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在1903年製造了「晚清最後一樁文字獄」，即著名的蘇報案。身處上海租界的《蘇報》，在該年因種種"過激言論"惹怒清廷。清廷本擬嚴懲報館諸人，卻被租界當局所阻，無奈屈尊以原告身份在租界打了一場官司。蘇報案與同年發生的沈蒸案।均演變成了嚴重的輿論事件，不但讓清廷大失體面，也讓慈禧努力想要構築的開明形象破了產。
這個結果讓慈禧與清廷中樞切實感受到"時代已經不同了」--庚子年後，商人、民間士紳與革命黨人紛紛創辦報紙刊物，至1903年已頗具規模。這些媒體讓清帝國的輿論樂態發生了巨大變化。
「清國報紙不講真話"的真意
晚清的新聞媒體最早皆「出自外人之手」2。較著名的中文報紙有上海的《申報》《滬報》《新聞報》等。大體而言，"甲午以前，報紙罕言政事，對於官場中人尤不敢妄加隻字……迨戊戌政變，滬報始對舊派有微詞」\這種「微詞」讓慈禧太后極為不滿，遂下旨查禁各報館並逮捕其主筆。諭旨中說：
莠言亂政，最為生民之害。前經降旨，將官報局、《時務報》一律停止。近聞天津、上海、漢口各處，仍復報館林立，肆口逞說，妄造謠言，惑世誣民，罔知顧忌，亟應設法禁止。著各該督撫飭屬認真查禁。其中主筆之人，率皆斯文敗類，不顧廉恥。即飭地方官嚴行訪拿，從重懲治，以息邪說而靖人心。4*
需要注意的是，戊戌年之前對報紙報館不滿者，遠不止清廷中樞，李鴻
章、左宗棠這些地方督撫均對報紙報館存有強烈敵意。
關於李鴻章對報紙的認知，中文知識界長期流傳一則典故。其大致內容是：1896年八九月間，李鴻章訪問美國，其間接受《紐約時報》記者採訪，引起不小的關注。採訪中，記者曾問李鴻章：「閣下，您贊成將美國的或歐洲的報紙介紹到貴國嗎？"李鴻章則回答：「中國辦有報紙，但遺憾的是中國的編輯們不願將真相告訴讀者，他們不像你們的報紙講真話，只講真話。中國的編輯們在講真話的時候十分吝嗇，他們只講部分的真實。而且他們的報紙也沒有你們報紙這麼大的發行量j由於不能誠實地說明真相，我們的報紙就失去了新聞本身的高貴价值，也就未能成為廣泛傳播文明的方式。"5
這段對話確實存在，也確實刊登於當日的《紐約時報》。遺憾的是，百餘年後的中文知識界，普遍錯解了李鴻章的這段話，誤以為李是在批評清廷的新聞政策。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南轅北轍的誤解，首先是因為很多人忽略了一件事情：《紐約時報》刊登的「英文文字表述」，並不必然等同於李鴻章的"中文語言回答」。當日的記者會上，李鴻章有兩名翻譯。「前半部分由總督私人醫生馬克先生做翻譯，隨著問題越來越深入、詳細，馬克先生抵擋不住，只好由羅豐祿來應付了。"李的中文回答，由羅豐祿等人轉譯成英文，留存於《紐約時報》，今人再從《紐約時報》將之譯回中文，至少在遣詞造句上，會與李鴻章的原始表達存在很大區別。
比如，李鴻章不可能用中文說出"政治經濟學家們」這類字眼，《紐約時報》英文報道里的"politicaleconomists",究竟對應是哪個詞，很費今人思量。再如，同期訪問英國時，李鴻章曾於白金漢宮之簽名簿上留詩一首："飄然海外一浮鷗，南北東西遍地球。萬綠叢中兩條路，飆輪電掣不稍留。"（該詩系李鴻章在倫敦坐火車後所寫）這首詩由羅豐祿轉譯成英文進呈女王，倫敦的媒體曾有報道。蔡爾康、林樂知編寫《李鴻章歷聘歐美記》一書時，又從英文報紙回譯，結果就變成了"遠行之客，如海上之鷗，浮過大洋，足跡遍於東西南北。但見終歲長青之松柏中，有路兩條，車輪瞬息飛去。"核心主旨沒有偏差，但遣詞造句已完全是另一番模樣。sup6/sup
具體到李鴻章對"中國報紙"的評價，也是同樣的情形。即便核心主旨沒
有偏差，遣詞造句也早已遠離了李鴻章的原話。李絕對不可能說出"新聞本身的高貴价值」這類話，因李對新聞的獨立監督權在現代政治中的重要性尚無認知。比如在給蓮池書院山長吳汝綸的書信中，李就將西方媒體對自己的高度關注歸結於「西人好名"，而非民眾的"新聞知情權"。7
而且，那種將李鴻章批評「清國報紙不講真話」解讀為「批評清廷不讓清國報紙講真話"的意見，至少還忽略了兩個非常關鍵的事實：一、李鴻章的言辭無一字涉及政府，指責物件始終侷限於"中國的編輯們"。二、1896年，李鴻章出訪時，清廷尚無正規的媒體管制政策，媒體與體制之間的衝突不多，矛盾多產生於報紙和具體官員之間。1898年慈禧釋出上諭令各地督撫嚴查「捏造謠言"的報館及主筆，是清廷第一次公開壓制報刊輿論。
第一個事實有《紐約時報》的英文報道在，無須贅言。第二個事實很有必要細說。
中國近代報刊多由外人創辦於通商口岸，早期內容多是商業資訊。其開始報道清廷的時事訊息，g論清廷的政治問題，大約始於19世紀70年代的上海《申報》（1872年）和香港《迴圈日報》（1873年）。8最先與報紙發生衝突的，不是清廷中樞，而是地方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