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愛因斯坦發表了關於相對論的第一篇論文。清廷內部也發生了許多大事，如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國政治，臨行前夕遭遇了刺客；同盟會在東京召開了成立大會。其中對清帝國朝野震盪最大者，當屬科舉制度在本年終於被廢除了。
對清帝國來說，科舉制度不僅是一種人才選拔制度，更是一種籠絡知識分子的手段。科舉的本質是以官職為誘餌，引導天下讀書人按照朝廷的需要在思想與行為上做自我修正，通過不斷生產流水線式的所謂"人才"來維護政權的穩定。廢除科舉，意味著這種傳統的立國之術已經破產，也意味著清帝國的傳統統治模式走到了盡頭。
科舉是一種統治手段
自隋煬帝大業元年（605）創設進士科，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清廷正式下旨廢除科舉，科舉制度在中國實行了整整1300年。這項制度之所以擁有如此頑強的生命力，是因為它提供了一種幻象：上升通道對所有人開啟，所有人都有機會進入體制，成為統治集團的一分子。
之所以說這種上升通道是一種幻象，是因為科舉取士從來不是官僚集團的主要來源。清代不是，之前的朝代也不是。
先說唐代。按齊陳駿的估算，「唐代每30年一代官僚總數是19000人，而每30年科舉出身的是3100人。我們將這3100人全部算作入仕為官的話，那麼，科舉出身的官僚也僅佔整個官僚集團16%強，另外80%多都是非科舉出身的人。如果我們將胥吏包括在內，則科舉出身的連佔1%也不到了"。,
再看宋朝。依據嘉定六年（1213）的統計，科舉出身的官員只佔到了全部官員的26.1%,遠比不上佔比56.9%的"恩蔭出仕」。這一統計只包括了"官」，沒有將"吏」計算在內，否則科舉出身者所佔比例會更低。2
至於元代，開科取士不過是走個形式，可參考元末明初人葉子奇的說法："（元代）科目取士，止是萬分之一耳。」元代立國半個世紀，科舉出身的官員，佔同期文官總數的比例，不超過3.88%。3
明代的情況，據郭培貴考證："明朝選官來源除科舉外，還有薦舉、學校和吏員等途徑，而以數量論，洪武時期薦舉一度成為選官來源的主體；……洪武至景泰間，'七卿'•中的57.6%來源於以薦舉為主的非科舉出身者。而永、宣以後，國子監生入仕在數量上也遠遠超過科舉；科舉只是在選任重要和高階官員中佔據絕對甚至壟斷優勢而已。」4
再看清代。何炳棣的研究認為，"在1871年七品至四品的地方官中有51.2%是捐的官"二也就是拿錢買官的比例已經超過了科舉（剩餘的48.8%的官員，也並非全部來自科舉）。另一項針對湖北省和山西太谷、安澤、虞鄉三縣的統計顯示，只有3%—4%的’「士」（生員），能通過科舉取士完成從體制外向體制內的流動。6
關於科舉作為一種統治手段所起到的最核心作用，唐太宗李世民的「天下英雄人吾鼓中"早已為人熟知。但李世民的這句話容易讓人產生誤解，以為科舉的目的是選拔"天下英雄"進入統治集團，利用他們的見識和能力來造就盛世。相較之下，朱元璋與慈禧的表述，就要精準得多了。
朱元璋說，「柔天下」之法莫過於科舉，「天下才智，無所試，久必憤盈。諸負血氣者，遂憑之以起"，科舉的作用，便是以四書五經、詩詞經義這些無用之物，將"負血氣"者困入科場。7
慈禧的看法與朱元璋高度相似。戊戌年後，兵部尚書榮祿上奏請求改革武舉，欲放棄冷兵器專案，改考與槍炮有關的內容，並停止默寫古老的《武經》。結果被慈禧以懿旨否決，懿旨裡說，"科舉之設，無非為士子進身之階」，科舉的核心目的不是選拔人才，而是給士子提供一個進入體制的路徑，武舉自然也不例外（其實也是幻象，清廷軍隊的武職，出身行伍者遠多於出身武舉者）。至於培養軍事人才，那是"營武學堂"的事情。所以，各級武舉考試「均著照舊制，用馬步箭、弓刀石等項分別考試"；武進士們被錄取後，再
