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設立學堂本意，以中學為根柢，兼採西學之長……梁啟超及分教習廣東韓、葉諸人，自命西學通人，實皆康門謬種，而譚嗣同、唐才常、樊錐、易鼐輩，為之乘風揚波，肆其簧鼓。學子胸無主宰，不知其陰行邪說，反以為時務實然，喪其本真，爭相趨附，語言悖亂，有如中狂……他日年長學成，不復知忠孝節義為何事。sup17/sup
這段話的意思很清楚：王先謙等人不反對「採西學之長"，他反對的是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在學堂內「乘風揚波，肆其簧鼓"，向學生灌輸民權理念這種「邪說」。他擔憂受了這種教育的學生，長大之後腦子裡沒有"忠孝節義"的觀念，對清廷不會再有認同感。王先謙等人是改革者，但他們的改革主張僅限於引進西方的強國之「術"，大清的立國之「道」是決不能改的。
為了挽救那些被梁啟超們「禍害」了的湖南學子，王先謙等人還制定了一份《湘省學約》，內中有一段針對梁啟超等人更激烈也更具體的批判：
考其為說，或推尊摩西，主張民權；或效耶穌紀年，言素王改制；甚謂合種以保種，中國非中國，且有君民平等、君統太長等語，見於學堂評語、學會講義及《湘報》《湘學報》者，不勝僂指。似此背叛君父，誣及經傳，化日光天之下，魅魅橫行，非吾學中之大患哉！……今與吾湘人士約，屏黜異說，無許再行揚播，煽惑人心；其被誘誤從者，均宜悔改。sup18/sup
這段批判的意思更加清楚。王先謙不能認同的，是康門弟子對民權的推崇。他們的政治主張裡有改革的成分—•主持嶽麓書院時，王先謙曾要求書院學生訂閱《時務報》；戊戌政變後，他也不贊成恢復八股科舉。但王先謙容不下"君民平等"這種思想。
葉德輝的情況與王先謙略有不同。他比王先謙年輕，正是氣盛之時，所以對梁啟超等人的攻擊也要猛烈許多。葉曾發出"鄙人一日在湘，一日必拒之，赴湯蹈火，在所不顧"i9的誓言。但葉也不是一個保守的排外者。他曾批評那些嘲諷「西人無倫理"者為「淺儒"％他與時務學堂西學總教習李維格（上海人，19世紀80年代赴英國求學）的關係也甚好，常就西學問題交流心得。庚子年，清廷中樞號召民眾驅逐洋人，旨意傳達到湖南後，葉德輝進入巡撫衙門，極力勸阻公佈諭旨，理由是「告示一齣，搗毀教堂之案必紛紛而起，無論戰事利鈍，終歸於和，彼時賠償之費將何所取？"2\
總體而言，葉德輝不反對變法，但他不是變法的倡導者。他解釋說：自己很清楚眼下的時局已到了需要做出變革的地步，但每次變法都不能解決問題，反生出更多的新問題，所以自己不倡導變法，只呼籲去弊：
製造興，則仕途多無數冗員；報館成，則士林多一番浮議。學堂如林，仍蹈書院之積習；武備雖改，猶襲洋操之舊文。凡泰西之善政',.一入中國則無不百病叢生，故鄙人素不言變法，而只言去弊。弊之既去，則法不變而自變矣。22,
西方的好東西一旦引入大清就變了樣，就成了百病叢生的東西。這種例子見多了，葉德輝便成了一個明知道該變法，卻又不願再提倡變法之人。他只希望能有辦法根除本土那些弊端。弊端一除，不用主動去變法，自然而然就會不同。
