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是個前所未有的反思之年。
法國駐華公使施阿蘭（agerard）說：甲午戰前的中國仍在堅持用並不存在的、幻想出來的強大欺騙自己，"事實上，它剩下的只是為數眾多的人口，遼闊的疆土，沉重的負擔，以及一個虛無縹緲的假設一假設它仍然是中心帝國，是世界的中心」。然後，甲午年慘敗於日本之後，"它就不得不從傲慢的夢中驚醒」osup1/sup
這場慘敗，逼著"廟堂之高"與"江湖之遠"各自反思。
光緒認同改革唯有"仿行西法"
為示負責與變革，清廷中樞在甲午之戰後進行了大換血。原軍機大臣兼總理衙門大臣、兵部尚書孫毓汶稱病告退，吏部左侍郎徐用儀也被逐出軍機處與總理衙門。啟用了恭親王奕訴，以及翁同解、李鴻藻、奕勘、榮祿、剛毅、張蔭桓等人。
"廟堂之高"的反思，從承認戰敗，決定派李鴻章前往日本求和的那一刻，就已正式開始。1895年3月7日，擔任軍機大臣並執掌總理衙門的恭親王奕訴，率軍機處公奏：
中國之敗，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鴻章之過，請給鴻章以商讓土地之權。sup2/sup
恭親王口中的"西化」與今人所謂「西化」，含義或許存在著一些微妙的區別。陳旭麓認為，奕訴口中的這個"化」字，"在意思上同’徹底’是相近的」3,也就是承認晚清自強改革向西方學習的程度太有限，還不夠。今人講
"西化"則往往是指接受一整套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在內的生活方式。
次日，李鴻章單獨覲見光緒皇帝，接受奉旨議和的全權敕書。覲見中，李向光緒皇帝轉述了美國駐華大使給中國的建議："修鐵路、開礦、經營企業、辦銀行」，請求皇帝下定決心改革自強。光緒認同李鴻章的這些意見，對他說：
負國之罪，在不自強。4
君臣間的這番對話，意味著他們有一個共識：30餘年的洋務自強改革失敗了，敗在改革程度太淺，改革力度太小，改革速度太慢。
《馬關條約》互換生效後的第三天，1895年5月11.日，光緒皇帝釋出親筆硃諭，向群臣解釋朝廷為何選擇議和。共計提到四項原因：一、陸戰、海戰全部潰敗；二、東北與京師同遭威脅；三、"慈闈頤養"不可受驚；四、海嘯成災，天意示警。光緒說，自m在做割地賠款議和的決定時，一度「宵肝彷徨，臨朝痛哭」，他希望眾人此後痛定思痛，重啟改革：
我君臣上下，惟當堅苦一心，痛除積弊，於練兵、籌餉兩大端，盡力研求，詳籌興革，勿存懈志，勿鷲虛名，勿忽遠圖，勿沿故習，務期事事核實,以收自強之效。朕於中外臣工有厚望焉！5
這道硃諭的閱讀者，被限定為京官中的大學士、六部九卿和翰詹科道，且"不得抄錄攜出」外但諭旨的內容很快就在北京城裡傳開了。隨後便是官員士子群起上奏言事，對前30年的洋務自強進行反思，對此後的改革將往何處去提出建議。文廷式目喑了此番上書盛況，如此形容道：
和議既成，舉國爭言洋務，請開鐵路者有之，請練洋操者有之，請設陸軍學堂、水師學堂者亦有之。其興利之法，則或言銀行，或言郵政;♦或請設商局，或請設商務大臣……中國人心，至是紛紛欲舊邦新命矣。7
在這種舉國皆談改革的氛圍下，1895年7月19日，光緒頒佈了一道改革諭旨。皇帝說，"當此創鉅痛深之日，正我君臣臥薪嚐膽之時"，正需要各省將軍督撫悉心籌劃推進改革。現從諸多談改革的奏摺中選出九件，下發給各省參考。限各省將軍督撫接到諭旨後，在一個月之內就改革辦法做出回覆，不可"畏難苟安，空言塞責」8。
這九件奏摺當中，光緒最欣賞的，是胡端菜的《因時變法力圖自強條陳善後事宜折》-故軍機處《隨手檔》將這批奏摺統稱為"胡燔菜等條陳折片九件」\翁同赫日記中也有與光緒在書房「看胡端蔡條陳""的記載。胡燔菜是安徽人，甲午年在天津辦理東征糧臺，對洋務頗為了解。胡的奏摺能得到光緒的青睞，在於他抓住了光緒此時最焦慮的兩個問題一籌餉與練兵，並就此給出了一些較為具體的解決方案•~~籌餉需要朝廷改走工商立國之路；練兵需要朝廷廣設學堂教授實用知識，拋棄傳統的八股試帖詩賦經義等無用之學。具體措施包括：大力修築鐵路；改革幣制創設中央銀行；允許民營企業進入軍工領域；允許民間資本進入採礦領域；裁汰無用的漕運機構；全面裁減無用的綠營；創辦郵政廢除驛遞；改革軍制創辦新式陸軍；仿效西洋重整海軍；廣設學堂拋棄八股力行西法。i?
