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中國幸福。夏天我比較空閒，每天能有一個鐘頭的時間替皇帝補習英文。他很聰明，記憶力又驚人的強，所以進步很快，然而他的發音不很正確，不久他就能夠閱讀一般學校英文課本中的短篇故事了，而且能夠默寫得很好，他的英文字寫得非常美麗。24
帝師們竭力防止皇帝"過激"
光緒皇帝在1891年開始學英語，與翁同嘛等人多年來對他的教育有很直接的關係。這種教育，既帶有啟蒙成分，也帶有控馭色彩。
這一點，透過翁同穌等人為光緒皇帝選擇和提供的西學啟蒙讀物的性質，即不難窺見--翁提供給光緒的，是江蘇人馮桂芬的政論集《校邠廬抗議》，時為1889年。據翁日記，該年2月5日，翁同穌收到10部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sup25/supo次日，翁「以抗議薪本進"，將該書送給了光緒皇帝。如2月21日，慈禧與光緒在養心殿東暖閣召見翁同穌，問及洋務，翁回覆說：「此第一急務，上宜講求，臣前日所舉’馮桂芬抗議'（內有談馭夷數條），正是此意。」"建議皇帝好好閱讀自己進呈推薦的《校邠廬抗議》。3月27日，翁在日記裡說，他當天進入書房，光緒皇帝正「閒看書籍，兼看西學書。真風氣日開耶」第，對光緒皇帝開始閱讀西學書籍感到非常開心。同年12月25日，翁同解又記載道：
「到書房天未明，看碑帖，看《抗議》，昨言此書最切時事，可擇數篇另為一帙，今日上挑六篇裝為一冊題簽交看，足徵留意講求，可喜！」29—見到光緒皇帝正在認真閱讀自己推薦的《校邠廬抗議》，翁同穌當時的愉悅心情可想而知。
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寫於1861年，也就是晚清改革元年。馮說，自己寫這部書的目的，是想要在「不畔（叛）於三代聖人之法」的前提下，"參以雜家」並"孱以夷說」，來為清廷尋找一條強國之路。也就是首先要堅持儒家的傳統意識形態，然後再吸取一些雜家和夷狄的好東西進來。簡言之，這是一部"改革建議書」，其核心內容，可以概括為"採西學制洋器改科舉」。書寫成後，馮桂芬將抄本寄送給曾國藩，希望曾可以為書作序。曾的評價是：該書
可算"名儒之論」，但"多難見之施行」，他覺得書中的多數主張缺乏可行性。1874年，馮桂芬去世，該書仍未正式出版，民間流傳的只有抄本，影響很小。
馮桂芬不尋求出版的原因，或許在於他不想成為眾矢之的。這種忐忑的心態，見於該書稿本中馮自己做的諸多刪節（稿本由他人繕錄，馮再在上面刪改批註）。比如他刪掉了"及見諸夷書，米利堅以總統領治國，傳賢不傳子，由百姓各以所推姓名投融中，視所推最多者立之，其餘小統領皆然。國以富強，其勢駛駛凌俄英法之上:誰謂夷狄無人哉！"這段文字，還把"傳賢不傳子"裡的「賢」與「子」塗抹得辨認不出來，還加上批註稱"末句似不足為典」。陳旭麓如此評價馮的這種行為：
就已刪去的這段話來看，可見馮桂芬讀過一些譯書，也知道一些西方的事物，但囿於封建士大夫身份，他不能也不敢進一步去探索一些新事物，且害怕刺痛了封建體制。所謂'不足為典"，正是他對民主思想採取迴避態度的遁詞；但也可說明當時的人們，要前進一步是那麼崎嶇艱難。3。
「封建士大夫"「封建體制"等詞雖然帶有時代色彩，但這段解讀，仍準確地點出了馮桂芬作為一個啟蒙者的患得患失。他見到了更廣闊的天地。這廣闊天地讓他興奮，也讓他憂懼。興奮的是原來現實政治的運作還可以有其他模式，憂懼的是傳播、提倡這種新模式可能會給自己帶來不測之禍。於是就有了"同人鹹促鏡版，先生卒秘匿不出」八--朋友們都勸馮將書刻印出版，馮直到去世都沒接受他們的勸說。
1883年，《校邠廬抗議》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刻本。此時，距離該書寫成已過去22年，距離馮桂芬去世也已過去九年。又過了六年，這本書才經由翁同解之手，呈遞至光緒皇帝的書桌上。然後，年輕的光緒皇帝，就被這本30多年前寫成的"改革建議書」所吸引了。
翁同穌之外，另一位帝師孫家鼐也曾向光緒皇帝推薦過《校邠廬抗議》。與之一同被推薦的，還有湯壽潛的《危言》和鄭觀應的《盛世危言》--附帶一提，翁同解也向光緒皇帝進呈過陳熾的《庸書》和湯壽潛的《危言》，時為
