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練兵處大量起用留日士官生是由袁世凱主導"這個事實,更能見出袁當時處境的險惡。
在長達200餘年的時間裡，清廷中樞心內的滿漢分野從未消失。至清末的最後十年，革命黨人屢以民族主義為號召工具，清廷中樞對漢人官僚的猜忌遂上升至一種前所未有的高峰。「漢奸」一詞始於清代中葉並盛行於晚清，便是清廷中樞內心的滿漢分野從未消失的一項明證。與後世對"漢奸"一詞的理解（背叛國家利益的奸人）’不同，在清朝統治者的語境裡，"漢奸"所指乃是那些對清廷心懷不滿、損害了清廷利益的"漢人奸民」。自雍正朝開始，「漢奸」一詞即頻繁見於清廷內部的各種往來檔案。幾乎每次出現社會衝突，都會有督撫大員條件反射式地將"漢奸作亂"視為重要緣由。i8
晚清外患加劇，這種思維定式也變本加厲。林則徐赴廣東禁菸，公開聲言自己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捕漢奸——「本大臣奉命來粵，首辦漢奸」九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廣東的奕山、隆文、琦善等官員在奏摺裡大談"省城大小衙門俱有漢奸探聽資訊，傳送夷人"2。"漢奸人面獸心・.•・••臨陣則仿造號衣，又與營兵無別，往往混入軍中，真偽莫辨」2,浙江的奕經也奏稱"江浙一帶漢奸極多」22「（寧波等地）人情險惡，半系漢奸」23「曹江以東，到處漢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2二定海之戰失利，欽差大臣裕謙在奏摺裡說，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便是"（洋人）驅使閩粵漢奸，舍死登岸……約計總有萬餘人"25。這當中，最使人瞠目者，莫過於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失敗告終之後，奕山在給道光皇帝的覆盤奏摺裡，指責"粵民皆漢奸，粵兵皆賊黨"，將此戰的教訓總結為「防民甚於防兵，而防兵又甚於防寇」26。
之後的「庚申之變」與「庚子之變「裡，防備「漢人中的奸民」始終被清
廷中樞列入重點關注專案。方恭親王奕訴創設同文館、醇親王奕譚創設昆明湖水操內外學堂，也均堅持滿人優先原則。這些思維定式的背後，均是濃重而頑固的「滿漢分野」心理在起作用。袁世凱在練兵處雖然謹小慎微，主動引入留日士官生來稀釋北洋武備系的影響力和存在感，也仍同樣逃不出這種困境。
這種困境，註定了漢人中的幹員袁世凱與滿人中的幹員鐵良在業務上雖可密切合作，在政治上卻必然分道揚鐮。鐵良的下屬，曾任清廷陸軍部科長的李炳之，對袁鐵關係留有一段頗具深長意味的回憶。李炳之說，對於袁鐵兩人，他當年的感覺是：
鐵良為人拘謹謙恭，和袁世凱處得很好。
當時鐵良主張泯除南洋、北洋的界限，所以在段（祺瑞）、王（士珍）、馮（國璋）三人之下，任命的（練兵處）監督，很多是南洋派遣赴日的留學生q
鐵良與漢人處得很融洽，他與袁世凱也能密切合作。
據我所知，鐵良同袁世凱相處很厚，他常向袁世凱說：「我一生以年羹堯為戒。"這一方面固然表示他謹小慎微、循規蹈矩的作風，但同時也是諷勸袁世凱。"
李炳之所謂的「鐵良與袁世凱也能親密合作"，主要是指業務層面，也就是具體的練兵工作。在政治立場上，鐵良對袁世凱仍是充滿了猜忌，常對袁世凱強調"我一生以年羹堯為戒」，便是一種近乎赤裸的警告和威懾。若僅是自我告誡，是不必將這種話常向袁世凱去說的。
1905年，當練兵處的工作略具正規後，清廷的「軍事排漢計劃"也提上了日程。該年10月，清廷中樞釋出上諭，決定「建立貴胄學堂，令王公大臣各遣子弟投考入學，親習士伍」29。次年，貴胄學堂即正式成立。該學堂共辦了兩期。第一期由陸軍部保送學生120名，其中王公子弟40名，蒙古王公子弟及閒散宗室40名，漢籍二品以上大員子弟40名。另據學堂監督張紹增之弟張紹程講，第一期有學員96人（或許是未招滿的緣故），漢人只有18人，其中還有一個是漢軍旗人。3。1910年第二期招生時、將「保送人學」改作「招考人學"，以示