這十條主張，有些屬於技術引入（修築鐵路、改行郵政），有些屬於器械引入（重整海軍須全面購入西方軍艦），有些屬於經濟體制轉型（工商立國支援民營企業、建立中央銀行發行統一貨幣），有些屬於教育體制改革（棄八股改授現代學科）。唯一缺席了政治制度方面的主張。這或許是胡端蔡見不及此，也可能是刻意避而不談%畢竟，這十項改革建議全部是在呼籲朝廷向洋人學習，已經冒了極大的風險。胡婿恭在奏摺裡說得明白：
今日即孔孟復生，舍富強外，亦無立國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無致富強之術。sup14/sup
胡燃栗的這句"舍仿行西法一途，更無致富強之術"，與奕訴的反思「全由不西化之故」，可謂殊途同歸。這種見解，顯然得到了光緒皇帝的共鳴。1898年，百日維新啟動前夕，光緒命翁同穌起草《明定國是詔》，即要求翁在
詔書中「明白宣示」自今以後"宜專講西學"。"皇帝的這一指示，與翁同穌"西法不可不講，聖賢義理之學尤不可忘"的思想發生了激烈衝突，最終導致了兩個結果：一是翁同穌擅自按自己的意見擬定《明定國是詔》，仍堅持「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二是光緒盛怒之下將翁同就逐出了朝堂。sup16/sup
光緒的「宜專講西學"在1898年遭到了帝師翁同解的阻擊。胡燃菜的「舍仿行西法一途，更無致富強之術"，在1895年也遭遇到了地方督撫將軍們的嚴厲批判。
山東巡撫李秉衡對廢除八股改授現代學科極為抵制。他在回奏中說，朝廷已設立了同文館，也設立了武備學堂，"行軍制器參用西法未為不可」，這就夠了。至於科舉之道，那是萬萬不能改的，胡燔菜所謂"立國之道舍仿行西法更無富強之術等語」離經叛道，"若如胡燔茶之言，勢將驅天下之才力聰明，並心一志以專攻泰西之書而加諸聖經賢傳之上，即令富強埒於泰西，而人心之陷溺已不可救。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夷狄而在奸民，不在貧弱而在亂臣賊子，其稿有不可勝言者矣"。"這蕃論調，與翁同穌的"西法不可不講，聖賢義理之學尤不可忘"，可謂完全一致。上一年，李秉衡剛剛在山東被日軍打得滿地找牙，甲午之敗反成了他攻擊改革的依據：「近年諸臣中熟悉洋務者莫如大學士李鴻章。李鴻章之崇效西法亦專且久矣，所謂富強者安在哉！"is
河南布政使額勒精額也反對變革科舉制度。他在回奏中，以毫無可信度的耳聞為證據，鼓吹清廷的綱紀倫常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昔有德國人遊歷中國，返其國而謂其眾曰：中國之綱紀倫常，非泰西諸國所能企及，將來人心齊一，器械精良，我泰西諸國莫敢犯之」。他還施展出陰謀論的手段，說自己與胡墉菜曾在天津共事過一段時間，深知此人平日裡「常存容容兩可之見，易為他人搖撼」。這次立場鮮明地跳出來主張「仿行西法」，還將許多情況說得相當詳細，背後一定有人在指使：
折內所陳鐵路勘明道里，由直隸而湖北而湖南而江南，舉其河山平野，言之詳盡，歷歷如繪，不但胡炳茶不能悉其原委，即中國長於測算之,士，亦不能如此周詳，非習於遊歷之洋人，莫能道也。此折必由洋人授意於奸細,由奸細
轉交胡捕蔡呈進者也，使返而問之，則胡嫡縈之疏闊，將茫然而不曉也。sup19/sup
廢驛遞改郵政、廢漕運改海輪、廢綠營練新軍等主張，也遭遇到大體相似的阻力。其中一個重要緣故，是驛遞、漕運、綠營這些舊制度上面，長期依附著巨量的食利群體。改革等於動了他們的蛋糕。於是乎，年輕皇帝的改革熱情，在地方上雖能收到一些抽象而公開的贊成，但更多的反饋卻是具象而隱蔽的抵制。
至於慈禧太后，沒有確切的材料可供闡述她對甲午年慘劇的反省。作為前30年改革的主持者和掌舵者（尤其是甲申易樞以來這十年），慈禧必然清楚，不論朝臣們在遣詞造句時如何謹小慎微，他們對前30年自強改革的反思，最終一定會涉及自己--即便紙面上沒有涉及，他們的內心必不會對慈禧毫無意見。
