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前後，周漢開始瘋狂印刷傳播仇洋仇教資料，號召對洋人實施肉體消滅。這種主張，得到許多湖南官員和讀書人的同情乃至支援。他印刷材料的資金，大多是湖南士紳無償捐助；湖南官場無人出面制止他的暴力宣傳，長沙
知府甚至還支援生員利用戲臺來宣傳週漢的《鬼叫該死》。
1891年夏秋，終於出事了。自5月至9月，東起上海，西至宜昌，長江沿案的教堂、教會學校與慈善育嬰堂，普遍遭到民眾的圍攻焚掠，不但財產被搶劫一空，傳教士與教民也死傷甚多。各國駐華公使要求清廷調查真相，然後就發現了周漢和他的宣傳品幾乎無處不在。
同年末，各國駐漢口領事齊聚英國領事館（計有美、俄、法、德、挪威、荷蘭、比利時、丹麥、義大利、奧匈等十國）商議，通過了一份致湖廣總督張之洞的抗議書。抗議書內容如下：
我們簽名於下的各國駐漢口的領事、副領事與代理領事，聽說一項散發（反教檔案），不僅暗地，甚至完全公開地進行，以激動華民根除基督教與毀滅基督教。對於五月七日北京的上諭與總理衙門屢次的命令，全然不顧。甚至將揭帖貼在各縣城的城牆上，特別是在湖南省，成千成萬的小冊子《鬼叫該死》已經在長沙印出公開發售與分送。我們抗議該省當局不能使煌煌上諭受到尊敬；我們請求他們嗣後能採取適當的方法去制止這些敵視的運動。此外，如果從文體和措詞來推斷，我們認為大多數的檔案，並非出於一般平民，而系出自受過教育且具有上流社會地位的人之手。此項犯罪者，不論何種地位，都絕對需要加以懲罰，以為社會警惕。m
這份抗議書，也被抄送給駐北京的各國駐華公使，以便他們向清廷施壓。抗議與施壓的結果，是10月底逮捕了長沙的幾名書商，但在周漢的活動下，隨即又以證據不足為由釋放。印書的書版，也從書局轉移到了周漢的居所。眼見地方政府並不積極，德國公使巴蘭德稍後又直接將蒐羅到的反教檔案送到總理衙門，要求嚴禁。英國政府也命英國駐華公使向總理衙門提出政府照會性質的抗議，要求嚴懲周漢及相關之人，且稱英國政府認為此項事件極其嚴重，假如清廷忽略而不予以懲罰，此後再發生教案，清廷需擔負全部責任。隨後，張之洞接到了總理衙門的電報，要他嚴禁反教匿名揭帖並嚴懲周漢。南北洋大臣和其他地方督撫將軍也接到了相似的指令。
京城急於消弭事端，湖廣總督張之洞卻另有顧慮。1892年1月，張之洞致電
總理衙門，詳細講述了自己所面臨的困難處境：
（周漢）寄居長沙，素好攻詆洋教，編成歌謠圖畫極多……刷印數十萬本，託人各省分散……敝處屢次嚴飭南北兩省查禁，不遺餘力，舊本甫毀，新本旋出，曾致函湘省削陳事理利害，於大局無益，囑官紳婉勸，亦置不聽。查該道性情迂謬，而在湘省頗有名，長沙三書院亦多推重，故代為傳播之人甚多。該道刊此等書，自認不諱，並自言不怕死。大約其人頗有血性，而不達事理，以為此舉乃不朽事業，以故禁勸俱窮，湘省官吏無可如何！該道自以崇正黜邪為名，以殺身報國為詞，若加參辦，既於政體有妨，且湘省無知之人，必為激憤。聞曾經揚言：若辦周某，立將長沙省中教民七十餘家先行殺害。若付之不問，彼自鳴得意，益肆鼓煽，揭帖愈出愈多，後患難彌……"