公平。結果這期學生漢人子弟佔了六成，滿蒙子弟只佔四成。才貴胄學堂的用意，李劍農在《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中，有一段相當精闢的論述：
鐵良等的軍事排漢計劃尚有一層最深刻的，便是創立貴胄學校。他們以為當兵的漢人雖多不足憂，所可憂者就是統率兵隊的上級將官，也將被漢人佔了多數。倘若中國的兵都能夠用滿人為將，就好比以牧人驅群羊一般，滿人可以高枕無憂了。因此便創立一個貴胄學校，其程度期與外國的陸軍大學相等；將來的上級將官，必皆由此校派出；由各省武備學校出身的，只能充當下級的佐尉。貴胄學校原定的章程，必宗室八旗子弟方准入學，後來想掩飾漢人的耳目，乃增加一條：三品以上實缺大員之子亦得入學。其實此條等於空文，因為三品以上實缺大員之子，不是京堂便是道府，罕有來入這種學校的。不過他們所辦的貴胄學校，後來並沒有達到目的；因為那些貴胄享慣了驕奢淫逸的福，看相雖好，實際上都不成才，所以沒有發生一點效果。32
1906年，清廷中樞決定改革官制，其「軍事排漢計劃"也再次升級。先是11月6日，練兵處與兵部、太僕寺正式合併為陸軍部，由奕勘管理部務，鐵良擔任陸軍部尚書，所有新軍事務均歸該部管轄。袁世凱被擠出局，然後朝中御史又針對袁群起彈劾。袁體察情勢，遂於11月18日主動奏請辭去各項兼差，還將北洋六鎮中的四鎮"請歸陸軍部直接管轄，毋須臣再督練"，自己只求保留第二、四兩鎮，理由是：
惟第二鎮駐紮永平、山海關一帶，第四鎮駐紮天津附近；現在外軍（指日俄戰爭的善後）尚未盡撤，大局尚未全定，直境幅員遼闊，控制須賴重兵，所有第二、第四兩鎮，請仍歸臣統轄督練以資策應。33
兩天後，清廷便接受了袁世凱的請辭，下旨稱「著照所請，開去各項兼差」，並強調"現在各軍應歸陸軍部統轄"，北洋第二與第四兩鎮「著暫由該督（指袁仍是直隸總督）調遣訓練」"這「應歸「與「暫由」兩詞，可謂意味深長。
此後，袁世凱便長期深陷於清廷中樞因滿漢分野而生的猜忌遊戲之中。
1907年，日法協約、日俄協約相繼簽訂。這些協約的真實目的，是日本欲趁日俄戰爭勝利之勢成為東洋盟主，"故諸協約成，而中國之前途反危」"。袁世凱認為情勢緊迫，於該年7月底上奏請求清廷加速預備立憲，並提出十條政見，分別是：昭大信（皇帝親自前往太廟昭告立憲）、舉人才、振國勢、融滿漢、行賞罰、明黨派、建政府（內閣合議制）、設資政院（州縣設議事會，省設t諮議局）、辦地方自治、搞普及教育。此外，袁還奏請派大臣赴德、日兩國考察憲法，並派王公近支赴英、德兩國學習政治與兵備。兆這些建議未能改變中樞對袁的猜忌。9月，袁遭遇"明升暗降」，被免去有實權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職務，內調為無實權外務部尚書、軍機大臣。
1908年11月，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相繼去世，年僅三歲的溥儀即位，清廷進入宣統時代，溥儀之父載洋以攝政王的身份監國。袁世凱的命運愈加岌岌可危。據說，載洋本有意以「包藏禍心"的罪名處置袁，但被張之洞勸阻，張的理由是"王道坦坦，王道平平，願攝政王熟思之，開缺回籍可也」"，所以最後上諭裡寫的是"袁世凱現患足疾，步履維艱，難勝職任，袁世凱著即開缺，回籍養痼「非。
袁奉旨回到河南後，即隱居於沮上村，且特意拍攝了披蓑戴笠乘舟垂釣的照片對外公佈，以示並無他志。據黃興說，「袁氏當未辭職之先……是時兄弟寄留南京，有直隸總督楊士驥代表人來會，據稱宮保此時地位頗覺危險，甚願與革命黨聯合，把清室推翻，復我故國」3"若黃興所言屬實，則在慈禧去世之時，袁世凱便已預感到自己的命運——慈禧鮮少誅殺中樞大員與督撫重臣，載洋等輩則未必-—開始與革命黨人接觸以預留後路了。
1910年，隱居中的袁還曾派人與孫中山聯絡。孫於辛亥革命爆發後如此回憶此事：
一年前袁派人來請我時，我不敢輕信來使。我認為他在耍花招、,其實他是有誠意的。他希望取消對我的通緝，並公開和我一致行動。而我卻對他的使者說："請回稟貴主人，我艱苦奮鬥十五載，歷盡險阻，不是為了輕易受騙。請