1895年4月17日。及孫說，這三本書"皆注變法，臣亦欲皇上留心閱看，採擇施行」。又說，"臣觀馮桂芬、湯壽潛、鄭觀應三人之書，以馮桂芬《抗議》為精密"，他最認同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因為孫家鼐的推薦與建議，戊戌維新期間，光緒批准印刷了兩千部《校邠廬抗議》，下發給各衙門官員，要他們就書中所主張的改革內容提出意見，指出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可行的理由是什麼，不可行的理由又是什麼。"
《校邠廬抗議》之所以能得到帝師翁同嘛與孫家鼐的特別青睞，該書倡導變法，有助於啟蒙皇帝，只是原因之一。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原因，是馮桂芬很「自覺"地將該書的宗旨侷限在"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3%這種「自覺"，使得《校邠廬抗議》在啟蒙之外，還具有一種控馭皇帝的思想，使之不至於"過激」的作用一一作為對比，.鄭觀應的《盛世危言》裡雖然也有"中學其體也，西學其末也」這樣的文字，但鄭於1892年為該書所寫的自序中已說得明白，"治亂之源，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炮利，而在議院上下同心，教養得法""，他主張改革朝廷體制，通過開設議院來興民權、抑官權。
唯有明瞭這種啟蒙與控馭並存的心思，才能理解這樣一個事實：為何翁同解一面給皇帝推薦講求西學的改革派著作，一面又對皇帝沉迷於英文學習發出了「傷哉"的哀嘆。他推薦講求西學的改革派著作，是因為認同"西學為用」。翁並不糊塗，知道清廷所處的現實環境需要引入西方的器械與技術。他哀嘆皇帝沉迷英語學習，是因為堅信「中學為體"。在翁的心目中，儒家的倫常名教才是大清的立國之本，皇帝應該將主要精力放在此處，說洋話不過是奇技淫巧，是同文館的低端讀書人才應該去做的工作。給光緒皇帝教授英語的張德彝，因出身同文館，一輩子都沒能擺脫自卑感，直到晚年還在感慨"國家以讀書能文為正途……餘不學無術，未入正途，愧與正途為伍」。sup36/sup
光緒的思想逸出牢籠
從1889年通過翁同穌、孫家鼐等人接觸到中國改革派學者們的著作，到1891年開始自學英語，並派太監外出，向何德蘭等外國來華傳教士搜求廣學會
等機構翻譯編撰的西學著作，光緒皇帝見識上的進步顯而易見，由強烈求知慾支配而生的"不滿足感」也顯而易見。本土「知識搬運工」們的著作已不能讓他滿意，皇帝開始尋求與西學建立更直接的聯絡。到1898年（戊戌年），他已搜求到至少129種西學書籍，其中89種是由李提摩太等外國來華傳教士主持的廣學會所出版，皇帝還購置了全套的廣學會會刊《萬國公報》。"
翁同解與康有為在戊戌年的不同遭遇，也可以由此得到一種新的解釋。
光緒皇帝是廣學會圖書與《萬國公報》的忠實讀者；康有為的變法思想，也主要來自廣學會圖書和《萬國公報》--康曾對香港《中國郵報》的編輯說："我信仰維新，主要歸功於兩位傳教士李提摩太和林樂知牧師的著作。"38李提摩太與林樂知，正是廣學會的骨幹成員。這是康有為的變法條陳，能夠在光緒皇帝那裡產生共鳴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他們有著共同的知識背景。
翁同穌則不然。他對光緒皇帝有啟蒙之功，但皇帝的見識與日俱增，早已非他所能控馭。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佈《明定國是詔》，後世多以該詔書的頒佈日期為戊戌變法的發端。然而，僅四天之後，詔書的起草者翁同麻就被光緒皇帝罷免了。許多人對這一變故迷惑不解，其實答案就藏在《明定國是詔》裡一這份詔書從頭至尾貫穿的是翁同觥的思想，而非光緒皇帝的意志。
詔書全文可以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講為什麼要釋出這樣一份詔書。大意是，這些年來，大家一直在講變法圖強，也下達了不少這方面深思熟慮的詔書。但目前風氣還沒有大開，內部也有很多意見分歧，有些人還打著"老成憂國"的旗號，「以為舊章必應墨守，新法必當挨除"，在阻礙變法。時局與國勢已壞到如此地步，"不練之兵，有限之餉，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如何能夠抵抗別人的「堅甲利兵"呢？所以，必須要把「國是"，也就是改革的路線方針徹底確定下來，"朕惟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於時政毫無裨益"。
