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的5月29日，65歲的恭親王奕訴與世長辭。這位晚清改革最重要的啟動者、支援者與執行者，據說在臨終之際留下了兩句遺言。一句是向慈禧太后"泣奏"要當心帝師翁同穌，說"翁心叵測，並及怙權」\另一句是提醒光緒皇帝：「聞有廣東舉人主張變法，當慎重，不可輕任小人也。"2他去世後不足半月，翁同穌被驅逐出中樞，光緒皇帝召見了康有為，然後宣佈啟動變法。
過於準確的預測往往都是後世杜撰出來的，恭親王的那些遺言也是如此。杜撰者搞錯了一個基本事實：決意驅逐翁同解的並非慈禧太后，而是光緒皇帝。
光緒皇帝很不滿"變法詔書"
1898年6月11日，清廷以光緒皇帝的名義，頒佈了一份"明定國是"詔書。
該詔書被後世視為"戊戌變法"啟動的標誌，但鮮有人注意到，該詔書從頭至尾貫穿的並非光緒皇帝的意志，而是帝師翁同穌對改革的理解。此事的始末，本書前文《1891年：皇帝開始學英語》已有考據。這裡僅做一點扼要的複述。
詔書內容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談為什麼要釋出這樣一份詔書。皇帝希望通過該詔書將「國是"，也就是改革的路線方針確定下來，以後朝廷與地方全按照這個路線方針去做，不必再有爭論。第二部分是傳達"新國是"的具體內容。第三部分是傳達關於京師大學堂的改革方針。顯然，第二部分最為關鍵--關於「新國是「，詔書原文這樣表達：
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襲其皮毛，毋競騰其口說，總期化無用為有用，以成通經濟變之才。sup3/sup
這70餘字概括起來，其實就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但這段文字並非光緒皇帝的本意。據帝師翁同解日記1898年6月11日記載，詔書的草擬情形是這樣的：
是日上奉慈諭，以♦前日御史楊深秀、學士徐致靖言國是未定，良是。今宜專講西學，明白宣示等因，並御書翰林官應准入學，聖意堅定，臣對：「西法不可不講，聖賢義理之學尤不可忘。」退擬旨一道，又飭各省督撫保使才，不論官職大小旨一道。4
這段日記，透露了三項資訊：一、光緒想要釋出「明定國是」詔書，是受了御史楊深秀、學士徐致靖的影響q眾所周知，楊深秀、徐致靖的背後是康有為。二、光緒交代翁同解，他心目中的"新國是"是「專講西學」，要求在詔書中對這一點"明白宣示"，不許含糊，而且"御書翰林官應准入學"，要翰林去修習西學。三、翁同解認同應該確立「新國是"，但他不同意光緒主張的「新國是」。儘管「聖意堅定"，要求"專講西學"，翁還是當面提出了修正意見；"西法不可不講，聖賢義理之學尤不可忘"。
對照後來以光緒皇帝名義公開頒佈的「明定國是詔書"，可以知道，翁同解將自己的意見，變成了詔書的正式內容。光緒皇帝「今宜專講西學"的意志遭到了否決。翁是怎麼做到這一點的？是面對面說服了光緒嗎？顯然並不是，因為僅僅過了四天，翁同穌就被以光緒皇帝名義下發的諭旨給罷免了。諭旨陳述翁的罪狀是："每於召對時，諮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見於詞色，漸露攬權狂悖情狀，斷難勝任樞機之任。"5這段陳述，恰與翁同穌擬定的「明定國是詔書」並未體現光緒皇帝「專講西學」的意志一事高度合棒。時間如此接近，顯然不能用巧合來解釋。、••
「明定國是詔書」裡暗藏的這番玄機，可以說是理解戊戌年變法命運極為關鍵的一環。比如:
