儀之鄉，遠適海外」，離開禮儀之邦去往那蠻荒之地，很可能會被同化為蠻夷，然後"歸而挾其所有以誇耀中國"，帶著從海外學到的技術回來，向中國耀武揚威。所以，他特別提醒陳蘭彬，"先生此行，務必究洋人之所長，更善查洋人之所短可也」"。如此，才能讓孩子們免於淪於異族。
20年前的文章，與20年後的日記，猶如天壤之別。這天壤之別的背後，是道聽途說與親身見聞。
再然後，薛福成在呈遞給清廷的六卷17萬餘言的出使日記裡，開始集中呼籲兩件事情：一、經濟上摒棄"以農立國"，向「工商立國」轉型。薛發出了"商為四民之綱"的驚駭之論。他說,大清要想富強，必須走工商立國之路，雖然這條路"四海之內所未知，六經之內所未講""，清朝的知識分子沒聽過，儒家的六經也不傳授，但他以自己的親眼所見，證實這條路是對的，是必須要走的。二、政治上須「在養民教民上用功"，而不能只知道買槍買船建兵工廠。這種制度建設有"五大端」（也就是五件大事）要做。第一件是「通民氣"。要有制度建設，讓民意可以暢通地表達。第二件是"保民生」。要以制度來保障民眾的私產，使它們沒有「意外之虞"，要有制度來給民眾提供養老、疾病等保障。第三件是"牖民衷"。要以制度來保障民眾的受教育權，讓他們"終身無一廢學者"，都可以接受教育。第四件是"養民恥」。法律要文明化，須廢除各種殘忍之刑；監獄也要文明化，須講究衛生，須給服刑者提供工作學習機會，須有醫療保障，不可有鞭打之事。第五件是"阜民財"。朝廷要做好各種支援工商業和農業發展的基礎建設，要藏富於民。"
薛福成還注意到，一個國家的社會運轉是否正常，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個國家有沒有「體面人」，和這些"體面人"能不能夠有效地介入公共事務。在光緒十八年（1892）五月十三日的日記裡，薛福成說，歐洲各國介入公共事務的「員紳」，大多家道殷實，「群謂之體面人」。薛福成敏銳地覺察到，這種風氣與中國推崇"寒士」的傳統大不相同。在光緒十九年四月十六日的日記裡，薛福成將這種區別，總結為"中國用人以富者為嫌，西俗用人以富者為賢」。他比較了二者的歷史成因，然後發出了一句非常古老的感慨："有恆產即有恆心。」36
不難發現，李鴻章在1896年對洋務自強改革的反思--"其扼要處，實在
上下一心，故能齊力合作，無事不舉，積富為強。中國則政雜言龐，而生財之法又不逮遠甚。每於縱觀之際，時增內顧之憂。胡文忠雲：使我多財，天下事尚可為。昔嘗嘆味其言，然猶是第二義也」--與薛福成的認知高度一致。兩人都意識到了經濟改革（工商立國以求多財）之外，還需要實施更要緊的政治改革（上下一心）。這種相似，或許是因為在三部日記裡，薛福成的日記最晚出，距甲午年也最近。對正在反思甲午之敗的李鴻章而言，印象也就更為深刻一些。
李鴻章是個謹小慎微之人。他沒有在信函中說要如何做才能實現上下一心。但在郭、曾、薛三人的日記裡，這個問題有一個共同的答案，那就是:將清廷變成一個"君民共主之國"。
嚴復撰文挑戰皇權的神聖地位
廟堂之上，奕訪、光緒片李鴻章對甲午戰事慘敗的反思不過是個案，催生不出改革共識。這一點，從光緒欣賞的胡煙某的改革奏摺被許多人痛批、李鴻章對改革的意見只能存身於私人書信，即不難看出。
江湖之遠也是如此。受甲午年戰事慘敗震動的主要是士紳群體。這個群體在1895年的唯一共識，或許只有對李鴻章的批評和對30年洋務自強的否定。批評與否定之外，比如接下來的改革將往何處去，多數人一片茫然。
不茫然者也有，比如嚴復與譚嗣同。
1895年2月4日至5日，嚴復在天津《直報》上連載發表文章《論世變之亟》，分析中國所面臨的危機。文章說，甲午之敗，與「運會」有極深的關係。
「運會」這個概念，相當於今人常說的"歷史觀」。此時的嚴復已不滿足於僅從器械層面和制度層面去反思甲午戰爭。在他看來，甲午之敗的背後存在著很深的文化根源，東方與西方之間也有著巨大的文化差異，具體表現是：