第二部分是傳達「新國是」的具體內容。關於"新國是"，詔書的原文是這樣表達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襲其皮毛，毋競騰其口說，總期化無用為有用，以成通經濟變之才。」簡言之，就是「中學為本，西
學為用」。
第三部分是傳達關於京師大學堂的改革方針。大意是：京師大學堂要做出表率，開風氣之先，開設西學課程，官員們也要積極響應，"所有翰林院編檢、各部院司員、大門侍衛、候補候選道府州縣以下官、大員子弟、八旗世職、各省武職後裔"，願意進入新學堂修習西學者，「均准入學肄業」。sup39/sup
對照翁同解日記，可以知道這份詔書是不能令光緒皇帝滿意的。據翁1898年6月11日之日記，詔書的草擬情形是這樣的：
是日上奉慈諭，以前日御史楊深秀、學士徐致靖言國是未定，良是。今宜專講西學，明白宣示等因，並御書翰林官應准入學，聖意堅定，臣對："西法不可不講，聖賢義理之學尤不可忘。"退擬旨一道，又飭各省督撫保使才，不論官職大小旨一道。*
這段日記，透露了三項資訊：一、光緒想要釋出「明定國是」詔書，是受了御史楊深秀、學士徐致靖的影響。眾所周知，楊深秀、徐致靖的背後是康有為。二、光緒交代翁同穌，他心目中的"新國是」是"專講西學"，要求在詔書中對這一點「明白宣示」，不許含糊，而且「御書翰林官應准入學」，要翰林去修習西學。三、翁同穌認同應該確立「新國是」，但他不同意光緒主張的"新國是"。儘管"聖意堅定"，要求"專講西學"，翁還是當面提出了修正意見：「臣對：西法不可不講，聖賢義理之學尤不可忘」。而且，他還將自己的這種意見，變成了正式詔書的內容。
換言之，1898年6月11日以光緒皇帝名義頒佈的"明定國是」詔書，最核心的部分，也就是「新國是」的具體內容，實際上體現的是帝師翁同襪的意志。翁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以自我意志取代皇帝意志為「新國是"，或許與他取得了慈禧的支援有直接關係——由翁日記中"上奉慈諭「四字可以推知，詔書擬成後需要送至慈禧處審定。如果翁草擬的詔書已經獲得了慈禧的認可，光緒是無法再駁回的。，
希望"專講西學"的光緒皇帝，無法駁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變法詔書，卻可以驅逐翁同穌。皇帝罷免翁同穌的詔書裡有這樣一番言辭：
協辦大學士翁同繇」近來辦事多不允協，以致眾論不服，屢經有人參奏，且每於召對時，諮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見於詞色，漸露攬權狂悖情狀，斷難勝任樞機之任。本應察明究辦，予以重懲，姑念其毓慶宮行走有年，不忍遽加嚴譴，翁同獻著即開缺回籍，以示保全。欽此。/
所謂「屢經有人參奏」（常常有人彈劾批評），自然只是套話。但「每於召對時，諮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見於詞色"，確有許多真實跡象。比如，據張蔭桓對日本駐華公使矢野文雄披露，「德國親王謁見皇帝之時，翁固拒絕皇帝與其行握手之禮。而皇帝則採用其他革新派之意見，與之行握手禮。於是翁對皇帝大放怨詞。又其節饗宴之時大臣理應坐陪，翁氏亦不為之"。我再如，光緒欲重用康有為，翁則說康「其心叵測」，不可重用，君臣二人曾因此當面鬧出許多不愉快。1898年5月26日，光緒向翁同穌索要康有為的上書，"令再寫一份遞進。臣對：與康不往來。上問：何也？對以此人居心叵測。日前此何以不說？對：臣近見其《孔子改制考》知之。"5月27日，「上又問康書，臣對如昨。上發怒詰責」。心
以上種種，皆可謂「喜怒見於詞色」，但還算不上「攬權狂悖情狀」。所謂"漸露攬權狂悖情狀」一句，"漸露"二字顯示"攬權狂悖"是新近發生的事情，對照史實，它只能是指翁同穌無視光緒皇帝的意志，按自己對變法的理解擬定「明定國是"詔書，又送呈慈禧太后審閱批准，並以光緒皇帝的名義頒佈。這種事情，對正欲在戊戌年有所作為的光緒皇帝來說，顯然是無法接受的。他的思想已經擺脫了翁同穌等人的控馭，斷不能容忍自己的行為再由他們控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