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據茅海建研究"張之洞檔案"發現，1895年中日戰爭期間，李提摩太曾致電張之洞，稱自己"今日得妙法，救近救遠。法成，賞一百萬兩；不用，分文不費"（李要價百萬，似是為了引起注意和重視）；並以同樣的價碼向李鴻章兜售該妙法。李鴻章曾試圖邀李提摩太北上詳談，得知李提摩太已起身赴湖北面見張之洞後，又轉而致電張之洞，請他仔細考察李提摩太的「妙法」是否真的可用。見到張之洞後，李提摩太丟擲的"妙法"是"延請外國監管中國的外交和政治"。張之洞則回應說：「不主張將中國變成某個國家的暫時的保護國。"
此外，李提摩太還拜訪過總理衙門大臣張蔭桓、帝師翁同穌、恭親王奕1斤等人，試圖說服他們"對外借才」，但都沒有成功。^不能成功的原因也很簡單：請洋人來幫忙出謀劃策是可以的，但要讓洋人進入清廷的政府機關擔任領導職務，甚至於像赫德一樣直接掌控具體的權力部門，對清廷的安全而言卻是巨大的隱患。
但戊戌年的康有為，似乎並不在意清廷的安全。畢竟，康門弟子上一年尚在湖南謀劃運作"腹地自立"，傳播"保中國不保大清」的政治理念。戊戌年夏天，李提摩太與康有為往來密切。很可能便是在這番往來中，康有為接受了李提摩太"對外借才"的建議。據李提摩太在回憶錄中披露："在夏天的時候，康有為和我商量過變法的計劃，我曾建議既然伊藤博文那樣成功地改變日本，成了一個強國，那麼最好的方法，是由中國政府請他作一個外國顧問。我後來被康有為約請到北京去作皇帝的顧問……」裔而且，李提摩太來京後，曾與伊藤博文住在同一所旅館，與伊藤的秘書有過長談。
隨後，康有為的"懋勤殿計劃」便增入對外借才的新內容（其「制度局計
劃」未提及此事）。康建議光緒，"選集通國英才數十人，並延聘東西各國政治專家，共議制度，將一切應興應革之事，全盤籌算，定一詳細規則，然後施行"25,也就是成立一個有伊藤博文、李提摩太這類外國專家參與的最高決策機構。
1898年9月20日，伊藤博文晉見了光緒皇帝。同日，康有為正式向光緒提出了「合邦」的建議。據康自述，該提案是他在前幾日擬定的。出面呈遞奏摺的，是與康關係密切的御史楊深秀。楊在奏摺中說：
臣聞刑部主事洪汝衝所上封事中，有遷都、借才兩說，而其最要者，莫過聯結與國之一條，蓋亦深恐新政不及佈置，猝為強敵所乘，蹈波蘭之覆轍耳……今該主事所見與臣暗合，而其語之痛切尤過於臣，是誠按切時勢之言也。昨又聞英國牧師李提摩太，新從上海來京，為吾華遍籌勝算，亦云今日危局，非聯合英、美、日本，別無圖存之策……況值日本伊藤博文遊歷在都，其人曾為東瀛名相，必深願聯結吾華，共求自保者也。未為借才之舉，先為借箸之籌。臣尤伏願我皇上早定大計，固結英、美、日本三國，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誠天下蒼生之福矣。26
奏摺提到了洪汝衝之前的借才建議，也提到了李提摩太與伊藤博文是極合適的可借之才。內中的「固結英、美、日本三國"，顯然也不是普通的國與國之間的外交結盟。外交結盟是正常事，不足以讓楊深秀說出「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這種話。
見過了伊藤博文，也見到了楊深秀的奏摺，但光緒並沒有在當天就「借才」「合邦"二事做出決策。於是，次日，與康有為關係親密的另一位御史宋伯魯，就"合邦"一事再度上書。奏摺中說：
又聞俄君在其彼得羅堡，邀集德、法、英各國，議分中國，繪圖騰報……昨聞英國教士李提摩太來京，往見工部主事康有為，道其來意，‘並出示分割圖。渠之來也，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別練兵若干營，以資御