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進無疆、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為學術
教化之極則。37•
用今天的話來轉述就是，中國人的歷史觀迫求復古，崇尚治亂交替，是一種歷史迴圈論；西方人的歷史觀追求崇今，堅信由亂到治，不可覆逆，是一種歷史進步論。
嚴復說，中國的統治者力圖使歷史停滯在一個特定階段，因為他們追求的不是社會進步，而是社會平衡。也就是「以止足為教，使各安於樸鄙顓蒙」，讓民眾不要爭，消滅民眾的競逐之心，讓他們安於窮困與愚昧。秦始皇銷兵焚書是這種作用，宋代以來的「制科」也是如此。嚴感嘆說，"此真聖人牢籠天下，平爭泯亂之至術，而民智因之以日窺，民力因之以日衰"。只要輪船、鐵路與洋人不來，在一種與外界老死不相往來的狀態下，這種統治模式確實可以做到「富者常享其富，貧者常安其貧」，使眾人彼此相安。遺憾的是，泰西的衝擊一波接著一波，「我四千年文物宣告，已渙然有不終日之慮"非。甲午年的慘敗，即是這種衝擊的結果。
嚴復還說，中國的傳統文化裡只有專注於待人接物的「恕"和「挈矩」，卻沒有關乎人的基本權利的"自由」概念——「夫自由一言，真中國曆古聖賢之所深畏，而從未嘗立以為教者也"。"自由」理念的缺失，使得中西文化呈現出了一種完全不同的面貌：
粗舉一二言之：則如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國責一道而同風，而西人喜黨居而州處；中國多忌諱，而西人眾譏評。其於財用也，中國重節流，而西人重開源；中國‘追淳樸，而西人求歡虞。其接物也，中國美謙屈，而西人務發舒；中國尚節文，而西人樂簡易。其於為學也，中國誇多識，而西人尊新知。其於禍災也，中國委天數，而西人恃人力。39
如此這般一番比較之後，嚴復說，"吾實未敢遽分其優細"。所謂不敢區分優劣，自然只是委婉的說法。因為接下來，嚴復又寫了一大段為郭嵩煮鳴不‘平的文字，且將"三十年來禍患頻仍"的主要責任，歸在了那些對郭嵩煮等
"正眼看世界"之人持敵視、批判立場者的身上，說這些人的所作所為，實可謂"自滅同種"。4。
1895年3月4日至9日，嚴復又在《直報》連載發表《原強》一文。
《論世變之亟》旨在診病，《原強》旨在治病。嚴復說，自己試圖提出的，是一種標本兼治的改革方案。所謂標，指的是"收大權、練軍實，如俄國所為"4%所謂本，則是要在「民智、民力、民德"這三者上下功夫。戰場上的勝敗沒那麼重要，「夫疆場之事，一彼一此，戰敗何足以悲」4、歐洲的強國都曾在戰場上有過慘敗，重要的是民德、民智與民力，是否能夠保證國家有能力自戰敗中迅速恢復過來。假使民德已衰、民氣已困，即便上有聖人主持大局，也將無濟於事，只能步印度、波蘭的後塵被人瓜分。而要提升民德、民智與民力，就需要跳出中國曆代聖人設定的牢籠，跳出歷史迴圈，轉向洋人學習他們的"法勝」和"無法之勝」o
什麼叫"法勝」？什麼叫"無法之勝」？嚴復有這樣一段論述：
彼西洋者，無法與法並用而皆有以勝我者也。自其自由平等觀之，則捐忌諱、去煩苛、決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勢不相懸，君不甚尊，民不甚賤，而聯若體者，是無法之勝也。自其官工商賈章程明備觀之，則人知其職，不督而辦，事至纖悉，莫不備舉，進退作息，未或失節，無間遠邇，朝令夕改，而人不以為煩，則是以有法勝也。心
「法"指的是"官工商賈章程"。那麼，用今天的話來說，"法勝"大體等同於法規制度建設比清廷好。"無法」指的是「自由平等"的理念和"捐忌諱、去煩苛、決壅敝"的社會風氣。那麼，用今天的話來說，「無法之勝」大體等同於文化風俗比清廷好。
