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11月，德國以鉅野教案為藉口派兵強佔膠州灣,給清廷朝野造成了巨大沖擊。
在廟堂層面，總理衙門衡量敵我實力，認為不可輕言決戰，若「立啟兵端，必致震動海疆，貽誤大局」，故致力於讓事件國際化，尋求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嚴令山東巡撫李秉衡「斷不可先行開炮，致釁自我開」~在江湖層面，總理衙門的這種處置策略被視為軟弱，被視為30餘年洋務自強改革全面失敗的又一強力證據。事發後，德國記者曾在膠州灣現場發文報道稱："中國現政府之死亡，乃時間問題。"2受亡國滅種危機的刺激，部分民間志士生出了一種新認知:救亡圖存之事，斷不能再依賴清廷中樞。
於是就有了撲朔迷離的"湖南腹地自立"。
康黨入湘"保中國不保大清"
所謂「湖南腹地自立」，扼要來說，指的是康有為在1897年派門下弟子梁啟超、韓文舉、葉覺邁等集體人湘，與湘省人士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等合作，試圖以湖南為基地，通過創辦學堂、印刷報紙等方式，來謀求"保種保教」。
為什麼選擇湖南？"腹地自立」又是何意？康有為在1901年給革命黨人趙日生的書信中，留下過一段文字，可以權充解釋。康說：
當戍戌以前，激於國勢之陵夷。當時那拉（指慈禧）攬政，聖人（指光緒皇帝）無權，故人人不知聖上之英明q望在上者而一無可望，度大勢必展駁割鬻至盡而後止，故當時鄙見專以救中國四萬萬人為主……因陳右銘（指湖南巡
撫陳寶箴）之有志，故令卓如（梁啟超字卓如）入湘。當時復生（譚嗣同字復生）見我於上海，相與議大局，而令復生棄官返湘。以湘人材武尚氣，為中國第一，圖此機會，若各國割地相迫，湘中可圖自主。以地在中腹，無外人之干涉，而南連百粵，即有海疆，此固因膠、旅大變而生者。誠慮中.國割盡，尚留湘南一片，以為黃種之苗，此固當時惕心痛極，斟酌此仁至義盡之法也。卓如與復生入湘，大倡民權，陳、黃、徐諸公聽之，故南學會、《湘報》大行。湘中志士，於是靡然發奮，人人種此根於心中……3
康的這段自述，包含以下四點資訊：一、梁啟超等康門弟子云集湖南，不是個人行為,而是有目的、有組織的一場計劃。二、誘發這場計劃的導火索，是德國強佔膠州灣引發的"各國割地相迫」（也就是各國在中國建立軍事據點），讓康門弟子和湖南士大夫們都有了亡國滅種的嚴重危機感。三、選擇湖南的原因，是該省既有譚嗣同這般對康有為執弟子禮的人物，該省官場的活躍人物陳寶箴、黃遵憲等，也均對時局持改革立場；且湖南的地理位置居中，既非首當瓜分之衝的沿海，也非封閉愚昧的內地。四、康門弟子集體入湘的目的，是傳播民權思想，造就一種「若各國割地相迫，湘中可圖自主"的可能性，若清廷被列強瓜分，尚可留下湖南一隅作為保國保種的基地。所謂的「湘中可圖自主」，即"湖南腹地自立」。
嚴格說起來，"湖南腹地自立"這個概念實出自梁啟超之筆。
因康有為留在上海，故梁啟超乃是入湘康門弟子的領袖，是康門在湖南政治活動的主要實踐者。入湘後僅一個月，梁便上書湖南巡撫陳寶箴，向其含蓄提出"湖南腹地自立"這一計劃。梁對陳說：當前的局勢「非變法萬無可以圖存之理」，但已不能將變法寄託在"政府諸賢"身上。若繼續依靠朝廷中樞，那真是"東海可涸南山可移」，改革也斷無成功之日。要想挽救危亡，只剩一種辦法，那就是：
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後中國有一線之生路。4•-
梁隨後向陳寶箴做了一番解釋，強調"腹地自立"不是背叛與脫離清廷,
而是一種特殊局勢下的"獨立自任」。他希望陳寶箴能效仿新莽末年的竇融，經營河西而佐復漢室；效仿清朝初年的鄭成功，經營臺灣抵禦洋人的入侵。梁用竇融和鄭成功為例來遊說陳寶箴，可謂極具深意--竇融的河西政權相對於劉秀的東漢，鄭成功的臺灣政權相對於愛新覺羅的清廷，均擁有高度獨立性，但二者皆非中央政權的叛逆。竇融後來歸漢，將河西完整交到東漢政府手中；鄭氏後人也歸順愛新覺羅，將臺灣完整交到了清廷手中。‘
當然，梁的這番解釋只是一種巧妙的掩飾。因為真正的「湖南腹地自立"計劃，並不在意清廷的存亡。戊戌政變後，在康有為的家中抄獲了一份梁啟超1897年寫給康有為的書信。梁在書信中說：
