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的一次徵文活動，題目是要讀者區分近代科學與中國傳統」格致之學」，比較西方數學與中國算學。頭等獎獎金8元，二等獎5元，三等獎2元。1893年的一次徵文活動，題目是要讀者寫一寫自己對多種近代文明事物的認知，說出它們是什麼，有什麼好處。具體包括：鐵路之益；郵政之益；遊歷各
國之益；公司輪船行於各國之益；鋼廠鐵廠之益……報館之益；公家書院之益；博物院之益……sup13/sup
1894年，英國商人漢壁禮多瑪(sirthomashanbury)捐助了600兩銀子作為懸賞，「徵文討論中國如何改良幣制、建築鐵路、擴充郵政、用機器製茶、制絲」等重大現實問題，「意在要誘掖全國的文生，對國內要事大政，各發表改良的計劃」m。剛剛自京城參加科考歸來的康有為，也以"康長素"的名字參與徵文比賽，列廣東省第10名，獲得獎金4兩白銀%
與廣學會的接觸，徹底改變了康有為的思想軌跡。他後來"變法上書」中的內容，幾乎都可以在廣學會出版的書籍和《萬國公報》刊登的文章中找到。比如：他的富國之法來自英國傳教士艾約瑟的《富國養民策》；他的養民之法來自李提摩太的《養民四要》；他的教民之法來自林樂知的《治安新策》；他的改革之法來自李佳白的《上中朝政府書》。他那創設孔教以救國的想法，也受到"傳教士推崇基督教」這一現象的影響。sup16/sup
康有為並不諱言這種影響。他曾對香港《中國郵報》的編輯說：「我信仰維新，主要歸功於兩位傳教士一李提摩太和林樂知牧師的著作。」"與康關係惡劣的胡漢民也說：「康有為未嘗研究政治的學問，單就當事李提摩太、林樂知所譯一二粗淺西籍，管窺蠡測，以為民族是要分別的，民主政體是這樣的，實則似是而非，一知半解。"i8李提摩太也看過康有為的變法請願書，他給妻子寫信說：「我驚奇地發現，我曾提出的各項建議幾乎都揉進了請願書中，並被濃縮在一個絕妙的小小’指南針'中。無怪乎他來拜訪我，因為我們有這麼多共同觀點。」19
不但康有為這些民間士紳深受廣學會影響，清廷的中樞決策層和督撫大員們，也大多成了廣學會書刊的讀者。《萬國公報》也被送進總理衙門。醇親王奕譚不但經常閱讀，還常與高階官員就報紙所刊載的問題進行討論。李鴻章告訴李提摩太，他「看過幾次"李提摩太撰寫的《泰西新史攬要》，也訂閱了《萬國公報》；張之洞的幕府裡，《萬國公報》也是必備讀物，張還給廣學會捐助了1000兩白銀。有統計稱，所有的督撫及其他2500位官員訂閱了該報，官府的訂閱量佔到銷售量的八分之五。簡言之，《萬國公報》已在"全國的重要，官邸流傳"osup20/sup
圖書的情況也大體如此。上海輪船招商局的一位理事曾一次性買了100本《泰西新史攬要》分送京城高官；曾國藩的女婿、做過道臺巡撫的聶緝械，是廣學會書籍的忠實讀者與慷慨捐贈者。1894年前後，廣學會的書籍開始出現盜版印刷，其中僅李提摩太所著《泰西新史攬要》一書，在四川就發現了19種盜版本。林樂知不得不通過美國駐華領事館向清廷提出抗議，來維護自己的版權。盜版猖獗，意味著市場需求很大。其中最讓廣學會興奮的，是光緒皇帝搜求到的129種西學書籍當中，至少89種由廣學會出版，且購置了全套《萬國公報》\*
1890—1911年，廣學會至少出版了400餘種100多萬冊西學書籍。可以說，晚清的求新之士，幾乎都曾是廣學會的讀者。這個成立於1887年的出版機構，成了晚清中國人「開眼看世界"重要的視窗。可以說，若沒有廣學會，可能就不會有戊戌年洶湧澎湃的維新輿論。
批評洋務改革走了歧路
廣學會致力於西學的輸入，但並不是一個機械的"文明輸入者」。對清廷正在實施的各項改革，廣學會眾人亦有諸多針硬。
自1861年啟動的晚清"洋務自強"改革，專以購入西方先進裝置、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為要務。廣學會眾人覺得此中有所不妥。他們批評說：科學技術與科學理論，是兩個完全不同又相輔相成的東西，重視前者卻對後者漠然不聞，只是一種"徒襲皮毛"之舉，無助於中國邁入近代文明。
