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奏的末尾，李鴻章說：眼下各處炮臺尚未竣工，臣與前任山東巡撫張曜m剛剛對勇營士兵遍加撫卹，"方蒙激勵之恩，忽有汰除之令」，才表彰完畢就要將之裁汰，恐怕不是"聖朝慎重海防作興士氣」的正確方式。臣我仔細閱讀了部臣們的奏議，"既日自相商定，又令察酌情形」，裡面既說已自行商議有了定論，又讓各處體察斟酌具體情形，顯然是深知外面的事情各有特殊性，斷難在政策上搞"一刀切"。所以，臣我遵令再三籌算，"目前餉力極細，所有應購大宗船械，自宜照議暫停，至裁減勇營一成，應俟各處臺工竣後，再行酌辦"九
無可奈何的李鴻章，只能在給友人的私人書信裡，懷念著醇親王奕譚還在世的時光：
回憶十二年奉陪醇賢親王巡閱，猶如目前，樓船方新，旌鉞已往。當時威海衛、大連灣兩處尚是荒島，連年佈置，始有規模，足與旅順重門相倚。現議接辦膠州澳，則北洋形勢更覺完密，而農部適有裁防勇及停購船械之議，正與詔書整飭海軍之意相違。宋人有言，樞密方議增兵，三司已言節餉。國家之
事，固有如此各行其是而不相謀耶？sup16/sup
其實，即便奕謂仍然在世，北洋海軍某些制度上的問題也是不可能得到解決的。比如前文提到的軍隊統一指揮的序列問題。在傳統國家，軍隊的指揮權與皇權的安危緊密相連，歷來都是朝堂政治統治的一部分。咸豐時代倚重僧格林沁的帶兵能力，卻要在他上面任命一個惠親王綿愉為「奉命大將軍"，就是如此。海軍衙門成立後被交付在醇親王奕譚手中，奕譚也寫信給李鴻章，要他努力做好"新時代的僧格林沁」"，不過是對咸豐權術手腕的忠實繼承。被困其中的李鴻章，自不免常常陷入畸形制度的牢籠。
琅威理的憤然離職，就是一個頗為典型的案例。
1890年，北洋艦隊巡訪東南亞返程途經香港，提督丁汝昌因事離隊，右翼總兵劉步蟾即將提督旗降下，換升總兵旗。此舉遭到琅威理的激烈抗議。當時，琅威理的身份是「水師副統領」「賞加提督銜」。在琅威理看來，提督離開，自己這個副提督尚在；劉步蟾改升總兵旗，這分明是對自己的藐視與挑釁。清人姚錫光後來在《東方兵事紀略》裡說，劉步蟾此舉是刻意為之，目的是羞辱琅威理迫其離開，原因是"琅威理督操極嚴，軍官多閩人，頗惡之。右翼總兵劉步蟾與有違言，不相能，乃以計逐琅威理……琅威理去，操練盡弛。自左右翼總兵以下，爭挈眷陸居，軍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凍，海軍歲例巡南洋，率淫賭於香港上海，識者早憂之」。sup18/sup
說劉步蟾"以計逐琅威理」，其實是以後果推斷前因而得出的陰謀論，有矛盾並不意味著衝突是有預謀的行為我。琅威理離開北洋海軍的主因，是他的抗議與訴求得不到李鴻章的支援。升旗衝突鬧到李鴻章處後，李態度模糊，既未申斥劉步蟾做得不對，也沒說琅威理的抗議不成立，而是發電報給左翼總兵林泰曾（劉步蟾是右翼總兵），讓他另給琅威理做一面旗幟："琅威理昨電請示應升何旗，章程內未載，似可酌制四色長方旗，與海軍提督有別。"2。
所謂"章程內未載」，其實是章程內不便做規定。北洋海軍身上的淮系色彩，已讓朝堂側目，也是中樞的一塊心病（所以海軍衙門章京專用滿人，昆明湖水師學堂也專招滿人學生），李鴻章自不敢在海軍章程裡再將琅威理的副提督之職坐實，讓他擁有與丁汝昌同升總督旗的地位--讓洋人做真正的副提
督，只會給李鴻章招來更多的攻擊。事情出來之後，李能想到的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給副提督單獨做一面「四色長方旗」。這種遷就現實政治的特色處理方式，與世界各國海軍的慣例格格不入，自然無法讓琅威理滿意。稍後，琅威理北上與李鴻章當面討論此事，二人不歡而散。用李鴻章的說法是："琅威理要請放實缺提督，未允，即自辭退。"21