學習"法勝」與"無法之勝」，相當於為改革提供一個大方向。落到具體的改革措施上，嚴復又顯出了謹慎與保守的另一面。他先是批評那些迷信祖宗之"法"者，這派人認為中國的問題並不是"法」不完善，而是執行不力，只要將祖宗之「法"落到實處，強盛指日可待。嚴復說，按這派人士的做法去搞，十年以後，「中國之貧與弱猶自若也」公，中國積貧積弱的狀況絕不會有什
麼改善。然後，他又批評了另一種相反的意見，這派人主張趕緊借鑑西洋富強之政，「其於朝也，則建民主開議院；其於野也，則合公司用公舉；練通國之兵以禦侮，加什二之賦以足用"心。嚴復說，這樣做，同樣改變不了中國的積貧積弱，還會讓事情變得更糟。理由是清廷現在的狀況是「上作而下不應」皿，上面倡導而下面無人響應；下面無人響應，那上面的倡導者最終也會失去支援，喪失驅動改革的能力。
據此，嚴復提供給清廷的建議是：不必急於「建民主開議院"，也不必急於「合公司用公舉」j當下首先應該做的，是廢除科舉，改革清帝國陳舊的教育體制，以開啟民智、培育民德、增長民力。
但時代經歷了1895年的慘敗，嚴復已不愁沒有知音。譚嗣同在《時務報》上讀到《闢韓》一文後，產生了強烈共鳴。在給好友汪康年的信中，譚猜到了「觀我生室主人"便是嚴復，並以"好極好極」四字評價此文：
《時務報》二十三疑《闢韓》一首，好極好極。究系何人所作，自署觀我生室主人，意者其為嚴又陵乎？望示悉。右
譚嗣同願做「陳涉楊玄感」
"好極好極」的背後，潛藏著譚嗣同對清廷的極度失望。
譚嗣同是一位「官二代"。其父譚繼洵在甲午年前後的官職是湖北巡撫。1895年，當光緒皇帝下發以胡端恭為首的九道關於改革建議的奏摺，讓地方督撫們討論時，譚繼洵的回覆是：
人者本也，法者末也。變法者末之末也，用人者本之本也。得其本，如挈綱而理，中法固善，西法亦善；逐其末，如治絲而夢，中法固弊，西法尤弊。必
顯然，譚繼洵的觀念，仍停留在古老的傳統治術之中。不重視以專業人才去解決專業問題，而是處處強調所用之人的德行；雖然認可引入洋槍洋炮洋
船，卻對制度層面的變革不屑一顧，不但視為末端的末端，甚至覺得這類變革有可能給清廷帶來不測之禍。據說，光緒皇帝對譚的回奏，頗不以為然。
甲午年的慘敗沒有撼動譚繼洵的知識結構，卻讓他的兒子譚嗣同從傳統治術的擁是，陡然轉變成了清帝國的逆子。
1889年，25歲的譚嗣同寫過《治言》一文。那時的譚，雖憂心清廷敵不過歐美列強，卻仍堅信"中國聖人之道"不可變，且認定「西人格致之學」雖然看起來不可思議，實際上也"皆中國所固有"，是中國以前就有過，只不過後來或失傳或沒有再深度發展。當時的他，給清廷開的藥方是「立中國之道，得夷狄之情，而駕馭柔服之"，即所有的理念與制度都不必變，要學的只是一些夷狄的器械工藝。獨
甲午年的慘敗，讓譚嗣同猛然驚醒。譚的說法是：自己平日裡雖然也對"外事"有一些關心，但「終不能得其要領"，直到甲午年，「經此創鉅痛深，乃始摒棄一切，專精緻思。當饋而忘食，既寢而累興，繞屋彷徨，未知所出」。深受刺激的他開始有意識地讀書訪友，探求自強之道，結果發現局勢早已"非守文因舊所能挽回"，唯一的辦法便是「盡變西法"。8
憂心國運不振的同時，30歲的譚還憤慨於清廷的專制、腐朽與無能，乃至於說出了這樣一番「大逆不道"之言：
幸而中國之兵不強也，向使海軍如英、法，陸軍如俄、德，恃以逞其殘賊，豈直君主之禍愈不可思議，而彼白人焉，紅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欲尚存瞧類焉得乎？51
由這些頗為極端的言辭，可以見出甲午之敗，給譚嗣同這種懷有經世之志的青年，究竟造成了多大的刺激。
自甲午之敗開始，譚嗣同再也沒有信心繼續闡述中國之"道"比西方更為優越。他轉而承認"而有所謂民主者，尤為大公至正」52,主張"盡變西法"。在《仁學》中，譚重新界定了「君民關係」，對維繫中國傳統帝制主朝統治的"聖人之道"發出了尖銳挑戰：
