊有殿宇臺榭並沿湖各橋座、牌樓酌加保護修
補，以供臨幸。22
所謂「保護修補」實是完全重修。昆明湖所在的清漪園早已化為一片瓦礫，只能重修。至於費用，既然是「水操」，自然是從海軍衙門支取。清漪園此番重修後，成了後來的頤和園。
"昆明湖裡練海軍」潛藏的貓膩，朝野上下直到兩個月後才反應過來。當年舊曆十月二十四日，翁同穌在日記中寫道：
慶邸（奕勘）晤樸庵（奕謖），深談時局。囑其轉告吾輩，當諒其苦衷。蓋以昆明易勃海，萬壽山換灤陽也。sup23/sup
勃海即渤海，代指北洋水師；灤陽是承德避暑山莊的別名。日記的意思是：慶郡王奕勘去見了醇親王奕譚，二人深入商談時局。醇親王囑咐慶郡王轉告翁同穌，讓朝堂眾人病解他"以昆明易勃海，萬壽山換灤陽"的苦衷。所謂"以昆明易勃海」，指的是以"昆明湖水操」來取代北洋海軍建設；所謂「萬壽山換灤陽」，指的是以修建頤和園來權充給慈禧的承德避暑山莊。
除了博取慈禧太后的歡心，奕謂或許還存有一份私心。儘管他是牽頭請求慈禧繼續訓政之人，但在內心深處，他仍希望太后能按正規程式早日歸政。畢竟，光緒皇帝宗法上雖是咸豐的後代，血緣上卻是奕謂的親子。奕譚希望頤和園建成後，太后能將更多的時間花在園子裡，儘可能遠離政治中心（頤和園與皇宮之間，步行至少要四個小時）。他讓翁同穌等人"諒其苦衷」，很可能指的是這個。
"昆明湖裡練海軍」的第二重考量，涉及"以昆明易勃海"的另一重解釋。
水操學堂是頤和園工程的掩護，不意味著奕謖對該學堂毫無期望。他曾在給李鴻章的信函中說，"昆明習戰，不過借一舊制，大題實則開都中風氣」2'所謂"都中風氣"，既是指新式海軍在清廷官場是個尷尬的"局外者」，朝堂之上對其充滿了疑慮的目光；也是指滿洲八旗親貴子弟皆不願參與海軍事業，而奕譚又不放心將海軍交在漢人手中。於是，「昆明湖水操內外學堂」就被他辦成了
晚清唯一一所專門培養八旗子弟的近代海軍學校。也就是說，"以昆明易勃海」這句話，也可以被解釋成「以昆明湖訓練出來的八旗子弟，來取代北洋訓練出來的海軍人才，讓71旗子弟成為大清海軍的骨幹中樞」，也就是"用昆明湖子弟取代渤海子弟"。
考慮到這句話的傳達物件是翁同穌，目的是尋求翁同襪的支援，將之理解為「用昆明湖子弟取代渤海子弟」，可能更為可信一些。翁當時對海軍的立場是"海軍亦急務，但王大臣可恃而所用之人不可恃」25。這是翁同穌1889年2月21日在養心殿東暖閣對光緒皇帝所說的話。"王大臣」指的是以光緒生父醇親王奕謖為首的軍機中樞。至於靠不住的"所用之人"，翁同穌當著光緒的面舉了李鳳苞與徐承祖兩人為例。這二人都是李鴻章圈子裡的干將，可見翁真正的攻擊物件是李鴻章。奕謂知道翁同穌反對李鴻章，他對翁同解說要"用奕謖訓練出來的昆明湖子弟，取代李鴻章訓練出來的渤海子弟」，是料定了翁必定會贊成，必定會諒解。
其實，昆明湖水師學堂在教學模式與課程設定上，完全模仿了李鴻章主持的天津水師學堂。第一批入校學生60人，學滿五年肄業者共計36人；這36名沒有見識過海洋的半成品經擇優考試後，選拔出24人送入天津水師學堂繼續學習，最後有9人完成了全部海軍課程。第二批入校學生40人，因甲午戰爭爆發而未及完成學業。北洋艦隊覆滅後，昆明湖學堂與海軍衙門一同被裁撤。直到1909-1910年清廷重建海軍，力圖以滿人控制軍隊，這些"昆明湖子弟"才真正得到了短暫重用。26
奕譚在海軍建設中的這種"滿洲本位"意識，也見於海軍衙門的組織結構。海軍衙門1885年成立，其組織建制、內部結構與政務運作，皆體現出奕謖的認知與主張。該衙門表面上仿照總理衙門，由一名王公領銜總理，一到兩名大臣擔任會辦，一到兩名大臣擔任幫辦，大臣的用人兼顧滿漢和湘淮派系；下面則設章京作為具體辦事人員；實質則是一個滿人機構，該衙門與奕譚掌控的神機營（八旗軍隊）一同辦公並共用印信達六七年，該衙門的章京30餘人全部抽調自神機營，也全是滿人。•
這種人事佈局曾引起李鴻章的不滿。他在給張佩綸的書信中說:
神機營兼設海軍衙門，奏派文案旗員三四十人，鋪排門面，毫無實濟。邸謂如昔惠王為奉命大將軍，全賴僧邸在外，茲事非陸軍比，鄙人更非僧比。部臣皆作壁上觀，請吾入甕，可慨也。2，