遺憾的是，葉德輝的思考未能再進一步。他似乎沒有意識到，之所以會出現每次變法都生出新問題，根源正在於清廷只引入先進技藝，卻沒有改革制度的運作模式。此時的葉德輝仍堅信清帝國在世界中擁有天然的特殊地位。他先從人種層面論證說：亞洲在地球的東南方，中國正在其中；西方人還把中國人稱為黃種人。按"五行之位首東南」「五色黃屬土，土居中央」，這意味著「天地開闢之初，隱與中人以中位」23,中國人是天生的最偉大的中央人種。又從文化層面論證，認定西方的宗教不過是中國"老氏之學」的餘緒與皮毛：老子的學問在中國演變為儒家與法家，"人夷狄而為浮屠，又變而為釋……若天主、若耶穌，又本釋氏之支流餘裔」24。
一面是人種、文化層面質自戀自大，一面是承認現實政治已壞到極點難以改革。這兩種認知奇異而扭曲地共存在葉德輝身上。催生出來的，便是他對梁啟超等人的極度反感。這種反感基於兩重認知：一、葉堅信儒學是最先進的東西，「孔教為天理人心之至公，將來必大行於東西文明之國」sup25/sup,不用搞什麼「保教運動"，在未來，西方人必定會拜倒在孔教腳下，成為儒學的信徒。
二、葉無法容忍梁啟超等人為了現實政治需要，而變更久已形成定論的某些歷史事實與歷史評價，比如"言仲尼改制，言王莽王田，言秦始皇不焚書，言王安石能變法。千百年之所是，一旦而非之。千百年之所非，一旦而是之」26。
扼要而言，1897-1898年的「湖南守舊派"與康門弟子之間的這場對抗，並不是什麼頑固派與改革派之間的鬥爭。而是兩群同樣認同改革，卻對需要改革到何種程度存在巨大認知分歧的知識分子之間的衝突。王先謙與葉德輝等人驅逐梁啟超等，並非出於私利，僅緣於他們的認知，或仍侷限於"忠孝節義」的範疇，或仍堅信儒學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文化。
被他們批判的譚嗣同與唐才常等，卻早已堅信"君主之禍」不除，中國的改革即無成功的希望。1897年，譚、唐二人已開始著手聯絡會黨勢力，組建屬於自己的武裝力量。戊戌年，譚嗣同一度計劃秘密運送這支力量入京圍殺慈
禧。庚子年，唐才常又率領這支名為"自立軍"的部隊起義，不幸失敗，唐亦遇害。
無雙國士"未嘗須臾忘革命"
湖南的康門弟子因王先謙與葉德輝等人的發難而人心惶惶，紛紛欲離湘避難，譚嗣同卻不以為意。
在譚看來，既然要做事就要有不懼殺身滅族的覺悟。他給老師歐陽中鵠寫信，如^w：
宗旨所在，亦無不可揭以示人者，何至皇遽至此！平日互相勸勉者，全在「殺身滅族"四字，豈臨小小利害而變其初心乎？耶穌以一匹夫而攫當世之文網，其弟子十二人皆橫被誅戮，至今傳教者猶以遭殺為榮，此其魄力所以橫免於五大洲，而其學且歷三千年而彌盛也。嗚呼！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今日中國能鬧到新舊兩黨流血遍地，方有復興之望。不然，則真亡種矣！27
當然，譚嗣同並非主張無謂的犧牲，只是深知推動時代轉型的風險。早在1886年，他即寫信給上海的好友汪康年，請他想辦法替自己搞幾張英俄的「免死卡"。信中如此說道：
傳聞英俄領事在上海開捐"貢監"，捐者可得保護，借免華官妄辱冤殺，不識確實否？保護到如何地步？價值若干？有辦捐章程否？嗣同甚願自捐，兼為勸捐，此可救人不少……嗣同求去湖北，如鳥獸之求出檻繁；求去中國，如敗舟之求出風濤；但有一隙可乘，無所不至。若英、俄之捐可恃，則我輩皆可免被人橫誣為會匪而冤殺之矣。伏望詳查見覆c28
譚沒有弄到所謂的英俄「免死卡"。在湖南士紳的批判與驅逐聲中，鼓吹民權的《湘學報》與《湘報》引起了湖廣總督張之洞的注意和不滿，進而被整頓清理。康門弟子也於1898年陸續離開了湖南。同年，康有為、梁啟超與譚嗣