李鴻章曖昧模糊的處理方式，既談不上對琅威理「艦隊副提督」身份的尊重，也談不上對劉步蟾升總兵旗行為的支援，實屬息事寧人式的和稀泥。李鴻章有自己的不得已。朝廷賞給琅威理的"副提督"已明言只是虛銜，李斷不能將之弄成實授，所以不能讓琅威理升總督旗，但北洋海軍需要琅威理的專業能力，所以只能另制旗幟以做安撫。然而，這種安撫在琅威理看來，卻等同於對尊嚴的侮辱。琅威理憤然辭職後，天津的英文報紙.《中國時代》（thechinese力加es）刊文說，琅威理雖然擁有皇帝賜予的提督職銜，"但並非服務於中國政府，而不過為一總督的奴僕」\此說準確道出了琅威理離開北洋海軍時的心理感受。，
琅威理的離開，影響的不僅是北洋海軍的軍紀，還直接影響到英國在東亞的政治天平向何處傾斜。琅威理來華的背後有總稅務司赫德的運作。自琅威理任職北洋艦隊之後，中英關係日趨融洽。北洋海軍安排學生留英，英國政府允許他們進入皇家海軍學校就讀，並前往英國海軍艦隊實習。對清廷在英國的購艦活動，英國海軍也願意派人提供查驗、試航方面的幫助23。赫德希望藉此機會推動"中英結盟」（自19世紀60年代起，赫德即在試圖推動此事）。琅威理離職事件發生後，幾乎所有英文媒體都在抨擊清廷排外，認為北洋海軍將會墜人舊官僚體制的深淵，將會與清王朝的大多數官僚一樣成為腐敗與墮落的代名詞。英國政府不再允許中國海軍派學生留英，且撤回了在北洋海軍中（包括海軍學校）任職的其他英國軍官。對"中英結盟」抱有極大期待的總稅務司赫德也灰心喪氣，在給金登乾的信函中說：
中國不聽勸告，遭到不幸才會吸取教訓。如今我要和海軍離得遠遠的。"
此後，英國在亞洲與清廷越走越遠，與日本越走越近。甲午年，日本發動
對清廷的戰爭的底氣之一，就是獲得了英國政府"不反對"的默許。
沒有好的土壤，花是結不出果實的
終於，甲午年徹底壓垮了北洋海軍。
1894年舊曆七月二十九日，李鴻章上奏朝廷，比較了中日兩國海軍的實力優劣：
查北洋海軍可用者，只鎮遠、定遠鐵甲船二艘為倭船所不及，然質重行緩、吃水過深，不能入海漢內港。次則濟遠、經遠、來遠三船，有水線甲、穹甲，而行駛不速。致遠、靖遠二船前定造時號稱一點鐘十八海里，近因行用日久，僅十五六海里。此外各船愈舊愈緩。海上交戰能否趨避，應以裕行之遲速為準，速率快者勝則易於追逐，敗亦便於引避,若遲速懸殊，則利鈍立判。西洋各大國講求船政，以鐵甲為主，必以極快船隻為輔，胥是道也。詳考各國刊行海軍冊籍內載，日本新舊快船推為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緒十五年後分年購造，最快者每點鐘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訂購在先，當時西人船機之學尚未精造至此，僅每點鐘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已為極速，今則至二十餘海里矣。近年部議停購船械，自光緒十四年後我軍未增一船o25
與李鴻章的審慎不同，此時清廷的中樞決策層、臺諫系統和督撫群體，均對清廷的軍事實力抱有一種不切實際的自信。
身為帝師，同時也是清流領袖的翁同穌自不必說，他對日本素無研究，卻是一個堅定的主戰派。戰事爆發前夕，王伯恭自天津前往北京拜見翁同穌。新科狀元張騫在翁同穌跟前力言「日本最爾小國，何足以抗天兵"，深得翁的讚許。王伯恭也是翁的得意門生，但因在北洋做事多年，又在朝鮮待過，對中日兩國海軍的實力有較為準確的瞭解，於是對翁同穌「力諫主戰之非"，結果卻被翁嘲笑為"書生膽小」。王伯恭回應說「器械陣法，百不如人"，不宜草率從事。翁同就則說：「合肥（李鴻章）治軍數十年，屢平大熬，今北洋海陸兩