譚服（復）生才識明達，破例絕倫，所見未有其比，惜佞西學太甚，伯裡璽之選也。sup6/sup
"譚服生」即譚嗣同，7'伯裡璽"即president（總統）之音譯（晚清常譯為"伯裡璽天德」）。顯見康黨有意在大局崩解之際，在湖南另立以譚嗣同為首腦的新政權，而非與清廷所任命的湖南巡撫陳寶箴合作去效仿竇融經營河西。
梁啟超在其《戊戌政變記》中還曾承認，康黨在湖南期間先後成立了南學會、新政局等若干機構，這些以維新面目出現的機構俱有深意：
南學會實隱寓眾議院之規模，課吏堂實隱寓貴族院之規模；新政局實隱寓中央政府之規模。7
以南學會為眾議院的雛形，以課吏堂為貴族院的雛形，以新政局為新中央政府的雛形。顯見康門子弟與譚嗣同、唐才常等湘省士大夫所謀求的絕非清廷的存續。相反，「保中國不保大清"才是"湖南腹地自立"的真實指導理念。所以，梁啟超等人主持湖南時務學堂期間，曾在學生當中大力鼓吹革命：
吾儕方醉心民權革命論，（師生）日夕以此相鼓吹。sup8/sup
每日在講堂四小時，夜則批答諸生札記，每條或至千言，往往徹夜不寐。
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政，盛倡革命。其論學術，則自荀卿以下漢唐宋明清學者，抨擊無完膚。時學生皆住舍，不與外通，堂內空氣日日激變，外間莫或知之。及年假，諸生歸省，出札記示親友，全湘大譁。9
以民權革命為時務學堂的主要教學內容，是來湖南之前，譚嗣同與梁啟超、康有為等人商量好了的決定。梁的教學批語，與譚嗣同《仁學》中關於"君民關係"的理念高度一致：
臣也者，與君同辦民事者也。如開一鋪子，君則其鋪之總管，臣則其鋪之掌櫃等也。有何不可以去國之義。sup10/sup
除了在課堂上宣揚民權，譚嗣同、梁啟超與唐才常等人，還曾私印《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反清書籍，新增批點按語，廣為散播，並利用《湘報》為《明夷待訪錄》等書做廣告。
至於"保中國不保大清」之說，則見於康門弟子何樹齡與康有為的通訊。內中有「注意大同國，勿注意大濁國……大濁國必將大亂，為人瓜分，獨夫之家產何足惜！""等語。所謂「大濁國"，顯然是"大清國」的隱筆。及至戊戌年，監察御史文悌彈劾康有為等人，又特別點出其將忠君與愛國割裂為兩事，完全不在乎大清國的存亡。戊戌政變後，清廷宣佈康黨及譚嗣同等"六君子"罪狀，其中一條赫然正是：
又聞該亂黨私立保國會，言保中國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實堪髮指。‘2
清廷內改革派容不下民權思想
時務學堂內民權思想日日激盪，很快便引起湖南士紳王先謙、葉德輝等人的警覺。他們聯名向湖南巡撫陳寶箴上書，指梁啟超等人為"康門謬種"，將他們在學堂內教授的內容斥為"異學""邪說"，要求查辦。supb/sup
王先謙與葉德輝在當時的湖南學界有很高的聲望（王是嶽麓書院的山長），他們的批評給康門弟子造成了很大壓力，也給"湖南腹地自立"計劃帶來了很大阻力。陳寶箴眼見事情已經鬧大，也欲調閱時務學堂的教學札記一窺究竟。於是，唐才常等人"盡一夜之力統加抉擇，匿其極乖謬者，就正平之作臨時加批」上將激進的內容刪去，偽造了一批溫和的札記。但紙終究包不住火，陳寶箴還是知曉了部分真相，於是下令將坊間已刊的《時務學堂課藝》
「版片、刻本查出，一併銷燬，嚴飭毋得再行刷印售賣」九
後世給了王先謙與葉德輝等一頂「守舊派"的帽子。不過，若以變法為新，王、葉二人其實並不守舊。相反，在1897年前後，他們皆已成為變法的擁護者。比如，時務學堂一向被視為湖南新政的標誌，該學堂正是由王先謙領銜稟請開辦。康門弟子進入湖南之前，湖南的知識分子已頗具改革共識，與王先謙、葉德輝這些士林領袖轉變了態度有很直接的關係。進入民國後，王先謙反思清末變法的歷史教訓，甚至認為問題恰恰出在不願對西法"亦趨亦步」，反要在西法的基礎上「自出新意"，才搞得"紛紜二十年一無所得"。sup16/sup
王先謙之所以會出面領導士紳驅逐梁啟超等人離湘，實是因為他無法認同康黨"保中國不保大清」的革命立場。這一點，可以由王領銜向巡撫衙門呈遞的抗議書《湘紳公呈》看得很明白。呈文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