李鴻章的反思便是如此。
李鴻章主張變更「立國政教"
甲午年讓李鴻章的一生事業付諸流水。他的反思，見於簽訂《馬關條約》之後給光緒皇帝的彙報奏摺。
李在奏摺中說，日本割佔了臺灣，又得了鉅額賠款，如虎添翼，後患無窮，「臣昏耄，實無能為。深盼皇上振勵於上，內外臣工齊心協力，及早變法求才自強克敵，天下幸甚」。如所謂「及早變法求才自強克敵」，意即之前的改革路徑錯了，既不足以自強，也不足以克敵。
之前的改革路徑究竟錯在哪裡？李鴻章並未在給朝廷的奏摺中做進一步的展開。甲午戰爭期間，他對朝廷最尖銳的批評似乎僅止於器械問題，尤其是清廷在長達近十年的時間裡拒絕撥款給北洋海軍，以致艦隊的配置始終未能完整，更遑論讓艦隊緊跟潮流進行更新換代：
行軍制勝，海戰惟恃船炮，陸戰惟恃槍炮……倭人於近十年來……購置船械，愈出愈精。中國限於財力，拘於部議，未敢撒手舉辦，遂•覺相形見細。海軍快船快炮太少，僅足守口，實難縱令海戰……至陸路交鋒……固由眾寡之不敵，亦由器械之相懸，並非戰陣之不力也。2]
對李鴻章來說，這種抨擊已可謂相當大膽。畢竟，翻查歷史舊賬，人人皆知支援北洋艦隊成軍者，是醇親王奕譚；對北洋艦隊的經費釜底抽薪者，是帝師翁同嘛；挪用北洋艦隊經費者，則是慈禧太后。「中國限於財力，拘於部議」這種委婉的用詞，實際上潛藏著對朝廷極深的怨念。
在給新疆巡撫陶模的私人信函中，李鴻章也翻查了相似的歷史舊賬：
十年以來，文娛武嬉，釀成此變。平日講求武備，輒以鋪張縻費為疑，至以購械購船懸為厲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敵，而淆於群哄，輕於一擲，遂至一發不可復收。*
所謂"十年以來，文娛武嬉，釀成此變」，明顯已將問題回溯到了1884年的"甲申易樞」。在這裡，清廷前30年的改革，被李鴻章劃分成有恭親王和沒恭親王的兩個階段。後一個階段的十年完全由慈禧掌控，被李鴻章認定為徹底失敗。這種怨念即便不見於正品;的奏摺，想必慈禧也是心知肚明。
類似的怨念，也見於馬關議和期間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的一段對話。當時，伊藤博文與遇刺後略有康復的李鴻章寒暄，恭維李說"此次敗在中國，非安徽也」，又說自己如果處在李的位置，未必能做得比李更好。這些話引發了李的感慨，遂對伊藤博文說道："貴大臣之所為，皆系本大臣所願為，然使易地而處，即知我國之難為，有不可勝言者。"李還說，自己非常羨慕日本的明治天皇「能聽善言」，使得日本諸大臣的志願都能夠得到施展和實現的機會。言下之意，乃是傷感自己辦了30年洋務自強，始終無法按照自己的真實認知去行事。23
揆諸史料-，可知李鴻章此番傷感並非矯情，確屬由衷而發。早在19世紀70年代，李就已意識到，由農耕文明向工商文明轉型，才是大清救亡圖強的必然路徑。他曾在給兒子的家書中寫道：
年來國勢日非，吾等執政，雖竭力謀強盛，然未見效，深為可嘆。國人思想受毒根深……不諳世事，默守陳法，藏身於文字之間而卑視工商。豈知世界
文明，工商業較重於文字。窺東西各國之強盛，無獨不然。sup24/sup
這封信約寫於1872年前後（因信中提及幼童留美），及至甲午慘敗，時間已過去了20餘年。除了有限的幾家官辦洋務企業之外，中國的工商業幾乎沒有什麼實質性的發展。朝廷的取才方向與教育制度也完全沒有改變，仍然「藏身於文字之間而卑視工商」。李鴻章不斷為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津沽鐵路的專業技術人員向朝廷請賞，但要讓一個國家的讀書人擺脫文辭與經義，鼓勵他們將才智投入更廣闊的知識領域中去，這種個案性質的請賞再多，也是無濟於事的。真正需要的，是一場從上而下的人事制度改革和教育體制改革。
李鴻章知道癥結在於制度，但他無力推動制度改革。畢竟，對皇權來說，科舉取士是一種非常成功的統治術。朱元璋當年就說過，「柔天下"之法莫過於科舉，「天下才智，無所試，久必憤盈。諸負血氣者，遂憑之以起"。科舉的作用，正是以四書五經詩詞經義這些無用之物，將"負血氣者"困入科場。益