侮……今擬請皇上速簡通達外務、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學士李鴻章者，往見該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與之商酌辦法，以工部主事康有為為參贊，必能轉禍為福，以保乂我宗社。27
宋的奏摺，終於將康有為"合邦"主張的具體內容（宋折中說，這些主張是李提摩太建議的）明確表達了出來。總結起來便是：一、」四國"合為"一邦」；二、自四國中選出百人，組成"合邦」後的新政府；三、新政府擁有管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的權力。
無疑，這是一項石破天驚、聳人聽聞的計劃。
雖列在合邦之中，但英國政府與美國政府，似乎未曾接觸過這項計劃，康有為將兩國列入，或許只是因為有李提摩太參與—-英國政府可能對此事有所耳聞，其駐上海外交官班德瑞與白利南，曾批評康有為"被李提摩太的一些無稽之談所迷惑"，責備"李提摩太是個陰謀家"，說他向康有為提供了「一些愚蠢的建議"。28
日本政府與"合邦計劃」的關係則要複雜許多。因為「合邦」之說，本就來自日本。1898年初，梁啟超曾將日本人森本藤吉的《大東合邦論》一書，改編為《大東合邦新義》（蔡元培評價說，梁啟超是刪改本「多無聊語"，且有頗多可笑之處，如將李鴻章改為"某總兵」如），由康門弟子經營的"大同譯書局」刻印發行。《大東合邦論》一書宣揚日韓應合併為一個聯邦，成為新的"大東國"，該書序文聲稱，唯有東方國家合邦為一國，才能抵禦西方強國的侵略。3。為了影響更多的朝鮮人與中國人，該書以漢文書寫，上海、天津、漢口、重慶、福州等地的樂善堂，均有此書出售。康有為、梁啟超師徒刪改出版此書，顯然是因為他們認同書中的理念。3]
對執政者而言，"合邦論"最大的風險，是「合邦"之後的新政權以誰為主導。森本藤吉主張的「日韓合邦」，顯然便是以力量強盛的日本去「合」掉力量衰弱的朝鮮。清廷與英、美、日四國「合邦」，自然也只能是國力強盛的英、美、日三國「合」掉國力衰微的清廷。明知如此，康、梁師徒為何還會接受"合邦論「？一種較為合理的解釋，便是康門上下此時仍持"保中國不保大清」的政治立場，旨在"保教保種」，並不在乎愛新覺羅皇室的存亡，即所謂
的「大濁國必將大亂，為人所瓜分……獨夫之家產何足惜，所難堪者，我之親戚、兄弟、友生耳"。而且，大略同期，康有為與譚嗣同等還在籌劃"圍園殺後」，欲以武力除掉慈禧太后，但光緒皇帝對此事並不知情。
就在宋伯魯呈遞"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奏摺的同日，1898年9月21日，慈禧發動政變，軟禁了光緒皇帝。此時的慈禧，尚未知曉康有為的"圍園殺後」計劃。數日後，她才會從榮祿的口中知悉此事，榮祿的資訊則來自袁世凱。
慈禧之所以急於發動政變，大約是擔憂朝廷的人事改革將走向"失控"。她不擔憂軍機處和總理衙門的中樞大臣，也不擔憂張之洞等地方督撫，這些人與她之間的政治聯結，遠比與光緒皇帝的政治聯結緊密。她最擔憂的，是伊藤博文與李提摩太成為光緒皇帝的貼身顧問，他們的背後是日本政府和英國政府，那是慈禧撼動不了的力量。她不能容忍光緒借外國勢力與自己爭權。
"戊戌六君子''之間的理念分歧
與光緒被軟禁同時發生的，是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等人被清廷逮捕，其中，譚、林、楊、劉四人是光緒皇帝新任命的軍機章京，楊深秀是山東道監察御史，康廣仁是康有為的胞弟。康有為與梁啟超則出逃海外。「戊戌變法」夭折，成了"百日維新」。