張之洞建議朝廷將周漢調往西北省份任職，那裡沒有洋人和洋教，他鬧不起來，也許就消停了。但朝廷的首要著眼點，是趕緊給各國公使一個交代，所以否決了張之洞的提議。無奈之下，張只好將自己的困境，又向李鴻章和盤托出，希望他能提供幫助。張在信裡提到兩湖士紳"贊周之歌謠者十人而九，真不可解，長沙三書院尤佩服周」\也提到長沙的讀書人揚言要殺光城裡的教民。李鴻章接信後，思慮再三，在給總理衙門的電報中說：
敝處前亦接香濤佳電，得知其詳，再四籌度。道員周漢為湘省士民之望，彼既藉口於崇正黜邪，編造揭帖，若遽執法懲辦，湘中民情蚩悍，誠慮激眾怒而釀變端；若如香濤所擬，請將該員摘去頂戴，發交甘督嚴加管束，該員如不遵調前往，又何以處之，似乏兩全妥善之策。連日英領事璧利南、德領事司艮德來謁，業將香濤電中語意據實告知，謂鈞署與楚帥皆有為難之處，此事必須從緩察辦，屬其轉致該公使等勿相催促。該領事等深知湘省士民素惡洋教，桀磬難馴，亦以緩辦為是。尊處唔各使時，如提及此案，似宜切實開導，俾內外互相印證。惟刊佈毀教書圖爆惑愚民，其風必不可長，不能置•、為緩圖。似應俟湘撫察復到日，請旨嚴飭該督撫認真查拿刊印、傳播之人，隨時隨地照例懲，辦，以遏其流。周漢稍有身家，未必敢公然自認編造，一面密緻該督撫查訪，
該道如有別項劣跡，奏明酌量辦理，亦不至激動眾怒。是否有當，敬候卓裁。sup17/sup
然而，周漢是一位真誠的反洋教者，對物慾和私利缺乏興趣，查不出什麼「別項劣跡」q最後，湖廣總督衙門只能以周漢患上了精神病（痰迷）來了結此事。在給總理衙門和李鴻章的通報裡，如此寫道：
（周漢）平日性好扶箕，惑於鬼神，言語放誕。近年痰迷日甚，已成心疾。素性不喜洋教，僅止信口詆譽，實無刊刻書畫及偽造公文等事，實系匪徒假託其名。sup18/sup
李鴻章接到電報後的回覆是「辦法極妥"；總理衙門的回覆是「辦法甚妥」，同時要求張之洞的正式奏摺必須「詳細聲敘，兩面兼履，以備發鈔"，需要兼顧洋人和民意，要讓洋人滿意，又不能觸怒士紳。sup19/sup
但「痰迷」云云，只是二種糊弄之術，並不能真的解決問題。與周漢「被精神病」大略同期，清廷任命吳大徵為湖南巡撫。周漢本已被革職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但地方官紳無人願意認真執行這項處罰，周遂繼續自由活動。他聽說吳大激是一個洋務派官員，立即寫了一張題為《湖南通省公議》的通告，給吳扣了一頂「勾結夷鬼"的大帽子。在通告裡，周漢號召全體湖南人行動起來向吳大激宣戰，搞一場「驅鬼」運動。不但要將吳驅逐出湘，還要盡誅入湘的洋人。通告裡還威脅說，若有人敢為「鬼」說話，立即擊殺，屍體棄之荒野去喂虎狼；若有人敢將土地房屋賣給「鬼」，可將業主與經辦人全家殺光，再將他們的產業充公，作為」滅鬼」經費。2。
驅吳風波之後，湖南官場加強了對周漢的管束。但他仍在1897年再度鬧出事端，「復刊帖布鄉縣"，將反洋的通告到處貼。此時的湖南巡撫已是陳寶箴。陳派人撕了通告，又派人去傳周漢到巡撫衙門問話。周漢怒揍傳話的衙役，逼得陳寶箴不得不「排眾議下之獄」21，將他抓了起來。
