諷刺的是，清廷對電報局的資訊管控，只能阻礙本國百姓獲知前線的真實戰況，並不能真正起到對日資訊保密的效果。據時任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披露，兩國正式宣戰前，日本方面就已經破譯了清廷駐日公使汪鳳藻、赴朝將領袁世凱、北洋大臣李鴻章與總理衙門間的往來密電。後來的馬關議和期間，更是靠著破譯清廷往來電報完全掌握住了談判的主動權，在談判桌上取得了最大利益。sup15/sup
據陸奧宗光的秘書官中田敬義披露，破譯清廷電報者是時任日本電信課長的佐藤愛）«。1886年北洋海軍前往日本長崎港維修，清兵與日本警察發生流血衝突，衝突中，清廷使用的一份密電本意外遺失，被日軍獲得。1894年6月22日，對清廷開戰前夕，陸奧宗光給清廷駐日公使汪鳳藻送去一份信函。這封信函原本是以英文起草，後由日本外務省的工作人員譯成日文，再由中田敬義負責譯成中文。汪鳳藻拿著這份日本人送來的中文檔案，完全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個圈套，隨即將其發給了總理衙門。佐藤愛磨手裡有中文原件，然後又能截獲電報訊號，二者互相比對，再以之前意外獲得的清廷密碼本為輔助資料，很快就破解了清廷密電碼的編排規律。sup16/sup
甲午之戰結束後，日本政府小心翼翼地將破譯清廷電報一事隱藏了起來。陸奧宗光1895年底寫成的《蹇蹇錄》也延遲了30年才公開。清廷直到滅亡都不知道自己在1895年已被日本政府看了個精光。
這場電報洩密事件看似技術事故，實則可視為清廷拒絕開放、拒絕擁抱變化造成的惡果。早在1869年，傳教士丁題良便試圖將電報技術輸入清帝國，在總理衙門供職的某翰林卻不屑一顧，認為「中國四千年來沒有過電報，固仍泱
泱大國也」"。直到清廷先後經歷了1874年日軍侵臺、1879年日本吞併琉球和1879年中俄伊犁交涉事件，每一次都因為沒有電報，前方與中樞之間資訊傳遞太慢，而坐失良機損失巨大，才半推半就同意李鴻章建設電報線。可即便如此，也還是拖到1883年才勉強允許電報線進入通州，資訊到了通州之後，須由人騎馬傳入城內。直到1898年，清廷才允許電報線直接接入總理衙門。那時已是甲午戰爭結束的三年之後。可想而知，在這樣一種政治氛圍下，清廷內部不可能產生佐藤愛磨這樣的電報人才。於是，也就沒有人能夠站出來提醒汪鳳藻與李鴻章，要他們在使用日本人提供的有線電報時，千萬不能將日本人提供的中文檔案直接發給總理衙門。.
報紙為取媚民眾搞畸形報道
除了資訊管制之外，輿論環境也在"迫使」《申報》與《點石齋畫報》不斷扭曲自己的報道。早在19世紀80年代的中法戰爭期間，《申報》就已見識過清帝國知識界對不符合心理預期的新聞報道，將會採取怎樣的措施。該報主筆黃式權回憶道：
自越南用兵，與法開戰，他報皆諱敗為勝，以掩一時之耳目。美查則僱一俄人隨法營探報，備錄無遺，而無識者反謂偏袒法人，幾以《申報》為集矢之鵠矣。是時與之相角者有《滬報》，《滬報》專用籠絡閱者之法，《申報》獨守正不阿，自石浦沉船，基隆失地，華軍之儒弱不任事，幾於道路皆知。sup18/sup
讀者不認同《申報》對中法戰爭的報道，是因為《申報》說前線清軍不敵法軍，與他們的心理預期不符。那時節，《申報》的讀者主要是識文斷字、關心時務的官紳與商賈。他們對清廷自1861年啟動的洋務自強改革，集體懷抱著一種強烈的自信，本能地不願意相信經過20餘年的自強改革，清軍在法軍面前仍是不堪一擊。i9於是，說真話的《申報》就被扣上了"偏袒法人」的大帽子，成了眾人攻擊的物件。可想而知，《申報》的訂閱量也會因此受到衝擊。儘管黃式權說《申報》之冤「大白於天下」後「銷數益暢旺「，但該報的擁有者英
國商人美查(ernestmajor)卻從中看到了商機。他隨後投資創辦了《點石齋畫報》，並在總結創辦緣由與成功經驗時，留下了這樣一段文字：