一、欲有所作為的年輕皇帝，至晚自1889年起，就開始接觸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這類倡導改革的著作，稍後又深受李提摩太主持的廣學會所出版的西學著作的影響。到1898年，皇帝已搜求到至少129種西學書籍，其中89種是廣學會的出版物，皇帝還購置了全套廣學會會刊《萬國公報》。在這些書籍的影響下，皇帝產生出「專講西學」的改革理念，實在是不足為怪之事。
二、戊戌年前後，談變法者極多。在一大堆談變法的奏摺裡，光緒皇帝會看中康有為，並不是一件偶然之事，而是因為他們的思想與知識結構高度相似。和光緒一樣，康有為也是廣學會出版物的忠實讀者，他變法奏摺裡的內容基本取材於廣學會的出版物。
三、翁同穌本是光緒皇帝頗為信賴和倚重之人，卻在「明定國是"詔書上違逆光緒的意志，不願寫入"專講西學」字眼，堅持要按自己的理解去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路。這種對抗給光緒造成了巨大的刺激，他不惜自毀羽翼也要罷免翁同穌即是明證。康有為後來欲開制度局、懋勤殿作為變法的最高決策機構，且能得到光緒皇帝的認同，即是因為皇帝本人也亟欲擺脫舊官僚體系對自己的束縛，以求開創新局一一皇帝顯然不會忘記，他在甲午年之後痛定思痛，曾有過一番改革的雄心壯志，結果卻是"十萬新軍計劃流產」"財政整頓計劃流產」「京師大學堂計劃流產"。翁同穌對「明定國是"詔書的阻撓，與這些改革計劃的流產，本質上是一樣的。造成的結果也相同，那就是：年輕的皇帝越來越受不了舊官僚系統。
制度局、懋勤殿與大裁員
在戊戌年，康有為鮮少就具體的改革事務如新學堂、新農商、新軍事等如何辦理髮表意見。他孜孜不倦致力推動者，乃是請開制度局與懋勤殿。
1898年初，康有為上了一道摺子，請求皇帝在中央開設制度局，作為維新變法的總司令部；制度局下面，設十二個專門分局，負責各項維新事宜；地方則開設民政局與新政局，負責將新政落到基層。
這項舉措若獲實施，將架空自中央到地方的現有行政機構。雖然康有為辯解說，他並不想架空六部、軍機處、總理衙門與地方督撫衙門；在他的構想
裡，制度局只是一個"議論」機構，原有的行政機構則是具體的「辦事"機構。但這種解釋實可謂此地無銀。所謂"議論」機構，即發號施令的腦子；所謂"辦事"機構，即執行具體政策的手足。壟斷了腦子，手足便只是傀儡。更何況，康還建議光緒"凡制度局所議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6。如此，新政的執行也將為新機構所壟斷，舊機構能做，便只剩下那些未被改革的舊政。
按康的設計，王大臣將擔任制度局的總裁，制度局會議須由皇帝親臨主持；去制度局值班者，是篩選出來的"天下通才"，這當中包括了康有為。據康自己的說法，翁同就（此刻尚未與康反目）曾表示願意推薦康去制度局當值。7
1898年6月13日，康有為起草了一份摺子，以禮部侍郎徐致靖的名義，呈遞給光緒皇帝。摺子的核心內容，是建議皇帝任命康為貼身顧問。隨後，便有了6月15日光緒對康有為的召見。但事情進展不順，因慈禧的干預，康有為沒能成為光緒的貼身顧問。稍後，康上奏彈劾了禮部尚書許應揆，又向皇帝進呈自己的著作《孔子改制考》（刪改版，隱去了帶有革命色彩的內容），並再次上奏請求開設制度局。康在摺子裡說，皇上若不想變法圖強，也就罷了；若想變法圖強，那麼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非開制度局不可。8