軍如火如荼，豈不堪一戰！」王伯恭說知道了自己的實力不如對方卻還一味主戰是不明智的，翁的回覆是：「吾正欲試其良格，以為整頓地也"26。翁這番話，既說明他自信過了頭，也顯示他對李鴻章成見較深。
圍繞在翁身邊的諸多臺諫清流中人，如文廷式、餘聯沅等，均在對日作戰問題上抱持著不可理喻的自信。比如餘聯沅奏稱，中日之戰的上策是直取東京。翰林院侍讀學士準良，則奏稱"倭人所恃鐵甲戰艦，僅有大小二艘」。翰林院編修曾廣鈞，則奏稱日本海軍只有一艘鐵甲艦，其餘全是木船："彼國只有鐵甲一艘，名日扶桑……（速度）並不算快。此艦尚不足畏，其餘各艦悉系同治年間所造木質舊船，更不足數……若以交戰大洋，直同兒戲」。江南道監察御史鍾德祥的奏摺，與曾廣鈞的說法幾乎一模一樣：「日本傾國兵數不當中國之一，又弱不經戰，雖有甲船，而能與吾定遠、鎮遠較堅厚，僅有名速力者一艘差可強顏耳，諸下者或不及向時船政之木船。"27底層士紳言有章（］903年做過新安知縣）也在給盛宣懷的書信中說："北洋講究武備近三十年，以中視西，或未可輕敵，以剿倭奴，足操勝券」sup28/sup,希望通過影響盛宣懷的立場來貢獻綿薄之力，將李鴻章推向主戰派。
中樞與臺諫清流如此，號稱老成謀國的督撫重臣如劉坤一、張之洞等，也是相似的心態。劉坤一身為湘軍領袖，初時將甲午之戰視作李鴻章淮軍之務，袖手旁觀，且認為日本絕非中國對手，故其身為兩江總督，江蘇沿海一帶防務卻遲遲未做規劃。張之洞則素來認為，日本乃海權國家，中國乃陸權國家，彼此無利害衝突，不妨結盟對付俄國。戰事爆發後，張也極為樂觀，認為只要中國閉關絕市，即可使日人屈服，他對日軍的戰力和目的，可以說幾無瞭解。sup29/sup劉、張二人尚且如此，餘者可想而知。
這種不切實際的自信，反饋到具體戰事上，讓北洋海軍無所適從。
1894年7月26日，李鴻章電報指示丁汝昌："汝即帶九船開往漢江洋麵遊巡迎剿，惟須相機進退，能保全堅船為要。仍盼速回。"3。8月1日，李鴻章再次電報指示丁汝昌：「總署催汝統鐵、快各船，往仁川附近，截擊其運兵船，機不可失……速去速回，保全堅船為要。」3i這兩份電報，顯示總理衙門給李鴻章施加了很大的壓力。總署一再強調「機不可失"，要求北洋海軍向日軍發起攻擊。但深知北洋海軍與日本海軍硬體差距和軟體差距的李鴻章，對出擊一事並無多少
勝算，所以他在轉達總理衙門的指示時，給丁汝昌的命令，在措辭上非常微妙：一面命令丁汝昌抓住機會率軍出擊，一方面又指示他要「相機進退」「速去速回」，要將"保全堅船」當成最重要的事情。
光緒皇帝很快就覺察到，丁汝昌彙報中的"未遇敵船"，其實是不想與敵船展開正面交鋒。遂連發諭旨，嚴詞命令李鴻章，要他調查丁汝昌是否存在刻意避敵的行為。其中8月5日的一道諭旨是這樣說的：
丁汝昌前稱追倭船不遇，今又稱帶船巡洋，倘日久無功，安知不仍以未遇.敵船為諉卸地方？近日奏劾該提督怯懦規避，偷生縱寇者，幾於異口同聲，若眾論屬實，該大臣不行參辦,則貽誤軍機，該大臣身當其咎矣！sup32/sup
諭旨裡威脅說要拿丁汝昌"身當其咎"，實際上敲打的是李鴻章。無奈之下，李鴻章只好命令丁汝昌在一個月的時間裡，四度率艦隊出海，以應付皇帝。但中日海軍之間沒有大戰，光緒絕對不能滿意；北洋艦隊不能擊敗日本海軍，光緒也絕對不能滿意。9月17日的黃海大戰，北洋海軍受創頗重，但根基尚存。兩天後，光緒再發嚴旨，催促修復軍艦再戰，李鴻章無可奈何，只能指示丁汝昌，要他儘快將船隻修復到能行駛的程度，再將其開上洋麵威懾日軍，以應付朝廷的嚴責，同時要注意不可與日本軍艦交戰，要理解此中「虛虛實實"的真意：
定、鎮、靖、濟、平、丙六船必須漏夜修竣，早日出海游弋，使彼知我船尚能行駛，其運兵船或不敢放膽橫行，不必與彼尋戰，彼亦慮我躡其後。現船全數伏匿，將欲何為。用兵虛虛實實，汝等當善體此意。蜂