同三人進入光緒皇帝的視野，北上入京深度參與到"戊戌變法"之中，"湖南腹地自立」計劃遂無疾而終。康、梁、譚等人留給後世的政治標籤，也由「革命者」急驟轉向了「改革派」。
不過，當譚嗣同於戊戌年北上擔任軍機章京參與維新時，許多人並不相信他會甘願替清廷賣命。畢竟，他既是"湖南腹地自立"計劃的骨幹推動者，其《仁學》一書中，也處處呈現出對帝制，尤其是對愛新覺羅皇室的高度痛恨。
所以，在革命黨人黃中黃（章士釗）看來，譚北上的用意，絕非效忠清廷，而是與沈彥、唐才常等人有所分工，試圖在清帝國的政治中心有所行動：
（沈彥）持破壞主義，出於性成……獨嗣同、才常與（沈意）談天下前局，其旨趣雖有出入，而手段無不相同。故嗣同先為北京之行，意覆其首都以號召天下。迨凶耗至，才常投袂而起，誓為復仇，點亦隨之而東下……以嗣同天縱之才，豈能為愛新覺羅主所買，志不能逮，而空送頭顱，有識者莫不慨之。29
歐陽中鵠是譚嗣同的老師。歐陽中鵠之孫歐陽予倩，也不相信譚會真心為愛新覺羅服務。歐陽予倩蒐集家藏譚氏書信，於20世紀40年代編成《譚嗣同書簡》。在該書序言中，歐陽予倩如此表達自己對譚北上的理解：
在他（譚嗣同）的著作中，他對清政府不滿的議論頗不顯明，他給我祖父的信裡卻公然說滿人視中國為儻來之物，無所愛惜。可見他對於利用光緒行新政，不過認為是一時的手段。還有一事為證，就是他曾經秘密把《大義覺迷錄》《鐵函心史》一類的書介紹給我父親讀。"
唐才常是譚嗣同的至交好友。唐才常之弟唐才質，也曾自兄長處聞知，北上前，譚嗣同曾託唐才常、畢永年往漢口聯絡哥老會，「且欲於京師結納有志之士，以為策應，然後憑此二者之力而建功業"；接北上之電，眾入皆賀，唯譚「忽忽若不怪者」，並不興奮，且叮囑唐才常秘密保持與哥老會的聯絡，不可為仇者偵知。作為革命同志，唐才常對譚嗣同北上之行的定性是：
雖役其身於清廷從事維新，而其心實未嘗須臾忘革命。sup31/sup
其實，維新也好，革命也罷，對譚嗣同而言皆是推動時代轉型的手段。這些手段所欲達成的終極目的皆是為了興民權，將專制之清廷改造為"君也者，為民辦事者也；臣也者，助辦民事者也"的新政體。北上之前，譚嗣同與友人唐才常作別，口占一絕稱"三戶亡秦緣敵，汽，勳成犁掃兩崑崙」。"三戶亡秦」四字，足見譚對清廷舊體制的態度。可惜的是，因為種種原因，戊戌維新未能實現譚嗣同的理想;
戊戌年，在屠刀即將落下之時，譚放棄了逃亡。在給同志畢永年的訣別信中，譚寫道，自己已決心"引頸"待死，希望畢氏志氣不墜，在海外"為貴種覓一遺種之處」32。他還將自己所著《仁學》一書及其他詩文稿交給了梁啟超，希望他能夠將之刊印，並勉勵道："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後起。」只是很遺憾，"無以召後起」一句，後來被轉向保皇的康有為與梁啟超師徒，套改成了「無以酬聖主」。33
這種篡改，極大地矮化了一位無雙國士，矮化了他那為理想不懼殺身滅族的偉大精神。1898年9月28日，譚嗣同在北京菜市口慷慨赴死時，他念念不忘的，並非愛新覺羅王朝的存亡，而是中國由君權走向民權的時代轉型。唯有理解了這一點，才能理解為何這群在1897年致力於"湖南腹地自立"的志士，會在1898年突然變成了圍繞在光緒皇帝身邊的「維新派"。
他們的理想沒有變，變的只是實現理想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