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來華傳教已有20餘年的英國人韋廉臣(alexanderwilliamson),聯絡了赫德、林樂知、慕維廉等一批知名在華外國人士，決定在上海成立一個文化出版機構，將歐美的政治、經濟、文化、科學知識引入中國。機構最初的名稱是"同文書會"，後更改為「廣學會"，意思是"以西國之新學廣中國之舊學"。
沒有任何一家同時代的文化出版機構，可以像廣學會這般，對晚清的時代變革產生深遠的影響。
博得中國士大夫的尊敬
按韋廉臣的設想，要想將西學介紹進來並得到認同，文化出版機構必須熟悉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必須切實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著書立說，如此才有可能影響中國"有知識和領導能力的階級"，才有可能起到"引導和提升民眾"的作用\
在《發起書》裡，廣學會(同文書會)計劃做兩件事：一、提供承載近代文明的高檔書籍，給中國的知識階層閱讀；二、提供附有彩圖的啟蒙類書籍，給中國的一般家庭閱讀。韋廉臣認為，要實質性改變中國的愚昧現狀，首要之務是改變士大夫的知識結構。他的理由是：
我們發現往往在北京的高階官員和開明的官員已準備接受外國人的建議，而地方上計程車大夫們卻進行干涉，並且會有效地阻塞一切程式q這般士大夫們充斥在帝國各地而且受到高度的尊敬，事實上他們乃是這個帝國的真正的靈，魂，並實際地統治著中國。這就很明顯，如果我們要影響整個中國，就必須從
他們下手；只有當我們愈是博得士大夫的尊敬，我們在中國的事業才愈能順利進行。2
所謂「博得士大夫的尊敬"，換一個說法就是「啟蒙中國計程車大夫"。韋廉臣希望那些"對中國昌盛感興趣的人」可以加入廣學會（同文書會）裡來，共同推動這項事業。
1887年11月1日，廣學會（同文書會）正式成立。由清廷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擔任第一任會長（總理），韋廉臣任督辦（總幹事，負責實際事務）。首屆職員共計38人，其中包括傳教士7人、商界人士16人、政界人士12人，以及醫生、律師和報紙編輯各1人\商界、政界中人或出錢或站臺，許多人來到中國又離開中國，所以會務仍主要由長期在中國生活的傳教士們主持。1890年，韋廉臣去世，督辦之職由另一位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接任。
為了讓"啟蒙中國士大夫"這項工作更加有的放矢，李提摩太在1891年完成了他對中國知識階層的調查:他的結論是：
縣級和縣級以上的文官2289人，菅級和營級以上的主要武官1987人，府視學及其以上的教育官吏1760人，大學堂教習約2000人，派駐各省城的高階候補官員和顧問及協助人員2000人，經科舉考試獲得秀才以上頭銜的文人姑且以60萬計算，以其中百分之五為重點，計30000人，經過挑選的官吏與文人家庭的婦女兒童，以百分之十計算，計4000人，以上共計44036人。這個數字，從整個中國來看，平均每縣只有30人，但是卻影響了4萬多人，就等於影響了整個中國。4
李提摩太會去做這樣的調查，與他在中國的切身經歷也有很大關係o
在慘絕人寰的"丁戊奇荒」（1876—1878）中，李提摩太為拯救災民，輾轉于山東、河南、山西，見識過無邊的人間慘狀。這慘狀，不僅體現在城門口堆積如山的屍體（這是李提摩太1878年2月2日，在太原以南530裡的一座小城裡見到的"最恐怖的一幕」，城門一側堆滿了男性屍體，「像屠宰場的豬一樣被摞在一起"，另一側則堆滿了同樣高度的女屍5）;還體現在朝廷的私心（在朝