閉目塞聽帶來了盲目的自信，盲目的自信帶來了混亂的指揮。這混亂的指揮貫穿了整個甲午戰爭♦，直至北洋海軍消亡。
土壤貧瘠的另一個表徵，是清廷的軍事改革以一條腿走路,只改革了海軍，將之拖入近代軍隊的大門，卻幾乎沒有改革陸軍，更沒有改革其他相關體制。所以，甲午年的海戰頗為激烈，陸戰的規模卻可以用"微小」來形容。
"微小」二字的評價，來自日本學者藤村道生。他的理由是：日軍在陸戰上消耗的彈藥非常少，且絕大部分人員損失來自瘟疫，而非與清廷陸軍交戰。藤村道生說：
在整個戰爭過程中，日軍所消耗的彈藥為：步槍子彈1241800百發，炮彈34090發。派往海外計程車兵，每人約放步槍子彈8發，每門大炮約放炮彈100發。看看十年後日俄戰爭中的南山戰役，它以三個師團為骨幹的第二軍，在兩天的時間內，就消耗了大約♦同等數量的彈藥。如果僅限於同清國陸軍作戰，就可知日清戰爭的軍事規模，是微小的。
日本士兵的真正敵人是瘟疫。因為沒有建立預防體制，衛生裝置很差，所以許多人病死了。在出徵期間，入院治療的達17萬.人。其中因重病而被送回國內的，約佔派往海外士兵人數的1/3,達67600人。在17萬入院患者中間，因戰爭而負傷的不過4519人。其餘則是或患赤痢、瘧疾、霍亂等傳染病，或患腳氣病。忽視衛生帶來的結果就是大量的人命犧牲。乂
簡言之就是：日軍人均8發步槍子彈，即擊潰了清廷陸軍。而且這還是一支遭受嚴重瘟疫侵襲的軍隊（主要是霍亂、痢疾與腳氣病），過半數士兵與隨軍伕役因病入院，逾三分之一的海外派遣士兵因重病不得不被送回日本。據藤村道生的統計，整個戰爭中，日軍戰死者（包括受傷後死去者）共計1417人（其中，964人死於1894年7月25日至1895年5月30日，餘者死於1895年5月31日至1895年11月30日），因疾病而死者共計11894人（其中，1658人死於1894年7月25日至1895年5月30日；餘者死於1895年5月31日至1895年11月30日）。後者是前者的8倍有餘。
日本參謀本部第二局長（管西局）小川又次，1879年被派往清朝，從事諜報偵查，明治二十年（1887年）向當局提交了一份《征討清國策案》。由這份《策案》，不難窺見清廷陸軍的戰鬥力為何如此之差。
對清廷陸軍的總兵力，《策案》的評估是：八旗兵大約30萬人；綠營兵大約47萬人。此兩者之內，練軍約10萬人，蒙古兵大約10萬人，勇兵大約30萬，人，合計大約117萬人。其中，防勇、練軍40萬人，戰鬥力較強，但「由各省總
督、巡撫分而轄之"，"教育之法各不相同"，雖然多聘請外國教練，但「可惜者，並非舉而全然委任於外國教師，而是採用半洋、半清式之戰術」，非但無益，徒生煩雜；「更為可憐者，乃是將校為文官，雖有武官，但也一概不知兵學為何物，皆是惟有利己之謀"；何況，「以此四十萬之兵員，佈於我十倍之土地面積，特別是道路粗糙惡劣，交通甚為不便，故而假令一方有事，也難以直接調遣鄰省之兵"。小川又次在《策案》裡說，直隸與山東地區，清廷的練軍與防勇總數僅5萬人；吉林、盛京與黑龍江地區，練軍與防勇總計不過2萬餘人。這與甲午戰爭前夕，‘李鴻章向光緒彙報「陸海兵數」時給出的資料頗為吻合。李的資料是：沿海陸軍分佈直隸、山東、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臺者，合計僅2萬餘人35。甲午戰爭期間，其他省份的陸軍，確如小川又次所預料的那般，無法迅速集結開往前線。