廣學會花了很多精力，試圖向中國輸入近代科學的思想基礎。比如，慕維廉於1878年在《萬國公報》上連續8期刊登文章，翻譯培根的《新工具》，試圖向中國人介紹培根以歸納法為基礎的邏輯思想。在慕維廉看來，中國傳統文化缺乏科學傳統，也沒有發育出認知自然方法論，培根的歸納法，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急需之物；中國人要想在科學領域獲得原創能力，須懂得歸納法這樣的邏輯學常識。這些譯文最後集結為《格致新機》一書由廣學會出版。雖然該譯本在當時產生的影響有限，「但我們應注意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培根思想的傳播者，似乎都多多少少與慕維廉的這些譯本有過直接或間接的
接觸，鍾天緯、梁啟超、章太炎都曾是《格致彙編》與《萬國公報》熱心的讀者"。22
甲午年後，推崇叢林法則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被一些救亡心切的中國知識分子奉為至理。但在一些有宗教背景的廣學會成員看來，將生物進化論移植應用於人類社會是錯誤的，它相當於只承認人的動物性而不承認人的社會性，或者說是將人的社會性直接等同於動物性。他們認為，社會達爾文主義信奉弱肉強食，帶有為殖民主義美化的性質，中國人掉入該主義，是正中陷阱，走上了歧路。以《萬國公報》為憑藉，以人道主義為精神依歸，廣學會對社會達爾文主義這一流毒深遠的流行學說，做了許多廓清工作。成員林樂知撰文說，社會達爾文主義是一種"以荒野間草木禽獸之所行，竄入人類社會之中」的錯誤理念，與動物不同，人類另有追求自由和幸福的同情之心。成員馬林(williame.macklin)也論證說，人類社會進化的關鍵，不是武力的強盛，而是「自由之道"。23
廣學會還批評了晚清盛行的"官督商辦企業"，試圖將當時最先進的經濟學思想引入中國。1892年8月，會員艾約瑟(josephedkins)開始在《萬國公報》上連載《富國養民論》，這是一本綜合多本西方近代經濟學名著而成的作品，其中至少包括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和傑文斯(wsjevons)的《政治經濟學入門》2、其中對《國富論》的編譯，要比嚴復的翻譯早出近十年，理解程度上也要遠遠超過嚴復。
艾約瑟說，之所以想要編譯這樣一本著作，是因為他觀察到當時的中國，正激盪著一股洋務企業排擠民商資本，並蛻化為官辦或官督商辦企業的浪潮。該書的第15章題為《益民生諸事官辦、民辦之利弊》，專門論證官辦企業的種種弊端，對鼓勵自由競爭這方面的內容，做了重點闡述。艾約瑟希望他的中國讀者，能夠對官辦企業、官督商辦企業有一個正確的認知；能夠意識到自由競爭與市場經濟的好處。25另一位廣學會成員馬林，也於1899年編譯出版了一本經濟學著作《富民策》。針對清末改革孜孜追求的富國，馬林大唱反調，說"富國不如富民，富一二有資本之民，不如富天下無衣食之民"。該書的核心底本，是美國經濟學家亨利.喬治(henrygeoige)的代表作《進步與貧困》？6。'
對清廷財政系統的混亂與黑暗，廣學會也提出過批評意見。1882年，花之
安(emstfaber)在《萬國公報》上刊文，首次向中國介紹了西方的國家預算制度。花之安說，清帝國的財政，既缺乏可靠明晰的預算，也缺乏公開性，權力不受約束地"開捐納之門、設抽釐之廠」，結果導致官吏的橫徵暴斂與財政的入不敷出。他建議清廷效仿英國，引入近代財政預算體系，讓政府財政收支有預算、有決算，皇帝花多少、兵丁花多少，"每年俱有定章，不能多取」，而且公開透明，可供國人監督。這些文章後來結集為《自西徂東》一書，由廣學會出版。sup27/sup