廷眼裡，洋人前來救災，實在有損國家的臉面，所以當日本駐華公使森有禮表示可以免費向山西災民提供糧食，且這些糧食近在天津港口時，總理衙門的回覆是「謝謝，從天津運往山西路途遙遠，這些賑糧我們還是不要了」6）。李提摩太在山西的活動，也被視為收買人心、窺探虛實，諭旨要求山西巡撫曾國荃對李提摩太「婉為開導，設法勸阻」7,將其從災區請出去，直到李提摩太答應出錢，而將賑災的名義讓給山西的地方官。
不僅如此，這慘狀也包括士大夫們的愚昧--以蘇州士紳謝家福為代表的江南士大夫群體，積極參與「丁戊奇荒"的賑災活動。然而，他們賑災的第一目的並不是救濟饑民，而是打敗夷人，與傳教士爭一個高下。謝家福在給友人的書信中說，自己賑災只以收養難童為主，原因是"小孩餓死尚是小事，為天主教誘去，則大不可」8；他還說，「弟之此行為敵夷，不為賑濟。賑濟則以仁存心，當念親親仁民之意，敵夷則惟知大義」）我這次去災區，目的不是賑災，而是與洋人對抗，賑災要講仁心，抗夷只論大義。
不僅"丁戊奇荒"，在之後年月裡，李提摩太一再重溫著相似的慘狀。這給了他很深的刺激。在1891年的廣學會（同文書會）年度報告中，李提摩太說，不管外國社團如何慷慨，導致饑荒的那些"可避免的原因仍然沒有清除」，所以真正能夠有效幫助中國的，是"開展啟蒙工作，恰如廣學會所試圖做的那樣"。而首要之務，正是將清帝國的官員和知識分子帶入近代文明：
我們不能夢想在整個帝國內建立起現代化的學校，那將是各個省政府的職責，當它們對自己的需要有所瞭解並知道如何去滿足這種需要時，它們會有所動作；我們也不能企圖結識帝國的所有高官；我們更是遠遠不能接觸在帝國政府中擁有重要地位的每一個讀書人。然而，帝國最重要的行政官員、各省學政、縣教諭、書院院長以及部分一般讀書人，還有他們的子女等（估計有44036人）是可以顧及的。sup10/sup
基於這樣一種願景，李提摩太決定推動廣學會做七件事情：，
一、撰寫、發行西學圖書。
二、向舉子和官員免費贈書。
三、開展有獎徵文活動。
四、創辦一份供高階階層閱讀的期刊，也就是後來的《萬國公報》，由傳教士林樂知擔任主編。
五、開辦講座、設立博物館與閱覽室。
六、在各個省會考場附近建立書報銷售點（至1899年已設有35個銷售點）。
七、與中國人合作建立組織（比如後來的強學會），來推動文化的傳播和進步。
圖書出版方面，李提摩太雖然身為傳教士，但他主張將更多精力放在近代世俗文明的推廣上。這既與廣學會吸納了許多非教會人士，已非一個傳教組織有關，也有認知方面的原因--在李提摩太看來，推廣世俗文明與傳教是一件並行不悖、一體兩面的事情。所以，廣學會出版的圖書，大多是非宗教類。1897-1911年，廣學會出版書籍461種，純宗教書籍只有138種，佔比29.93%;無宗教色彩的書籍238種，佔比51.63%；含部分宗教色彩的書籍85種，佔比18.44%"。
贈書和有獎徵文,都是為了引導中國知識分子多讀西方的書。
贈書方式有兩種。一種是鄉試、省試、恩科考試舉辦的時候，廣學會派人去考場外面蹲點，將書籍免費贈送給舉子。每年，廣學會都要在大約200個考場外搞免費贈書的活動。比如1893年的恩科鄉試，廣學會印製了一批圖書，包括《開礦富國說》《國貴通商說》《辨明技藝工作說》等，運到10個省的考場，共送出6萬餘冊；1897年，也就是百日維新前夕，廣學會的贈書曾高達12萬冊。另一種，是將書籍免費贈送給清廷的各級官員。1888年，廣學會曾將2000冊《格物探源》，分送給南京、北京、奉天、杭州、濟南五地的官場；而另一本西學讀物《自西徂東》，僅南京一地就送出了1萬冊。sup12/sup
有獎讀書徵文活動的效果同樣很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