1898年9月28日，政變後的第七天，清廷下達了殺害"六君子"的上諭，內中給他們定的罪名和刑罰是"大逆不道，著即處斬」32。次日，硃諭下至內閣，將六君子的「大逆不道"罪名進一步具體化。硃諭說：康有為宣揚邪說，利用變法的機會包藏禍心，竟然策劃了「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這樣膽大包天的計劃，還私下成立保國會，宣揚什麼"保中國不保大清」，實在是罪大惡極。梁啟超「與康有為狼狽為奸」，寫了許多「狂謬」的文章；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則是"與康有為結黨，隱圖煽惑"。*
慈禧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對譚嗣同、楊銳等「六君子"不審而判直接殺害，大約有兩個原因：一、進入審判程式可能會引來外部勢力的干預，慈禧希望快刀斬亂麻，以果斷殺伐迅速掌控局面；二、政變後從榮祿處獲悉"圍園殺
後」計劃，讓慈禧震怒不已。
這種不審而判，給後世留下一種錯誤的印象，認為「戊戌六君子」有著共同的政治主張，是一群志同道合的維新志士。而事實卻是，對戊戌年的改革，六君子意見和立場存在著很大的分歧。其中，楊銳與劉光第二人對康有為和康黨相當厭惡，林旭在被捕之前曾試圖撇清與康黨的關係，楊深秀的情形略模糊；只有譚嗣同，是康有為改革主張的真正擁護者，是一位無疑義的康黨。
先說楊銳與劉光第。
戊戌年的楊銳與劉先第，大體可以算作張之洞門下之人。張之洞不喜歡康有為的學問，斥之為偽學、野狐禪。楊、劉二人的學術旨趣，則與張之洞大體相近。楊銳早年對康有為曾頗有好感，認為他上奏的某些條陳「透切時弊」弘。1897年12月，楊曾鼓動御史高燮曾上摺子，推薦康去參加瑞典的「萬國弭兵會"。但在戊戌年，楊銳對康有為和康黨的態度，已從欣賞轉變為不滿與鄙視。在給張之洞的一封密信中，楊銳給了康有為一個「謬妄"的評價。信中說：’
近日變法，都下大譁。人人慾得康有為而甘心之，然康固多謬妄，而詆之者至比之洪水猛獸，必殺之而後快，豈去一康而中國即足自存乎？……京師大老，空疏無具，欲以空言去康，何能有濟！%
另據唐才質《戊戌聞見錄》披露，譚嗣同在給唐才常的書信中提到，在軍機處擔任章京一職期間，因為楊銳公開表達對康有為的鄙視，譚嗣同與他發生過正面衝突：
伯兄日：復生入值，與劉裴村一班，劉願者，雖不奮發，而心無他。然可慮者，叔穌跋扈，媚舊黨而排南海，復生憤與之爭，叔嘛不納。兆
「伯兄」指的是唐才常，復生即譚嗣同，劉裴村即劉光第；叔峙即楊銳，南海即康有為。這段話的意思是：譚嗣同去軍機處值班，與劉光第排在一起。劉沒什麼，做事不積極，但也不鬧騰。最讓人擔憂的是楊銳，此人囂張跋扈，
成天取媚舊黨，對康有為非常排斥。譚嗣同憤憤不平，與楊銳公開爭執，楊不採納譚的批評。囂張跋扈、取媚舊黨這類負面評價，是唐才常個人對楊銳的一種成見。但他提到楊銳與康有為一派不合，引發譚嗣同不滿，則是一個重要的客觀事實。
楊銳的好友高樹，也在《金鑾瑣記》裡記載稱，楊銳對同為軍機章京的譚嗣同、林旭二人相當不滿，私下裡評價譚嗣同"鬼幽」、林旭"鬼躁」：
鬼幽鬼躁楊公語，同列招災竊自憂……叔崎日："某君鬼幽，某君鬼躁，同列如此，禍可知矣。"sup37/sup
參考戊戌年譚、林二人的行狀，可以知道，楊銳之所以評價譚嗣同"鬼幽」，是因為譚與康黨多有密謀而不令楊銳、劉光第等人知曉。之所以評價林旭「鬼躁"，是因為林年少輕狂，「日夜謀變更一切甚亟""，也就是不穩重，求變之心太急切。
楊銳擔任軍機章京，是張之洞請託湖南巡撫陳寶箴推薦的結果。劉光第的情形，與楊銳大致相似，他任職軍機章京，也是借了張之洞的力量由陳寶箴推薦。或許是因為不像楊銳那樣是張之洞的心腹之人，所以劉光第事前並不知道自己會被推薦去做軍機章京，入職之後也沒有像楊銳那樣積極活動（楊很希望促成張之洞入京，來主持變法）。