大意是：既想建設海軍，卻又不讓海軍衙門成為一個獨立的部門，反將其兼設在神機營下面;海軍衙門的王大臣無一人專職辦理海軍事務，然後衙門裡具體辦事的章京三四十人，又是從神機營裡調來的完全不懂海軍的旗人，實在是毫無實際用處。醇親王說這般佈局，好比昔日咸豐皇帝任命惠親王綿愉為奉命大將軍（奕燃以總理大臣自比綿愉），全賴參贊大臣僧格林沁在外籌劃（李鴻章擔任衙門會辦，被比作僧格林沁）。海軍建設與陸軍沒有可比性，我李鴻章與僧格林沁也沒有可比性。朝中部臣個個作壁上觀，只是請我入甕，實在可嘆。
李鴻章期望中的海軍衙門，對標的是歐美各國的海軍部，其基本特徵是「設衙門于都城，海部體制與他部相埒，一切兵權、餉權與用人悉以畀之，不使他部掣其肘，其海大臣無不讚襄樞密者，令由中出，事不旁擾」2，即海軍部設在京城，地位與其他部門（外交部、財政部等）相同，擁有獨立的兵權、餉權和用人權，不受其他部門牽制，海軍部的大臣可參與中樞機密決策。海軍部奉行的命令來自中央，海軍部負責的事情只有海軍建設，沒有別的。
顯然，由奕譚主導設立的海軍衙門，與李鴻章的設想相距甚遠。慈禧與奕謂之所以不願採納李鴻章的設想，不願創設擁有獨立地位的海軍部，核心原因仍是出於對漢人的不信任。昆明湖水操學堂變成純滿人海軍學校，海軍衙門純用滿人章京，即是明證。如此做法的結果，固然可以防止李鴻章和他的北洋海軍坐大（人事權與財權猶如兩條勒脖子的繩索，皆牢牢控制在朝廷手中），也導致海軍衙門徒有其表，對清廷的海軍建設幾乎沒能起到任何作用，最後淪為了純粹的檔案收發機構（很多督撫甚至不發檔案至海軍衙門）。29
也就是說，一方面，在1884年之後的中樞決策層裡，奕譚是洋務自強事業最強力的支援者，李鴻章的海軍、鐵路、電報、礦務建設，均高度依賴奕爆的協助，所以1891年奕譚去世時，李鴻章痛心不已。另一方面，奕謖也是一個典型的"滿洲本位者」，洋務改革要支援，但若能借著洋務改革將近代化海軍這
支舉足輕重的軍事力量的掌控權向滿人轉移，那就更好了。就這層史實而言，「以昆明易勃海"這句話或許還可以解釋為：以滿人構築一個新的昆明湖海軍系統，來取代以漢人為主的渤海北洋海軍系統。
人人皆知中國不足懼
無論"以昆明易勃海"這句話如何解釋，結局都是失敗的。
浩大華麗的頤和園，圈不住慈禧太后對權力的貪戀，最終成了一座永遠也修不完的園林。從1886年到1894年，是整整8年永不停止的修築。修築的永不停止，意味著歸政的永不到來＞—這是一種微妙的政治手段：太后頤養天年的居所尚未完工，朝臣們自無人敢貿然籲請太后歸政；1886年談"訓政"時既然沒有規定具體年限，太后也不妨裝聾作啞，不會再有自請歸政的壓力。
這場無休止的造園遊戲，究竟消耗了多少民脂民膏，已無法具體核算。按王道成的估算：
根據檔案記載，乾隆帝修建清漪園，歷時15年，共用銀4402851兩9錢5分3釐。頤和園的修建經費，雖然沒有像清漪園那樣的完整的記錄，但是，根據樣式雷家藏資料，頤和園56項工程，共用銀3166699兩8錢3分3釐。這56項工程，佔頤和園工程總數的一半以上。由此推算，頤和園修建經費當在五六百萬兩之間。3。
葉志如等人的估算是"三海大修工程的經費總額當為六百萬兩左右"，這其中不包括之後的歲修和慈禧慶壽工程。算上後者，"從光緒十一年四月起至光緒二十一年四月止的十年中，整個三海工程（包括大修、歲修及慶典工程）共計挪借海軍衙門經費4365000餘兩。這是一個龐大的數目，如果用這筆錢去訂購新的海軍艦隻，就能夠再獲得像北洋艦隊中定遠、鎮遠、濟遠那樣的3艘主力艦隻（3艦合價為4085000餘兩）；如果把這筆經費用於北洋海軍的艦隻維修及裝置、火器更新上（據統計，更換鍋爐需要150萬兩，更換大炮需要60餘萬兩），也是綽綽有餘的」。此外，「將頤和園工程用費的上限估計為600萬
兩左右，當屬恰當」。*
學者王家儉細緻考察了清末海防經費的收支，得出的慈禧造園（包括頤和園和三海工程）耗銀資料是："共計約有11531048兩，督撫集款260萬兩，以存銀行生息，本金未動。其中由海署所直撥者計922700兩，雖不及百萬，但若連同三海工程時所撥之140萬兩，已達2322700兩。至其假海軍之名，以行修園之實，所用之款則遠超此數。"32按王家儉的估算，甲午年之前，同治陵墓花費了五六百萬兩，光緒大婚用去六七百萬兩，三海及頤和園工程用掉了2000餘萬兩，慈禧六十大壽的耗銀也超過了1000萬兩。僅這幾項，即共計耗費了約4000萬兩白銀以上。
由此不難看出，在中法戰爭中走上"人生巔峰"的慈禧，因「甲申易樞"而使最高權力完全失去約束之後，其中興自信與享樂放縱究竟膨脹到了一種怎樣的地步。.