1896年，李鴻章奉命使俄，並訪問歐美諸國。他對清廷30年自強改革的反思，又有了一番更深刻的領悟。在給友人吳汝綸的書信中，他如此寫道：
（西人）立國政教，今人纂述中，郭、曾、薛三日記所言，頗得涯略。此行轍跡所經，視數君為廣，而時日則太促。然詳諮博考，已覺所見過於所聞。其扼要處，實在上下一心，故能齊力合作，無事不舉，積富為強。中國則政雜言龐，而生財之法又不逮遠甚。每於縱觀之際，時增內顧之憂。胡文忠雲：使我多財，天下事尚可為。昔嘗嘆味其言，然猶是第二義也。26
這封私人信函，道盡了李鴻章甲午年之前與甲午年之後的思想依歸。
函中的"郭、曾、薛三日記」，分別指郭嵩煮、曾紀澤與薛福成在出使西方期間，遵從朝廷要求所寫的日記。這些日記須上交總理衙門，供中樞重臣們瞭解、體察「夷情"。李鴻章雖未進入總理衙門或軍機處，但他是清廷倚重以辦理洋務的要員，也有資格閱讀到這些日記。在給吳汝綸的信函中，李鴻章說自己讀這三人的日記，頗得西人立國政教的「涯略"（概況），即是指此。李又說西行親自觀摩後，發現「所見過於所聞"，言下之意自然是高度認同郭、曾、薛的日記。
郭嵩煮是清廷外派使節的拓荒者，也是晚清士紳中真正的「開眼看世界第一人」27。他於19世紀70年代出使歐洲，憑著親眼所見，在日記中讚歎英國「國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為私」sup28/sup,國家是民眾的國家，非君王私有；政務是百姓的政務，非君王獨裁。結果引來朝野上下的集體攻擊，成了"京師所同指目為漢奸之人"sup29/supo
曾紀澤繼郭嵩煮出任駐英、法兩國公使後，多次前往英國上下議院旁聽議事的整個流程，還曾前往拜會法國上下議院的領袖，瞭解法國政府內部的權力制衡。他後來在給友人丁日昌的書信中說，「紀澤自履歐洲，目睹遠人政教之有緒，富強之有本，豔羨之極，憤懣隨之，然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屬而和者幾人，只能向深山窮谷中一唱三嘆焉耳"。3。有了郭嵩煮的前車之鑑，曾紀澤呈遞給朝廷的日記，內容尺度已遠小於他的私人信函，他選擇將自己的憤懣與豔羨藏了起來。即便如此，其日記中那些不帶主觀評價的客觀描述，仍使許多人如坐針氈。
1890年，薛福成被任命為"出使英法意比四國大臣"，至1894年5月（也就是甲午中日戰爭前夕）任滿回國。出國之前，薛福成對郭嵩煮是有意見的，
「稍訝其言之過當"，覺得郭的話過於誇張。為此還去詢問了清廷首任駐美公使陳蘭彬，以及隨郭嵩煮一同出使歐洲的黎庶昌等人的意見。儘管陳、黎二人"皆謂其說不誣」，都說郭嵩煮的言論沒錯，但薛福成仍持一種保守的懷疑態度。這種懷疑，在薛福成親至歐洲數月之後即煙消雲散一一光緒十六年
（1890）三月十三日，薛福成在日記中寫道："此次來遊歐洲，由巴黎至倫教，始信（郭）侍郎之說。」、
再後來，薛福成又在歐洲見到了繁盛遠超清廷的義務教育，還見到發達的女子教育和聾啞人福利教育，並獲知父母若不讓孩子接受義務教育，要受到法律的懲罰。參觀學校時，薛福成又驚訝地發現「有廚房、有書庫、有浴室、有飯廳"。如此種種，讓他感慨萬千。光緒十八年（1892）七月十八日，薛福成在日記中發出了「於戲！至矣盡矣，毫髮無遺憾矣！吾不意古聖先王慈幼之道、保赤之經，乃於海外遇之也"32的讚歎。而在20年前，也就是1872年，陳蘭彬攜幼童赴美留學時，薛福成寫過一篇《贈陳主事序》相送。在那篇文章裡，幼童們要去的海外，被薛福成定性為「饕利朋淫腥羶之地"。他深深地憂慮這些孩子"志識未定"，還沒有建立起正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就要"去中國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