光緒對康有為開制度局這一建議頗感興趣。如前文所言，甲午年之後，光緒對改革有一套自己的想法，但始終無法依賴既有的官僚系統將這些想法變成現實。他無法建立一支屬於自己的新式軍隊，無法整頓財政分割地方督撫掌控的稅源，也無法廢除科舉建立新式學堂體系，甚至無法將自己"專講西學」的主張寫進「明定國是」詔書。康有為提議開制度局，意味著打造一套圍繞著皇權運作，可以讓光緒如臂使指的新官僚系統。所以，皇帝迅速將康的奏摺下發給總理衙門討論。當總理衙門深知此事關係重大而故意回應遲緩時，光緒又屢次動怒，責令總理衙門必須限期拿出意見。慶親王奕勘承受不住壓力，只好去頤和園求助。慈禧的反應可想而知，她向奕勘交底："既不可行之事，只管駁議。"9於是，在拖了一個多月之後，總理衙門拿出了一份冗長的討論報告，對康有為的建議做了逐段批駁。、
康有為也覺察到了這種巨大的阻力。他在《自編年譜》（即《我史》）裡說，自從請求在京城開設十二局，在外省開設民政局之後，便是流言紛紛，都
說康想將內閣六部以及地方督撫、藩臬司道全部廢除架空，"於是京朝震動，外省悚驚，謠謗不可聽聞矣。軍機大臣曰：開制度局，是廢我軍機也，我寧忤旨而已，必不可開」1°。改革的目地，是重新分配權力和利益，康的這番回憶，大體屬實。
制度局成了眾矢之的，康有為轉而建議皇帝在內廷開設懋勤殿。制度局是個新名詞、新事物，懋勤殿不同，清代歷史上有過開設懋勤殿的先例。但此事的本質，慈禧、軍機處與六部衙門洞若觀火，同樣沒有結果。除了制度局與懋勤殿，康還曾將新機構的名號換作"置散卿」「議政局"等，皆是沒有結果。"到1898年的9月，新政宣佈啟動已有足足三個月，光緒所期望的改革局面仍遲遲沒有動靜。皇帝終於失去了耐心，他決定乾綱獨斷，不再與軍機處和總理衙門眾大臣商議，直接宣佈開設懋勤殿。康有為獲知訊息後，立即去找了王照與徐致靖，讓他們寫摺子推薦自己與梁啟超進入懋勤殿。
王照後來回憶說："七月二十九日（舊曆）那天午後，我與徐致靖正商量摺子的草稿，康有為來了，面有喜色，告訴徐致靖和我，譚嗣同請皇上開懋勤殿，準備任用顧問官十名，名單皇上已經定了，需要朝臣舉薦走個形式。所以來請你們二人寫摺子推薦十個人。我推辭說自己正準備上一道更重要的摺子，恐怕沒有時間。康有為說皇上已經定了名單，今夜一定要見到推薦的摺子，這個摺子最重要，你的摺子改日再說吧。我不得已，於是和徐致靖分別寫了摺子。我負責推薦了六個人，以梁啟超為首（注：王記憶有誤，為首被推薦的是康廣仁），徐致靖負責推薦另四個人，以康有為為首。摺子夜裡遞上去，第二天早晨皇上趕赴頤和園面見太后，卻將我們的摺子暫交到軍機處記名存檔（這意味著光緒並未就懋勤殿人選做出最終決定）。原來康有為所謂皇上已經確定了人選名單，並不是真話。"i?
所謂的"懋勤殿十人名單"或許是假，但光緒迫切想開設懋勤殿，變更高層決策機制，掌握最高權力，以推動「專講西學"的改革，卻是真的。這也恰是戊戌變法最大的阻力所在。慈禧對制度局和懋勤殿不滿，中樞大臣與地方督撫也不希望自己的權力被架空、利益受損。整個官僚系統則充滿了京寸「裁撤冗員」的恐慌。蘇繼祖（戊戌六君子之一楊銳的女婿）在《戊戌朝變記》裡說，當時京城之中，已有裁撤六部九卿，設立鬼子衙門，用鬼子辦事的謠言（指康
有為向光緒力薦傳教士季提摩太與日本政客伊藤博文為改革顧問，進入最高決策層），以致那些老邁昏庸、懵懂無知的官員焦急欲死，整日毀謗皇上、詛咒康有為。，
在這咒罵聲裡，康有為覺得自己有些冤。他說：自己確實建議皇帝引進新人、設立制度局或懋勤殿，但從未建議裁撤舊人、廢除六部九卿。外界都將"裁撤冗員"的主張歸於自己，但自己的變法主張一直都是"但主增新，不主裁舊」，既要「選通才以任新政"，也要「存冗官以容舊人"。m康的這些話大體可信。1898年8月23日，太僕少卿岑春帽上折請求裁除冗署。岑的建議十分大膽，僅中央就建議裁除以下機構:詹事府、宗人府的宗丞、大理寺、通政司、太常寺、光祿寺、鴻臚寺、太僕寺（岑本人的工作部門）、內務府（裁一半）•，…•此折引發官場恐慌，招致舉朝反對。康有為也覺得太過，於同月29日上折，希望皇帝在人事改革上採取"以高爵待耆舊，以差使任才能」"的辦法，將舊官僚系統裡的無能者用優厚的待遇養起來，將新政要務交給新提拔的人才，而不是以激進的手段直接裁官。