然而，在日本政要的眼裡，慈禧太后的"中興自信」不過是一種幻象，清廷的體制決定了它的一切自強改革都終將淪為鏡花水月。1886年初，清廷駐日使節徐承祖給軍機處發來一份檔案，系由間諜刺探所得，內容是日本1885年底的一次御前會議討論。討論的緣起，是黑田清隆結束對清廷的考察返回日本，向天皇做了一番報告。黑田在報告中認為，清廷自中法戰爭之後，「於海陸各軍力求整頓，若至三年後，我國勢必不敵，宜在此三年中，速取朝鮮，與中國一戰」。明治天皇對該建議存有疑慮，召集政要會商。伊藤博文在會上發言說：
我國現當無事之時，每年出入國庫尚短千萬元左右，若遽與中國、朝鮮交戰，款更不敷，此時萬難冒昧。至雲三年後中國必強，此事直可不必慮。中國以時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為更變，則言官肆口參之。雖此時外面於水陸各軍俱似整頓，以我看來，皆是空言。現當法事甫定之後，似乎奮發有為，一二年後，則又因循苟安。誠如西洋人所說，中國又睡覺矣。倘此時我與之戰，是催其速強也。諸君不看中國自俄之役，始設電線。自法之役，始設海軍。若平靜一二年，言官必以更變為言，謀國者又不敢舉行矣。即中國執權大臣，腹中經濟只有前數千年之書，據為治國要典。此時只宜與之和好。我‘國速節冗費，多建鐵路，趕添海軍。今年我國鈔票已與銀錢一樣通行，三五年
後，我國官商皆可充裕。彼時，看中國情形，再行辦理。"
在伊藤博文看來，如果現在對清廷開戰，等於提前驚醒它，反會促它發奮自強；倒不如暫時不要戳它，且讓它沉浸在虛幻的"中興自信"之中，待到日本的力量蓄積到一定程度，再相機處置。井上馨在會上的發言更是直截了當：「中國之不足懼，人人皆知，無煩多論。」儘管此次御前會議最終以黑田清隆與井上馨等人極不愉快地"詈罵而散」，但伊藤博文對清廷政治生態的判斷，實可謂入木三分。
1891年舊曆五月，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兼頤和園裝修工頭李鴻章，在給慶君王奕勘（醇親王奕謂已於本年初去世）和總理衙門的信函中（實際上也是寫給慈禧看的），詳細彙報了自己為頤和園採購安裝電燈的工作進展。他說，"頤和園電燈、機器全分業經分批解京，並派知州承霖隨往伺候陳設"；這些燈具是他趁廣東水師學堂的德國魚雷教官回國休假的機會，特意讓其在德國代為挑選訂購的，"格外精工「是西洋最新之式，前此中國所未有」；而且在抵達之後，李鴻章本人又對燈具做了一次詳細檢查，「鴻章逐加披視，實屬美備異常"；奏摺還囉囉唆唆，大談了一通具體該如何安裝這些燈具。最後，李鴻章才道出他的真實訴求：他想申請一些經費，為北洋水師修築關東鐵路。"
這戰戰兢兢和小心翼翼裡，藏的是李鴻章版本的"以昆明易勃海"。3年後的1894年，昆明湖還在，渤海已無。曾經的洋務改革先鋒人物李鴻章，也開始支援另一場更深層次的改革。1898年，改革以康梁出逃、譚嗣同菜市口喋血告終。1899年，慈禧在頤和園召見李鴻章，對他說有人彈劾他是康黨，李鴻章回答道：
臣實是康黨，廢立之事，臣不與聞，六部誠可廢，若舊法能富強，中國之強久矣，何待今日？主張變法者即指為康黨，臣無可逃，實是康黨。3?
君臣間的這番問答，可謂百味雜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