送他們去地方部隊和神機營裡練習槍炮。sup8/sup
不止朱元璋與慈禧，到了晚清，體制中人皆明白科舉制度的核心作用不是選拔"天下英雄"，而是羈縻乃至摧折"天下英雄"。
1905年9月2日，由直隸總督袁世凱、盛京將軍趙爾巽、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周馥、兩廣總督岑春帽、湖南巡撫端方等聯名呈遞的《立停科舉推廣學校折》中，便明言科舉的存在「阻礙學堂，妨誤人才」，只要科舉一日不停，讀書人便"皆有僥倖得第之心"，不願去學習真知識真學問，新式學堂便"絕無大興之望"。正所謂：
欲補救時艱，必自推廣學校始；而欲推廣學校，必自先停科舉始。9
同日，清廷頒佈上諭，宣佈"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3
科舉制度就此畫上了句號。
日俄戰爭下的"兩害相權」
深知"科舉之設，無非為士子進身之階」的慈禧，何以會在1905年同意廢除科舉？
眾多地方督撫聯名上奏施壓，顯然是一個重要原因。自"庚子之變」後，袁世凱、張之洞等人要求改革科舉的奏摺便沒有停過。但更重要也更直接的原因，則是日俄戰爭帶來的嚴重危機。
《立停科舉推廣學校折》裡重點提到了這層時代背景：
近數年來，各國盼我維新，勸我變法，每疑我拘牽舊習，譏我首鼠兩端。群懷不信之心，未改輕侮之意，轉瞬日俄和議一定，中國大局益危，斯時必有殊常之舉動，方足化群疑而消積憤。",
日俄兩國為了爭奪在華利益，在中國的領土內開戰；清廷不但無力阻止,
為了儘可能止損還必須宣佈「局外中立"。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給國人帶來的屈辱感，並不亞於i860年的"庚申之變"和1900年的"庚子之變"。
與屈辱感相伴而生的，是對清廷合法性的質疑乃至抨擊。早在日俄戰爭爆發前夕，《大公報》便有文章寫道：
甲午以前，我中國如力求上奮，力圖富強，何至有甲午之敗政？如無甲午之敗蛆，何至召列國之輕視？甲午以後，我中國如真心求治、銳意變法，何至有庚子之奇禍？如無庚子之禍，何至有俄人佔地不還之爭？如無俄人佔地不還之事，何至有今日俄日挑釁之舉？sup12/sup
類似的責備，在1904—1905年的報刊媒體上隨處可見。《立停科舉推廣學校折》裡的「斯時必有殊常之舉動，方足化群疑而消積憤」（此時必須有特別重大的改革舉措，才能彰顯朝廷改革的決心，才能消除各方的疑慮和積蓄已久的憤怒），便是針對這類責備而言。
其實，按慈禧原本的設想，興學堂與存科舉最好同時並重--前者提供「救國家之亡"所需的技術人才；後者提供「救朝廷之亡」所需的意識形態（四書五經與忠君尊孔）。這也是為什麼晚清的科舉改革喊了幾十年，但進入20世紀之後仍是兩者並重。1903年武昌府試的考題之一，就是讓學生就「廢科舉」與"興學堂"的兩難各抒己見：
問科舉進身易，學堂進身難，有科舉則學生不能專心，科舉可廢歟？近日遊學日本學生、上海學生，猖狂流蕩，不率教、不勤學，學生果可恃歟？然則主持學務者，若不廢科舉，恐無自強之時。若不懲學生，益重自由之弊。將何道之從，試深慮而暢言之。sup13/sup
考題的主旨簡單明瞭：不廢科舉，便無法得到真人才；廢了科舉，學生又會脫開牢籠奔向"自由」，實在是難以抉擇。出題者懷著深深的憂慮，期待著考生能在作文裡將「救國家之亡"與"救朝廷之亡"合二為一。
這種憂慮也深深地存於以慈禧為首的清廷中樞的頭腦之中。所以，當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