但光緒未能採納康的建議，他已決定使出雷霆手段。康上折的第二天，未做任何預備性部署，皇帝直接宣佈了一份大規模裁併冗署冗官的上諭。岑春炬奏摺中建議裁掉的機構，基本都列入了上諭的裁撤名單。
一時間人心惶惶。時任順天府尹的陳夔龍，在《夢蕉亭雜記》中詳細記述了親身經歷的這場動盪。他說：戊戌政變，首先起源於裁官。京城國散衙門被裁撤者不下十餘處，連帶失業者近萬人，朝野震駭，民不聊生。太僕寺被撤之後，我前去接收公事檔案，發現自從上諭下達後，眾人如鳥獸散，辦公室空無一人，印信、檔案也全都找不到了，門窗亦被全部拆毀，一切接辦都無從著手。16
太僕寺、太常寺這類機構，確可算作冗署，也確可以裁撤。時代變了，要處理的問題也變了，這類傳統衙門已是很尷尬的存在。然而，如何安置、安撫被裁撤者，以平息大規模失業造成的恐慌與混亂，卻沒有任何準備。於是，結果便是陳夔龍所見的毀文書、撕檔案、扔印信、拆門窗。接收上的這種混亂，其實還只是小事；更緊要的問題是：如何在裁員時重新平衡各方利益？光緒對此事，似乎也是毫無預案。
皇帝更激烈的動作還在後面。
下達大裁員諭旨的第二天，禮部主事王照寫了一道奏摺，彈劾禮部堂官懷塔布等人扣押自己的摺子，不將之呈遞給皇帝。王照說，若禮部繼續拒收拒遞，他就要將摺子送往都察院。王照要禮部代遞的奏摺，核心內容是建議光緒皇帝侍奉慈禧太后，一同巡幸中外，去考察各國新政，並建議以日本為首站。禮部拒絕代遞，是覺得該建議可能會將皇帝和太后推入險境，畢竟前車之鑑就在眼前一俄國皇子在日本遭到襲擊，李鴻章也在日本遇到刺殺。
禮部的這種擔憂顯然是有道理的。但王照覺得，自己的良苦用心遠比禮部的擔憂重要。據王照自述，其奏摺的用心是：由光緒侍奉慈禧遊歷日本，明瞭日本崛起的緣由後，再"奉太后之意以曉諭臣民」實施變法，「所有變革之事皆太后開其端，皇上繼其志"。如此，「以名譽歸太后」，將變法主持者的名分讓給慈禧，便可以調和皇帝與太后之間的矛盾，進而消弭最高權力集團之間的鬥爭。"但奏摺遞不上去，王照的良苦用心便毫無實現的可能。所以才再次寫了奏摺，要彈劾禮部堂官懷塔布等人。新政啟動後，光緒有旨不許各部扣留任何談論變法的奏摺，禮部擔憂王照將事情捅到都察院後鬧大，無奈只好代遞了他的奏摺。
然後，事情便朝著與王照的期望完全相反的方向疾馳。讀到王照的彈劾奏摺後，光緒勃然大怒，將禮部六位堂官全部罷免；王照則連升三級，賜三品頂戴，授四品京堂候補。王照的本意，是勸說皇帝將"變法領袖」讓給慈禧，調和二人的關係，結果卻激化了他們之間的權力衝突——在光緒看來，禮部六堂官扣留王照的變法奏摺，是明目張膽不將皇權放在眼裡；在慈禧看來，皇帝獨斷專行罷免禮部六堂官、是迫不及待清除異己向自己奪權。
對激進的後果，光緒似乎也有所意識。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他在罷免禮部六堂官的第二天，破格任命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四人為軍機章京，讓他們參與新政。這四人中，譚嗣同對康有為執弟子禮，楊銳、劉光第的背後是湖廣總督張之洞，林旭的背後則是直隸總督榮祿。
"中日合邦"與慈禧政變
除了制度局與懋勤殿，康有為在戊戌年還曾建議光緒皇帝實施另外兩項重大人事改革。
一項是廢八股設立"孔教會」。扼要來說，便是自中央到地方建立一套與世俗政權完全平行的神權體系，教首的產生流程及權力運作則獨立於皇權之外，"以衍聖公為會長，聽天下人入會，令天主、耶穌教各立會長，與議定教律。凡有教案，歸教會中，按議定之教律商辦，國家不與聞」。sup18/sup