轉告他閣下，我可以等待。天命無常。"4。
滿漢之別引發的猜忌，終於讓袁世凱與清廷的距離越來越遠。袁在1911年選擇和革命黨聯手埋葬清廷，絕非偶然。
"有兵在"是個大笑話
據胡鈞《張文襄公年譜》記載，張之洞1909年去世前夕，曾與攝政王載洋，有過一段意味深長的對話。
當時，津浦鐵路有官員遭彈劾革職，載洋欲以滿官繼任。張之洞勸他："不可，輿情不屬。"載洋回覆：「中堂，直隸紳士也，紳士以為可，則無不可者。"張之洞說：「豈可以一人之見而反輿情？輿情不屬，必激變。"載洋回覆："有兵在。"張之洞遂退而嘆曰："不意聞此亡國之言。」以
該年譜還記載，張乏洞病重時載洋前往探望，二人有過一番密談。載洋離去後，帝師陳寶琛人內詢問張之洞："監國之意何？"張之洞無他言，唯嘆日："國運盡矣！蓋冀一悟，而未能也。」芸
按學者羽戈的解釋，張之洞之所以將載洋的「有兵在」視為亡國之言，是因為"張之洞還是有一顆敬畏之心"，"他終究是一個講究治術的政治家"，所以才會在與載津對話時，把"輿情」看得那麼重，「能重視輿情，說明此人心中還有對輿論與民意的顧忌"。必這種解釋令人信服。
不過，從統治術的角度來看，載洋的"有兵在」其實抓住了問題的核心。對所有的專制政權而言，能夠提供穩定的人力與物力汲取的官僚系統，和以重金豢養、能夠為政權保駕護航的軍隊，才是真實的統治基礎。輿論和民意可以肆意壓制，也可以肆意粉飾，反而並不重要。
問題是，當時的載洋手中無兵，所謂的"有兵在"只是一種幻象。
做了攝政王之後，載洋代宣統皇帝成為全國陸海軍大元帥，以胞弟載濤為軍i諮府（陸軍最高軍事參謀機關）大臣，掌控陸軍；以胞弟載洵為海軍大臣，掌控海軍。天下兵權看似集中掌握於兄弟三人之手。然而，載洋本是一個'遇事優柔寡斷之人。其弟載濤對他的評價是「人都說他忠厚，實際忠厚即無
用之別名……他做一個承平時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來主持國政，應付事變，即絕難勝任"。他之所以一做上攝政王，便要驅逐袁世凱，便是知道自己能力不足，若將袁留在朝堂之上，"自己這個監國攝政亦必致大權旁落，徒擁虛名"。sup44/sup
年紀輕，閱歷淺，全無帶兵經驗，在軍中毫無根基，是載注兄弟最大的弱點。載注是1883年生人，載洵是1885年生人，載濤是1887年生人。載洵、載濤皆是1904年進入的陸軍貴胄學堂，1908年因光緒和慈禧去世而草草畢業，隨後便分別成了清廷陸軍與海軍的最高長官。儘管二人上臺後，也曾率團隊浩浩蕩蕩出洋考察各國軍政，卻終究只是蜻蜓點水、走馬觀花，既不足以掌握到現代軍隊建設的精髓，也無助於從人事上切實掌控軍隊。對於這種弱點，當年的媒體便已一針見血地指出：
以全國軍政委之於三二人。三二人中，屬於親貴，以其天潢貴胄，信之於朝廷，是否有軍事之學問、軍事之閱歷、軍事之常識，皆非計也……以此而欲求全國軍事之進步，豈不是南轅北撤，緣木求魚哉！故政府專籌統一軍事以防內亂，實乃春蠶自縛耳。"
英國《泰晤士報》的駐華記者莫理循也曾在1909年撰文說：
攝政王最近的政策極不明智，他試圖加強滿人的權力，結果卻適得其反。他分別任命兩個弟弟擔任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但這兩個年輕的親王均毫無經驗和能力，沒有受過專業訓練，因而引起了廣泛的不滿，受到報界異乎尋常的大肆抨擊。"
無學問、無常識、無閱歷、無經驗、無能力、無根基的結果，便是載津、載濤與載洵兄弟徒有最高軍事長官的虛名，即便有鐵良這種能臣輔佐，也始終無法真正有效掌控軍隊。,
辛亥年，武昌起義的訊息傳來，隆裕太后召集御前會議，眾人和戰不定，軍i諮大臣載濤一言不發。隆裕太后問他意見：「你是管陸軍的，你知道咱們的
士兵怎麼樣？"載濤的回應是："奴才練過兵，沒有打過仗。"萌
所謂的"有兵在"只是如此罷了，這也是清廷在辛亥年不得不再次請袁世凱出山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