不過，劉光第對康有為等人的壞感受與楊銳並無區別。康黨開設保國會，劉僅前往一次，因不喜歡康有為等人的言論，再未有過交往。他還在家信中感嘆說，朝中新舊兩黨相爭讓人寒心，而自己偏是一個「無新舊之見"的人：
新舊兩黨，互爭朝局（好在兄並無新舊之見，新者、舊者均須用好人，天下方可久存），兄實寒心。非
劉光第家書裡"無新舊之見"的自述，與唐才常對他的觀察是一個「願者"，兩面不得罪人，在軍機處做事，雖然不積極，但也不鬧騰，可謂相當一致。
戊戌年朝中新舊兩黨之爭，始於改革理念差異，終於光緒與慈禧之間的權力鬥爭。當光緒將有關新政的奏章，一概越過軍機大臣，交由新任的四章京辦理時，身在局中的劉光第，便已明瞭自己已被迫捲入高層權鬥，稍有不慎就會粉身碎骨。為了免禍，他在軍機處值班時的做法是："仍以要件商諸大軍機，又曾請於德宗，為言不能僭越大軍機之權。」〃，遇有重要奏章，仍拿去與「大軍機」（指軍機大臣，軍機四章京當時被稱作"小軍機」）商議，並尋了個機會上奏勸說光緒皇帝，希望他不要以軍機章京來架空軍機大臣的權力。這些做法，顯示了劉光第的政見和立場與康有為等人大不相同。
故此，當入軍機處值班不過十餘日的楊銳與劉光第二人被清廷定性為「康黨」而慘遭殺身之禍後，時人皆視為奇冤。張之洞也曾急電京城友人，請他們營救楊銳。他在電文裡打包票為楊銳做擔保，說他絕對不可能是康有為的同黨。電文如下：
楊叔蜂者，端正謹飭，素惡康學，確非康黨，平日議論，痛詆康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此次被逮，實系無辜受累。4i
劉光第死後，家中被查抄，亦搜出一份尚未寫完的針對康有為的彈劾奏章。
其實，被捕之前，楊、劉二人已隱約覺察到了時代的車輪，很可能會從他們自己的身上碾過，均動過辭官退隱的念頭。楊在給弟弟的家書裡說，自己沒辦法和林旭等人共事，軍機章京這份職務實在是無法繼續再做下去：
同列又甚不易處，譚最黨康有為，然在直尚稱安靜，林則隨事都欲取巧，所答有甚不妥當者，兄強令改換三四次，積久恐漸不相能。現在新進喜事之徒，日言議政院，上意頗動……兄擬加遇事補救，稍加裁抑，而同事已大有意見，今甫數日，既已如此，久更何能相處。擬得便即抽身而退。及
劉光第也想辭職。他很擔憂自己長期處在軍機章京這種敏感職位上，「終以憨直賈禍"，會給自己招來禍端。他原本計劃待下一次被光緒當面召見時，
就痛陳一番"新政措理失宜"心，對新政做一番批判，然後就辭官回家。可惜，沒能等到那一天，慈禧就已經發動了政變。
再說林旭、康廣仁與楊深秀三人的情況。
林旭任職軍機章京時，年僅24歲。他對康有為的看法，多受外界環境的影響，並沒有什麼定見。1897年11月，林致書李宣龔，談到自己與康有為的交往，稱"康長素適來，日有是非,欲避未能」m。所謂"是非」，大約是指此時政、學兩界的主流人物均不喜歡康有為的政見和學術。林是兩江總督沈葆楨的孫婿，以世家子弟身份在京尋求政治機會，自然不太願意與風評不佳的康有為和康黨扯上關係。
至1898年5月，康有為已得到光緒青睞。林旭在為康的《春秋董氏學》作跋時,已轉而頗為自豪地明言自己是康有為的學生，說康將他的學問"授旭讀之」九
林旭進入軍機處，可能與他在1898年6月被榮祿招入幕府有關。光緒選拔軍機四章京，既希望通過他們乘貫徹自己的改革意志，也希望在選人時可以平衡滿漢新舊—楊銳、劉光第與漢臣領袖張之洞關係密切；林旭與滿臣榮祿有來往，且與康有為交好；譚嗣同有湖廣官場的背景，同時又是康有為的擁護者。
據時人披露，林旭當值期間，"欲盡斥耄老諸大臣」，"凡建一策，僚輩不能決者，旭大呼奮筆擬稿以進"*可見他確實是一個非常積極，同時也相當冒進的人。這種冒進，曾引發榮祿的擔憂。他寫信給林，勸他在新政事務上與「樞廷諸老」好好合作，「斟酌情形，悉心商辦」，不要"遇事紛更」，別動不動就要改這個變那個。47但林似乎並沒有接受榮祿的勸告。與張之洞急電京中友人營救楊銳不同，林旭被捕後榮祿未曾施以援手。榮的這種態度，或許與二人之前的疏離有些關係。