至於餘下的77萬軍隊--朝廷之八旗，地方鎮臺之綠營，皆是「攜帶家眷之兵"，其薪餉本極有限，且"長髮賊大亂以來……又減少官兵俸祿錢糧」，已到了"不從事賤業，則不迢以餬口」的程度，「今查清國軍備金額，大約七千五百餘萬圓"，數額雖大，「但用於八旗、綠營者，恰如救助貧民"，僅算勉強養活，至於軍備訓練，完全無從談起，"實乃有名無實之兵員」。雖然中法戰爭後，鑑於地方勇兵坐大，而八旗衰敗已久，清廷為維護其滿人統治，曾命地方「減少防勇人數，每年節省二三十萬兩，以充作訓練八旗兵之費用」，但這種以弱易強的做法，反使其實力"又有幾分退步」。sup36/sup
《策案》的最終結論是：清廷"近來雖然虛張聲勢，頻繁謀求擴張軍備。但尚未達到杜絕百弊之源、佈設鐵路、採用義務兵役之日，決不能稱作真正之強國」。意思就是清廷陸軍並不是一支近代化軍隊，架構上沒有陸軍部（也沒有海軍部，只有一個四不像的海軍衙門，海軍衙門五大臣全是兼職，既無人專門研究與建設海軍，也無人出身海軍或受過海軍訓練），體制上沒有最基本的義務兵役制度；訓練與改革更是政出多門，彼此無法相容。反觀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即設立海軍省與陸軍省，統一籌劃管理海軍、陸軍事務；其後又設立軍令、軍政機構，以完善統一指揮體系；再頒佈徵兵令，實行普遍義務兵制，進而確立現役與預備役結合的近代常備軍制度；為適應出洋遠征，陸軍還效仿德國，改成了師團制。
按藤村道生的說法，"北洋陸軍裝備毛瑟槍和克虜伯炮，所以在武器方面，它比使用村田式步槍和青銅山炮的日軍優越"。但對戰的結果，卻是日軍所向披靡。原因是清軍雖然裝備了近代武器，但無力去執行一場近代戰爭。比如，大多數清軍將領的作戰經驗仍來自與「長毛"對壘（清廷朝野瀰漫著一種對「宿將」的迷信），沒有接受過近代戰術的培訓，根本不知如何部署步兵與炮兵，往往將炮兵陣地安排在"第一線步兵陣地內或其間隙"，使"火炮成為顯著的目標，在戰鬥的初期階段，屢次被日本炮兵破壞」"。而參加甲午戰爭的18位日軍旅團級以上軍官中，有一半曾到歐美留學或考察，深知與火炮相關的各種戰術。再如，清軍士兵普遍訓練不足，多數時候只要求「演走各樣陣法，步伐既甚整齊，釋放連環槍炮，聲響亦均連貫"即可。戰爭爆發後臨時招募的新兵，更幾乎沒有訓練，只是學習"一齊將矛舉起向前一衝，口中就喊一聲殺」"。反觀日軍，步兵不僅訓練有素，且已有了獨立的工兵與輜重兵，清軍則尚不知工兵與輜重兵為何物（按李鴻章1891年給光緒皇帝的奏摺裡的說法，其轄下淮勇全部長期兼職工兵，在修築各種工事）。日軍將領也觀察到，清軍進攻時"沒有整然的秩序"，「經常用的隊形是在散開的一隊中揮舞大旗開火，開火為隨意射擊」；清軍射擊出去的子彈"多從（日軍）頭上通過，達到很遠的距離。他們不考慮利用地形地物，從不用跪射、臥射，一律站著射擊」羽。清軍士兵開炮前，先要搖動大旗，恰好成為日軍射擊的靶子。
其實，李鴻章自己也知道，北洋海軍這朵花，被嫁接在清王朝日趨乾枯的枝條上，是難以結出果實的。甲午年後，李閒居賢良寺，回首前塵往事，曾對曾國藩的孫女婿吳永說過這樣一番話：
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淨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裡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應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4°
紙糊的房子沒有根基，一如缺失了土壤的花朵無法結果。
1896年8月，李鴻章出訪歐美，抵達倫敦時與琅威理有過一次長談。李再次邀請琅威理前來中國，琅說自己"或多或少」願意接受邀請4j可惜的是，北洋海軍已成過眼雲煙，李鴻章的政治生命基本上已經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