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申報》為例，自1872年起，其報道一再引發地方官員的不滿。如報道"徐壬癸案"，描述上海縣令如何對犯人施以酷刑（先杖二三百，又敲脛骨一百），引起西人輿論大譁，報紙遂與上海縣令交惡；報道「楊月樓案"，遂與上海地方官員交惡；報道「楊乃武案"，遂與浙省大小官員交惡；報道「海防與塞防之爭"，又與左宗棠交惡。
地方官員無法忍受，更無法適應自己的施政被報紙置於"公議」之下。《申報》的錯報、誤報（受信源採集能力的時代侷限，這類有問題的報道並不鮮見，如報道吳中"張撫君」官轎中被人放了炸藥包，結果被證明是假新聞；報道嘉善縣百姓強擁縣令出城，令其目睹田間旱荒，結果也被證明與事實存在出入），遂成為地方官員屢次提請查禁《申報》的重要理由。。
左宗棠19世紀70年代對江浙報人的諸多評價，大致可以視為當日官場對新聞報紙的一般性看法。左說，江浙報人都是些「無賴士人」"無賴之徒"，專‘在顛倒是非：
近時傳播新聞紙本英人設局，倩江浙無賴之徒，所為侈談海務，旁及時政，公造謠言，以惑視聽，人所共知。
吳越人善著述，其無賴者，受英人數百元，即編輯新聞紙，報之海上奇談，間及時政。近稱洞悉洋務者，大率取材於此，不覺其詐耳！
江浙無賴士人，優為之處士橫議，託於海上奇談，都中人士遂視為枕中秘矣。所繫在顛倒是非，辯言亂政，不僅江浙一時之害。
《申報》本江浙無賴士人所編。島人資之以紿中國，其中亦間有一二事蹟堪以覆按者，然干涉時政，拉雜褻語，附錄邸報，無紙不然。sup10/sup
前文所言的"甲午以前，報紙罕言政事，對於官場中人尤不敢妄加隻字」，便是因為地方官員對報紙這一監督施政的新事物，抱有強烈的牴觸和反感。李鴻章雖是晚清改革的旗手，同樣也不例外。至晚在1862年，李鴻章便開始留意從外國人所辦英文報紙中搜集資訊，他曾命「會防局」蒐集、翻譯此類報紙，除自留一份外，還分送給總理衙門和曾國藩，每旬一送。至於中文報紙，則不在李鴻章的視野之中--曾國藩曾直言「上海所刻新聞紙謠言太多」，致信李鴻章，請他設法"禁阻一二」，可見二人對中文報紙的大體看法。sup11/sup
李鴻章是報紙關注的焦點，對報紙的不滿自然會比其他官員更深一些。比如，1875年，左宗棠西征，《申報》頗多新聞資訊得自道聽途說，並不準確，以致左宗棠在給友人吳桐雲的私函中憤然寫道："時論……道聽途說，惟怪欲聞……《申報》乃稱回部歸土耳其，土耳其已與俄、英通款貿易，中國不宜復問！合肥據以人告，並謂得之亦不能守，此何說也！"所謂"合肥據以入告」，乃是指李鴻章拿《申報》上的報道為依據，向朝廷上奏，來質疑左宗棠的西征。當報道被證實存在偏差時，李鴻章便難免會遷怒《申報》。sup12/sup
再如，1869年，李鴻章奉命處理酉陽教案，總理衙門抄錄的中文報道里，有一些與事實也存在偏差，如聲稱"燒斃三十九命""致斃四五十名」，資料便不準確。這類報道引起法方注意，也被李鴻章認為給自己的交涉帶來了不必要的麻煩。"
再如，中法戰爭期間(1883—1885),李鴻章與曾紀澤(曾任駐法公使)
意見相左，李的意見在總理衙門取得優勢後，立場偏向曾紀澤的《申報》刊登了一篇《曾襲侯致李中堂書》，對外公開了曾、李之間的分歧。《申報》主筆並在按語中稱頌曾紀澤"熟悉外洋人情」，對法國政治「瞭如指掌"，讚譽公開信「義正詞嚴，思慮深遠"，"語語從血性中流出，字字從天平上稱過」。這封公開信，為李鴻章引來了朝中"清流」的口誅筆伐。在李鴻章看來，《申報》這種報道，無疑屬於"只講部分的真實"。sup14/sup
1883年，李鴻章就吳長慶的部隊是否適宜繼續留鎮朝鮮一事回奏，奏文中提到"惟滬報日報間有譏刺，皆系倭人嫉忌及朝人附倭者捏造之詞，斷不可信"。朝廷通過"滬報日報」獲悉吳長慶部在朝鮮紀律不佳，不受歡迎，李鴻章則回稟朝廷，自己得到的資訊是"軍民上下歡欣如家人」。」1895年9月，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拜訪李鴻章。據李提摩太記載，李鴻章曾對他提道："《新聞報》（出版於上海的一份報紙，人們都認為它受張之洞資助）對他的攻擊是不光彩的。」16
如此種種，使得"中文報紙多刊載不實資訊"這種認知，一直持續到李鴻章1896年出訪歐美之時。而且，恰在出訪前夕，報界又發生了一件令李鴻章極其不快的事情--1896年初，御史楊崇伊（李鴻章的兒女親家，其子娶了李鴻章的孫女）出面，彈劾了康黨組織的"強學會"，重點抨擊該會會報《中外紀聞》「於目前局勢，未能了了，僅憑報館橫議，逞其筆鋒」，「函索各省文武大員，以譭譽為要挾"，直接導致該報被禁。據康黨友人吳樵披露，楊崇伊此舉，是受了梁啟超的文章《學會末議》的刺激。梁這篇文章「內有易相之意」
（易相，即要求罷免李鴻章），本擬發表在上海的《強學報》上；不料在內部傳閱時走漏了訊息，楊崇伊遂先發制人，彈劾了"強學會」。梁啟超等以媒體為武器介入政治，無疑加深了李鴻章對中文報紙的負面觀感。sup17/s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