抓了周漢的陳寶箴，也陷入了兩難，只好給張之洞去電，詢問是否可以將周押往武漢審訊。張深知此事難解，在同一天連發兩封電報給陳寶箴，嚴詞拒絕將周漢送來武漢：
惟解至鄂省一節萬萬不可……若解鄂，則審無從審，辦無從辦，放不能放，只可仍解回湘省，不惟為周漢所笑，且從此更將肆行無忌矣。22
若周漢解鄂，斷無人敢審，不敢不以實告，務望在湘省了之。23
張明明白白告訴陳寶箴：周漢這個事我也解決不了，你千萬不要把他送來。送來了我也沒法審，我也沒法判，我也不能放，最後還得給你送回去。只會惹來周漢的嘲笑，讓他更加放肆。我跟你說的全是實話，你務必將問題解決在湖南。
陳寶箴無法可想，只好再度以「瘋癲成性、煽惑人心」24為由，用監禁的辦法將周漢管控了起來。這一管控就是十多年。1910年，周漢被保釋出獄。次年，清廷滅亡，周漢亦去世。
愚昧愛國——士紳的思想底色
「周漢反教案"提供了一個極佳的切口，來觀察晚清的普通士紳們對洋人與洋教來華，持一種怎樣的普遍認知，以及會做出怎樣的反應。
周漢是一個奮不顧身的愛國者。遺憾的是，他的反教著作裡，充斥著洋教士挖小孩的眼睛、心臟之類荒誕不經的陳詞濫調。偏偏正是這樣的著作，在19世紀90年代的湖廣乃至整個清王朝，有著非常廣闊的市場。許多教案，表面上看起來，參加者多是無知識的底層百姓，但背後真正的策動者，恰恰是周漢這樣的基層官紳。他們是鄉土中國「知識傳播"的主力，他們對時代的基本認知，實際上等同於鄉土中國對時代的基本認知。
被周漢痛斥為"四鬼"之一的郭嵩煮，也是一位奮不顧身的愛國者。1891年7月，他留下"流傳萬代千齡後，定識人間有此人"的感慨，於家中孤獨病逝。同年，廟堂之上，清廷以"郭嵩煮出使外洋，所著書籍，頗滋物議」25為由，拒絕接受李鴻章的請求為他賜諡，拒絕將他的事蹟宣付國史館立傳26；江湖之遠，周漢們正在揭帖裡為郭嵩煮的去世歡呼雀躍。、
一位愛國者與另一位愛國者水火不容，緣故顯然在於各自的見識不同。郭嵩煮遠涉重洋，見識到"君王之治"與「制度之治"的區別，對制度建設與文
化、風俗乃至國民性之間的關係，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周漢則不然，他歷事雖多，卻始終困於傳統禮教之中難以自拔。
1897年，周漢在供詞中如此陳述自己的思想底色：
大清未定鼎中國以前，明朝臣子不得叛明而稱大清臣子。今我大清雖受各鄰國侵欺，然一日未滅，我非大清臣子，何國之臣子哉？大清滅，而我降為他國之臣子，萬國萬世所共惡；大清一日未滅，而我預叛大清，降為他國之臣子，尤萬國萬世所共惡，罪不容誅。忠臣孝子，萬國萬世所應尊仰者也……各鄰國之教，我不知之。我中國自古奉行周公孔子之教，我大清定鼎，未有改也。大清皇帝身為周公孔子之徒，以周公孔子之教教臣子，於今二百五十五年。大清滅，而我降為他國之臣子，服從他國之教；大清一日未滅，而我預叛大清，降為他國之臣子，服從他國之教，萬國萬世所共惡，罪不容誅！忠臣孝子服從本國君父之教，至死不變，萬萬世所應尊仰者也。sup27/sup
這種認知，是19世紀90年代多數士紳與讀書人的思想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