近以法越挑釁，中朝決意用兵，敵代之沈，薄海同具。其好事者繪為戰捷之圖，市井購觀，恣為談助，於以知風氣使然。不僅新聞，即《畫報》亦從此可類推矣。爰倩精於繪事者，擇新奇可喜之事摹而為圖，月出三次，次凡八幀，俾樂觀新聞者有以考證其事。'。
"好事者繪為戰捷之圖，市井購觀，恣為談助，於以知風氣使然」，指的是美查觀察到民眾很喜歡購買閱讀表現清軍大勝法軍的圖文報道。「擇新奇可喜之事摹而為圖"，指的是美查乘中法戰爭之機創辦《點石齋畫報》，繪畫內容的取向一是「新奇」，一是"可喜"。所謂"可喜"，大約正是指點石齋在戰爭期間繪製的那些表現清軍英勇無畏、戰無不勝的版畫。
對《申報》來說，甲午年的使用者環境，與十年前的中法戰爭並無多少區別。
戰爭的中後期，《申報》通過編譯英文、日文媒體，刊載的多是清軍戰敗的訊息，即被人指責為「助敵"。1895年3月，《申報》廣告版甚至刊登出《勝倭確信》的文章，相同的內容連登兩天，當是某愛國士紳個人出資，將其耳聞且願意相信的"倭兵…•-屍積如山，傷者無數」的訊息廣而告之。2］《新聞報》是《申報》的競爭對手，其經營者斐禮思呼應這種"民意」，命"主筆房日撰一論，昌言日軍敗績，捏稱清軍勝局」，甚至造出清軍以「夜壺陣"戲弄日軍的假新聞。該新聞稱，"(清軍)以答帽紫縛於便壺口上浮之海中，以遠望之，儼然人頭擠擠，引誘敵軍開槍開炮"。結果便是該報深受市場歡迎，"各報販易於脫售，未午即均已告罄。越日增印若干，而銷數亦如之」22,很快就擠進了上海報紙的前三甲。
市場壓力之下，《申報》與附屬於申報館的《點石齋畫報》，也在報道中日甲午戰爭時一，呈現出兩種不同的面貌。一面是《申報》常報道清軍戰敗的訊息，另一面則是《點石齋畫報》裡全是清軍大勝日軍的圖文：
以平壤戰事為例，起初不明真相，《申報》的報道也失實；而一旦發現西文報紙登載日本電訊，知道平壤已經失守，該報立即轉述。反觀《點石齋畫報》，讀者所能看到的，從《牙山大勝》《海戰捷音》，一直到《破竹勢成》《大同江記戰一、二》等，全都是"捷音"，不見黃遵憲所說的"一夕狂馳三百里，敵軍便渡鴨綠水"的狼狽敗退。sup23/sup
同屬一家報館，內容上南轅北轍，核心原因仍是為了取悅使用者。在當時的上海，《申報》還有一個比•《新聞報》更強力的競爭對手《字林滬報》，該報相當於英文報紙《字林西報》的中文版，常翻譯外國電訊，內容的及時性與真實性較高。作為一家嚴肅的新聞媒體，《申報》無法在《字林西報》等英文媒體不斷刊登前線真實訊息的情況下，仍繼續刊登"清軍大勝"的假新聞；《點石齋畫報》則不然，它既非真正意義上的新聞刊物，使用者的文化層次較之《申報》也要更低，更樂於追求感官愉悅而非理性思考。所以，對經營者而言，
《申報》需要調整報道，向真相靠近；《點石齋畫報》卻大可繼續讓清軍所向無敵。
事實上，《申報》的調整也有玄機。如前文所言，它在甲午年的競爭對手，既包括比較追求內容可信度的《字林滬報》，也包括完全以迎合讀者口味為要務的《新聞報》。《申報》既不願丟失"求真"的那部分使用者，也不願放棄"求爽」的那部分使用者。於是，其新聞報道的行文，便常呈現出一種非常古怪的面貌。比如下面這則短訊：
昨日日本神戶來電雲，大約日本之兵，已在高麗社神地方開仗。未幾，又接長崎來電雲，廿一日有高兵攻擊日本兵，高兵敗北。又云韓京全被日兵佔據，高王已與拘禁無異。按此電來自東滬，所謂韓京全據、高王坐困，純是張大之詞。今者中國水陸雄師，長驅直進，扶危戢暴，定霸取威，當不難計日而待也。24
簡訊的前半部分，是在報道訊息源傳來的新聞，也就是「求真」。簡訊的後半部分是編輯的增補，先是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斷言這些訊息源不可信
（若真不可信，這篇簡訊也就不必登了），然後又暢想了一番清軍即將碾壓日軍。這種"狗尾續貂"，顯然是在照顧讀者的情緒，以滿足他們「求爽」的需求。