康廣仁是康有為的胞弟，自然支援康有為。不過，在政變前夕，康廣仁也曾致信友人，抱怨過兄長的做法太過理想主義，目標太高、敵人太多、支援者太少，缺乏可操作性，成功率不高。其信函原文如下：
伯兄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行太大，當此排者、忌者、擠者、謗者盈衡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弟私竊深憂之，故常謂
但竭力廢八股，俾民智慧開，則危崖上轉石，不患不能至地。今已如願，八股已廢，力勸伯兄宜速拂衣，雖多陳無益，且恐禍變生也。必
楊深秀的身份是御史。楊銳在給張之洞的密函中曾提到，御史圈裡面"惟楊深秀、宋伯魯最為康用」4\康有為在戊戌年寫了許多奏章，大多以楊深秀、宋伯魯二人的名義呈遞，結果使楊深秀被殺害，宋伯魯逃往外國使館得免一死。
楊深秀被殺的直接原因，是他替康有為呈遞的那份與「合邦」有關的奏摺裡，不但建議皇帝聘請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為貼身顧問，還勸說光緒調袁世凱的軍隊入京。該折附片中還有一個計劃，稱頤和園記憶體在一個"秘密金庫」，希望光緒允准募集300人，於9月23日入園發掘，挖出來的金子正可作為變法經費。5。所謂秘密金庫云云，自是子虛烏有，該建議的真實用意便是康有為等人策劃的「圍園殺後"計劃。編造"秘密金庫"這個謠言，是為了有一個理由將武裝人員帶入頤和園。在楊深秀呈遞奏摺之前，譚嗣同已致信唐才常，要他帶會黨人馬秘密入京，等待時機偽裝成掘金工人入園，趁機殺死慈禧。楊深秀捲入這樣的密謀，而慈禧又在政變後知曉了該密謀，他自是難以僥倖。不過，楊在呈遞奏摺時，是否知曉"入園掘金"的實質乃是"圍園殺後」，資料有限，尚難以判斷。
略言之，「戊戌六君子"中，楊銳與劉光第二人並非康有為的同道。林旭與康有為的關係則存在搖擺。楊深秀是否知曉康有為等人的驚天策劃，也尚缺乏證據。康廣仁對康有為的做事方式頗有異議。唯有譚嗣同，高度認同康有為的政治立場。他在戊戌年的所作所為，全然是在踐行"求為陳涉、楊玄感，以供聖人之驅除，死無憾焉"刀的夙志。致力於"保教保種」且暗存「保中國不保大清」之念的康有為，正是譚嗣同心目中的「聖人"。
遺憾的是，「六君子"被清廷殺害後，康有為等決定充分利用「保皇」這一政治資產，遂出於宣傳的需要，刊佈了許多回憶、紀念文字。這些文字，將楊銳與劉光第打扮成了康有為的忠實擁痙。如康有為在《六哀詩》裡面說，楊銳「與我志意同，過從議論熟」；梁啟超在《楊銳傳》裡說，楊銳「久有裁抑，呂（後）武（則天）之志"，於是"奉詔與諸同志謀衛上變"。其實，楊銳並
不知道康黨的"圍園殺後"計劃，他的立場始終是調和帝后關係，而非扳倒慈禧。對於劉光第，康、梁也做了類似的虛假描述。
康、梁的這種做法，與清廷對"六君子"的草率定性，構成了一種虛假的「呼應"，也讓戊戌年改革的本來面貌發生了扭曲。進而嚴重影響到後世對這場改革的反思。百日維新是一場極為錯綜複雜的改革，它的失敗，既不能簡單地以「頑固派的鎮壓」來解釋，也非責備康有為「志大才疏」便可使人滿意。它實際上是清廷此前30餘年洋務改革失敗結出來的一枚苦果。在這場改革裡，年輕的皇帝不再信任舊體制；舊體制裡的太后與官僚集團也無意響應年輕的皇帝；"改革旗手"康有為在改革啟動的前一年，便已萌生出"保中國不保大
清」的思想，無論是對年輕的皇帝還是老邁的太后，他都缺乏認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