"孔教會"顯然是在機械效仿"耶穌會"等歐美傳教士團體。不過，該主張似未得到光緒的青睞，也未得到士林的認同。畢竟，為證成"孔子改制」，康有為對儒學的解讀已嚴重偏離了當時的主流儒學。
另一項改革建議是與各國「合邦」，該建議嚴重激化了高層權力衝突。
康有為的「合邦」目標是英國與日本。其《自編年譜》中有這樣一段敘述，說他曾與日本駐華公使矢野文雄「約兩國合邦大會議，定稿極詳，請矢野君行知總署答允，然後可以大會於各省。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i9時為戊戌年四月，康有為尚未得到光緒皇帝的召見。矢野文雄與伊藤博文之間有很好的交誼，康有為在戊戌年與伊藤博文建立聯絡，很可能便是通過矢野文雄的渠道。
《自編年譜》中沒有對"兩國合邦大會議"做更詳細的描述。要了解康所謂的「兩國合邦」究竟何意，須參考其他資料。比如，刑部主事洪汝衝曾上書光緒（據孔祥吉的考據，該奏摺當是康有為所擬），提出遷都、借才、聯邦三條建議。遷都指的是建議清廷將都城遷往荊襄2°,"借才」「聯邦"二策，則均與「合邦"有關乙
關於「借才"，奏摺的主張是：「職以為不仿行西法則已，苟仿行西法，則一切內政，尤當廣聘東西各國名士，畀以事權，俾資贊助，收效必宏。」意即建議光緒聘請「東西各國名士」參與新政，這些「名士」不只是顧問，而要「畀以事權"，賦予他們具體的職務和權力。奏摺還提出了具體的"名士"人選："甲午之役，則伊藤、陸奧，名震寰區。近日伊藤罷相，將欲來遊，借覘國是。皇上如能縻以好爵，使近在耳目，博訪周諮，則新政立行。"也就是希
望光緒聘請剛剛卸任日本首相職務的伊藤博文，使之成為核心決策層的重要顧問。
關於"聯邦」，奏摺的具體建議是：
為日本者，所親宜無過中國，以我幅員之廣、人民之眾、物產之饒，誠得與之聯合，借彼新法，資我賢才，交換智識，互相援系，不難約束俄人，俾如君士但丁故事，則東西太平之局，可以長保，而祖宗締造之業，亦鞏如磐石矣。此事若在歐西，即合為一國，亦不為怪，挪威以合於瑞典而得自存，匈牙利以合於奧地利而以不滅。他如意、德以眾國合成而稱帝制，既無礙自主之權利，而有關兩國之存亡。故坦然行之，並無猜忌。
不難看出，雖然「聯邦」一詞的語意頗為含糊，但可以肯定，絕不是一般的國與國之間的結盟。若止於國與國之間的結盟，奏摺就不必拿"挪威合於瑞典」"匈牙利合於奧地利」來舉例，更不必說"此事若在歐西，即合為一國，亦不為怪」這種話。
請洪汝衝向皇帝推薦伊藤博文的同時，康有為還邀請了來華多年的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赴京一個重要原因，正在於他的"借才」想法，其實來自李提摩太。
早在甲午年清廷戰敗之後，李提摩太便撰有《新政策》一文，刊登於《萬國公報》。其核心內容是：
一、宜延聘二位可信之西人，籌一良法，速與天下大國立約聯交。
二、宜立新政部，以八人總管，半用華官，半用西人c
三、鐵路仍電請西國辦理鐵路第一有名之人，年約四十歲者與之商辦。
四、李提摩太本人力強年富，心計最工，在新政部應總管籌款借款各事。
五、中國應暫請英人某某、美人某某，隨時入見皇上，以西國各事詳細奏陳。
六、國家日報，關係安危，應請英人某某、美人某某總管報事。
七、學部為人才根本，應請德人某某、美人某某總之。
八、戰陣之事，李氏本人素來不懂，應專精此事之人保薦人才，以備任使。
九、以上各事，應請明發諭旨。22
這一連串建議，究其實質，是希望清廷在外交、鐵路、財政、報紙、教育等部門向各國"借才」，且這種「借才"非一般的顧問性質，而是要有「總管」許可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