以上種種批評，究其實質，是在呼籲清廷不要僅僅沉迷於器械和技術的引進，還須做制度層面的改革。早在19世紀70年代，後來成為廣學會成員的林樂知等人，即已開始用中文寫作，想要將天賦人權、自由平等之類的西方理念輸入中國。林樂知說，近代國家之所以比傳統國家強大,是因為"其治國之權屬之於民」，國事有民意為基礎，"非一人所得自主"。林樂知還創造了議法、掌律、行政三個詞語，來描述近代政治中的三權分立。功
批評逆耳。廣學會的這些言論，自然也常常引來被批評者的不滿。他們指責洋務運動不該以官辦企業為主，呼籲給民營企業生存空間的聲音，尤其招惹忌諱。結果便是廣學會眾人得了一頂「好預人家國事"的帽子。
對於這頂帽子，林樂知的回應是：
本館主，美國人也。局外旁觀，豈未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乎……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非好預人家國事也；只祈盡一己之心與中國交好，而欲有益於中國……知我者，謂我推誠佈公，以親中國；議我者，必謂我干預中國事矣。而不知大公無我者，本館主人之實心也。既有一知半解，而不為友邦進忠直之言，尚得謂之和好耶？sup29/sup
不過，願意擁抱近代文明的有識之士，並不介意這些批評(哪怕有些批評有著局外人的幼稚)。他們喜歡閱讀廣學會編寫的書籍，也樂意傾聽廣學會眾人對中國的批評。上海格致書院的院長王韜，就是其中之一。甲午年清軍慘敗之後，林樂知利用諸多中外電文、奏疏與檔案，寫成《中東戰紀本末》一書，細緻覆盤清廷慘敗的經過和原因，痛斥清廷政治存在八大惡習--驕傲、
愚蠢、膽怯、欺誑、暴虐、貪私、因循、遊惰。王韜讀了該書後，即感慨林的用意深遠，"林君之作此書蓋欲中國自強而發也……實欲中國以行新法、教西學……其所以期望者深矣""，愛之深責之切，旨在鞭策中國變法自強。
稍後在戊戌年支援維新的吏部尚書孫家鼐（但他不支援康有為主導的維新），讀了林樂知的《中東戰紀本末》後，也在家信中讚歎說，林的文章「於中國之病源，可謂洞見癥結，此中國士大夫所不能知、知之而不敢言者"以。
1895年8月，梁啟超等人效仿廣學會，在北京創辦強學會，試圖「輸入世界之智識於我國民」，同時還設立近代中國第一家公共圖書館「強學會書藏"，孫家鼐也參與其中。廣學會的李提摩太鼎力支援強學會；英、美兩國公使，也給「強學會書藏」提供了頗多歐美書籍與地圖器物32。這年秋天，梁啟超等人每日的主要工作，就是邀人進入圖書館讀書。其間，他們得到一張高質量的世界地圖後，遂"日出求人」，每日到街面上打招呼做廣告，"偶得一人來觀，即欣喜無量」"，覺得自己又將中國社會推動了一小步。
遺憾的是，「強學會」與「強學會書藏」只存在了短短五個月，就被步軍統領衙門查封了。查封的緣由是被御史楊崇伊攻擊，其中一條罪名正是：「專門販賣西學書籍，並鈔錄各館新聞報刊，印《中外紀聞》，按戶銷售。計此二宗，每月千金以外。猶復藉口公費，函索各省文武大員，以譭譽為要挾。"34
小小學會要挾敲詐「各省文武大員"，自是天方夜譚。楊崇伊深諳官場文辭之術，他真正想要對慈禧太后表達的，其實是"各省文武大員"都很支援強學會和強學會書藏；但他的彈劾目標不是"各省文武大員」，本身也不願與「各省文武大員"交惡，故選擇在奏摺裡施以曲筆不加點破，而非「直抒胸臆」。慈禧久歷政壇，自然能夠敏銳接收到楊崇伊奏摺的本意——這樣一個得到眾多官員和士紳支援的「專門販賣西學書籍」的學會組織，對朝廷而言顯然是一個危險的跡象。所以，她沒有按慣例讓都察院去查明情況，看看"函索各省文武大員，以譭譽為要挾"這種事情是否真的存在，然後再來彙報請旨。而是直接下發諭旨，封禁了強學會這個"中國版的廣學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