類似的處理方式，也見於清軍戰敗之後的和議。分明是屈辱的城下之盟，在《申報》配發的評論文章裡，卻成了大清皇帝超越古今的英明與仁慈。該評論文章寫道：
吾於張邵二星使而命赴倭商議和局，而竊見中國大皇帝之量符覆載，非尺見咫聞者所得而窺其萬一也。以中國幅員之廣、人民之眾、餉精之厚、兵卒之多，與倭國相較，雖三尺童子亦知其非我敵。以皇上之英武、樞府之贊襄、疆帥之宣勤、將士之協力，何難奮揚威武、戢彼兇殘？惟不忍兩國生靈屠戮之慘，故欲以玉帛化干戈，人非木石，誰不聞而感頌！sup25/sup
以"求真」為第一要義的新聞媒體《申報》尚且如此（《字林滬報》似也有類似操作26）,《點石齋畫報》等非新聞媒體的情況更是可想而知--這些刊物明明有《字林滬報》《申報》的資訊源可用，卻始終不願以版畫如實報道清軍的敗績，不願意說出"大清軍隊不行"這個事實，反而繼續大力宣傳「清軍各種大勝日軍"。於是就有了前文所述的《朝鮮水戰得勝捷圖》《海軍大勝圖》《高麗月夜大戰牛陣得勝全圖》《劉大將軍擒獲倭督樺山審問》等一系列與真相背道而馳的時事畫。
其中，最令人瞠目結舌者，莫過於關於《馬關條約》的版畫報道。
李鴻章前往日本馬關簽訂"和約」，是因為清軍在海、陸兩個戰場均遭遇了慘敗。即便不知道這一事實，僅就李鴻章須"屈尊「前往日本這一點，也可知此行絕非光彩。但版畫的作者們自有妙計來處理這種屈辱。比如，一幅題為《迎迓李傅相前圖》版畫中，文字內容竟是這樣的：
中日失和已有一年，各埠生意清淡。故泰西諸國從中勸和，特來電音懇請
傅相至東瀛議和。倭主派外務大臣伊藤引輿迎迓。
如此，李鴻章此行，就不再是被迫前去與日本簽訂戰敗條約，而被粉飾成響應列強的"懇請」前往日本議和。細觀這幅版畫的區域性，還可以直觀地體察到繪製者的「良苦用心」。畫面上，以伊藤博文為首的日本代表團成員，個個畢恭畢敬，點頭哈腰；李鴻章拱手為禮，隨行的大清代表團成員，個個昂首挺胸，氣勢凌人。
另一幅由"吳文藝齋」出品的《各國欽差會同李傅相議和圖》，也向讀者傳遞著相似的自豪感。畫中，比國欽差、俄國欽差、英國欽差、法國欽差、德國欽差、美國欽差濟濟一堂，李鴻章居中主持「議和會議"。日本政府將刺殺李鴻章的刺客小山抓來，令其屈雙膝跪於李鴻章跟前。
《點石齋畫報》中，也有一幅題為《贊成和局》的版畫。畫面內容是李鴻章譴責日本政府「多方要挾，賠款又割地"。此畫雖然沒有再讓日本人對著李鴻章點頭哈腰，卻以文字題記的形式，讚揚了李鴻章"大度包容」願意「重申和議」，說這種"大度包容"折服了西方列強。為了支援李鴻章，他們「各派兵艦赴煙臺嚴陣以待」「鳴碗為禮」，使「日方知眾怒難犯"，於是同意簽署和約。"
在無人強迫的情況下，這些開辦於租界、投資者多是洋人的新聞媒體與畫刊雜誌如此「一致自覺"，孜孜於營造一種"大清在甲午年戰勝了日本」的假象，究其本質，主要是"媚眾」二字。可窺見當時中國讀書看報計程車紳，仍然深深地沉浸在"天朝上國"的虛幻榮耀之中無法自拔。
幻象越大，幻象破滅時的失望也就越深。
不過，這種失望，也僅侷限於能夠且願意讀書看報計程車紳。歷史學家蔣廷獻是湖南邵陽人，出生於1895年，適逢中日戰爭落幕。他在回憶錄裡說：「後來我從族人那兒獲悉，邵陽鄉下的老百姓若干年後才知道中日之間發生了戰爭。這並不稀奇。因為當時邵陽沒有報紙，也沒有郵政電信設施。」疑
甲午中日戰爭宣告了晚清自1861年開啟的洋務自強改革的失敗，也重挫了慈禧太后在清帝國士紳中的威望。但對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清帝國普通民眾而言，這是一場不存在的戰爭。因為他們感知不到戰爭帶來的震盪；即便震盪出現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比如賠款），他們也不知道震盪究竟從何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