君也者，為民辦事者也；臣也者，助辦民事者也。賦稅之取於民，所以為辦民事之資也。如此而事猶不辦，事不辦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義也。53
譚還說，既然君與臣都是為民辦事之人，如果出現君王以天下為其私產，視民眾為犬馬糞土草芥的情況，則民眾必然不會再愛這被君主變為私產之國：
吾不知除民之外，國果何有？……民既撰斥於國外，又安得小有愛國之忱。何也？於我無與也:"
譚的政治立場，也自此由清廷的擁護者，轉變成了反對者。在《仁學》中，他追溯往事，激烈抨擊清王朝的建立純粹依賴血腥與暴力：
天下為君主囊橐中之私產，不始今日，固數千年以來矣。然而有如遼、金、元之罪浮於前此之君主者乎？其土則穢壤也，其人則藉種也，其心則禽心也，其俗則蠹俗也，一旦逞其兇殘淫殺之威，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玉帛……馬足蹴中原，中原墟矣，鋒刃擬華人，華人靡矣……錮其耳目，桎其手足，壓制其心思；絕其利源，窘其生計，塞蔽其智術。繁拜跪之儀，以挫其氣節，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書之禁，以緘其口說，而文字之禍烈矣……成吉思汗之亂也，西國猶能言之，忽必烈之虐也，鄭所南《心史》紀之。有茹痛數百年不敢言不敢紀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之《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略》，不過略舉一二事。當時既縱焚掠之軍，又嚴^發之令，所至屠殺擄掠，莫不如是……十八省之華人，宛轉於刀砧之下，瑟縮於販賈之手。方命之日：此食毛踐土者之分然也。夫果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土？……吾願華人，勿復夢夢謬引以為同類也。"
《仁學》寫於1896—1897年，正是譚嗣同於甲午之敗後「繞屋彷徨"痛定思痛的產物。康熙、乾隆這些從前的「聖主"，在如今的譚嗣同眼裡已成了「客帝」和"賤類"，是憑著"蠻野兇殺之性氣以竊中國」的大盜。s6具體到甲，午之敗，譚的感受是清廷寧願承受前所未有的城下之盟，也絕不願放手讓民眾
擁有"戰守之權」：
東事亟時，（清廷）決不肯假民以為戰守之權，且日"寧為懷、愍、徽、欽，而決不令漢人得志"……故華人慎毋言華盛頓、拿破崙矣。志士仁人，求為陳涉、楊玄感，以供聖人之驅除，死無憾焉。立
譚的這種觀感並非無的放矢。前文曾言及，山東巡撫李秉衡在就光緒下發的改革奏摺回覆意見時，即明白說出過"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夷狄而在奸民，不在貧弱而在亂臣賊子"這樣剖析利害極為赤裸的言語。譚希望「志士仁人」少談點華盛頓和拿破崙，要有去做陳涉、楊玄感的覺悟，其實就已隱隱伏下了他在戊戌年毅然犧牲的命運脈絡--陳涉首揭義旗討伐暴秦，楊玄感率先起事反抗暴隋，他們拉開了時代變革的序幕，然後死於變革完成之前。
希望「志士仁人"努力去做陳涉與楊玄感的譚嗣同，自己也正是這樣一位"志士仁人"。1896年，當願做時代變革墊腳石的他，遇上了正在宣揚「保中國不保大清""理念的康有為，立即便懷著「以供聖人之驅除"的心態，對康執弟子之禮。1897年，譚嗣同又動用自己和好友唐才常的關係，幫助康黨集體進入湖南，秘密籌劃"湖南腹地自立"。這意味著，在針對甲午之敗的反思裡，已有部分知識分子，將清廷視作了革命物件。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