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變法上諭"頒佈，兩廣總督陶模奏請"變通科舉」時，朝廷沒有給予答覆。之後，張之洞、劉坤一、袁世凱、王之春、李銳興、張百熙等相繼奏請「變通科舉"，同樣沒有獲得朝廷響應。朝廷僅以考試改用策論不得寫八股文敷衍了事。1902年頒佈《欽定學堂章程》時，也未涉及科舉的改革與存廢。1903年，張之洞與袁世凱聯名奏請遞減科舉，得到的批示是「政務處會同禮部妥議具奏」，卻又受到彈劾，再也沒有了下文。sup14/sup
1904年1月，張之洞與張百熙等人再次聯名奏請遞減科舉、注重學堂。內中說，將來的學堂裡，"丸中國向有之經學、史學、文學、理學，無不包舉靡遺。凡科舉之所講習者，學堂無不優為」15,所有科舉時代的學習內容，都將在學堂中繼續保留。這種「兼顧之法"很閤中樞的心意，隨後便有上諭給張之洞等，要他們好好制定相關章程，以便從1906年起逐科逐年遞減科舉取士的名額。sup16/sup
也就是說，按1904年的設計，為了讓四書五經與忠君尊孔全面進入學堂，清廷至少需要十年的緩衝時間，才能完全停止科舉。然而，日俄戰爭爆發後，清廷的「局外中立"引發了國人強烈的屈辱感，輿論抨擊此起彼伏，排滿革命也風起雲湧。全社會對清廷的失望情緒來到了一個新的高點。袁世凱、張之洞等地方督撫再次趁機聯合上奏，要求朝廷拿出足以挽回人心的大型改革舉措，終於將以慈禧為首的清廷中樞逼到了不得不下旨廢除科舉的地步。
對慈禧太后來說，這是一次迫不得已的"兩害相權取其輕」--宣佈廢除科舉以鼓舞人心，並以此維繫政權的合法性，是更迫在眉睫的事情；至於四書五經裡的忠孝尊孔，不妨日後再慢慢往學堂裡塞，再慢慢往學生的腦子裡灌。
群疑難化，積憤難消
對一些舊式讀書人來說，廢除科舉是很沉重的打擊。
山西人劉大鵬，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劉是山西太原縣赤橋村人，生於1857年，逝於1942年。1894年中舉，然後三次入京會試，均落榜而歸，沒能進入官場。為了謀生，他在太谷縣某富商家中擔任坐館教師，一做就是20年。1905年10月，廢除科舉的訊息傳到該縣，劉大鵬深受打擊，在日記中寫下了
"甫曉起來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屬空虛」0的文字。
劉大鵬的「心若死灰"，既是哀嘆自己再無機會通過科舉進入官僚集團，也是在哀嘆自己私塾教師的職業將要不保，往後會生計艱難。劉在日記中說，科舉廢了，"有子弟者皆不作讀書想"（1905年10月15日）吃再沒人要送孩子來私塾讀四書五經；「昨日在縣，同人皆言科考一廢，吾輩生路已絕」（1905年10月23日）sup19/sup,縣裡做私塾教師的同行都在哀嘆馬上就要失業；"科考一停，同人之失館者紛如，謀生無路，奈之何哉！」（1905年11月3日）sup20/sup,同行們紛紛丟了工作，可怎麼辦呢；「去日，在東陽鎮遇諸舊友借舌耕為生者，因新政之行，多致失館無他業可為，竟有仰屋而嘆無米為炊者」（1906年3月19日）2］，又在路上碰到因失業而無米為炊的老同行……
對未來的歷史程式，這位私塾教師也充滿了憂慮，"今之學堂，所教者西學為要，能外國語言文字者，即為上等人才，至五經四書並置不講，則人心何以正，天下何以安，而大局將有不堪設想者矣"?2一科舉不考了，學堂也不講四書五經了，人心從此壞掉，天下可怎麼辦呢？劉大鵬的邏輯與慈禧太后的邏輯高度一致。只不過，慈禧太后是愛新覺羅家的太后，劉大鵬卻只是即將失業的私塾先生。這種身份錯位下的思維同構，恰是科舉制度千餘年來一直備受皇權重視的原因所在。
其實，雖然劉大鵬們對廢除科舉一事牢騷滿腹，但在當日，科舉的廢除並沒有造成大的社會動盪。甚至可以說，清帝國的讀書人很平靜地接受了這個事實。
這當中的原因也不復雜。
第一，如前文所言，自唐宋而下至於明清，科舉從來就不是官僚集團的主要來源。到了晚清，因為賣官猖獗，情況變得更加嚴重：
為了便於賣官，官價往往打九折。在十九世紀的最後三十年，捐官總數達534000名，而在太平天國起義之前還只有355000名。1860年以後，通過捐官途徑的四品到七品地方官多於科舉的正常途徑得官的人數。23•.
另據王先明對湖北和山西一些縣份（包括劉大鵬所在的太谷縣，以及安澤
縣與虞鄉縣）的統計，1860-1905年，這些地方"通過科舉制完成社會垂直流動的紳士僅佔3%—4%左右」2%
第二，正因為絕大多數讀書人很難通過科舉進入統治集團，所以，與廢除科舉同時出臺的《舉貢生員出路章程》，反而得到了舊式讀書人的熱烈擁護。該章程旨在為各省數萬舉貢和數十萬生員籌劃善後，以防士子們倒向革命。宜的付諸實施，使得自科舉廢除至清廷滅亡這六年時間裡，原舉貢生員們的入仕就職機會，反比以前更多。種種優厚待遇，還一度引發了輿論的不滿。25
這其中，尤為重要的星一項政策是：《各省t諮議局章程》規定，「有舉貢生員以上之出身者"即可獲得議員的選舉與被選舉資格。這直接導致清末各省t諮議局中，有科舉身份（進士、舉人、貢生、生員）的紳士議員大體佔到議員數的90.9%以上。26也就是說，士紳們並沒有因為科舉的廢除而遠離政治核心和權力核心。激烈抨擊廢除科舉的劉大鵬，便在1908年成功當選為山西省潛議局議員。
至於以廢除科舉來"化辭疑而消積憤"，究竟取得了多少效果，則是件很難判斷的事情。
學者金觀濤窮十年之功，建有一個包含了約l2億字的"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資料庫"。他以"革命「"改革"「維新」等為關鍵詞，在該資料庫中進行檢索。結果發現：1900年之前，「革命"一詞的使用次數相當少，且不少是負面意義的，"因為在1900年前，革命尚沒有正當性」；戊戌維新失敗後，"革命"一詞在1899年上升至140次左右；在1901年急劇上升到200餘次；1903年高達1400次左右，原因是鄒容的《革命軍》問世，「'革命'從此正名，大行其道"；隨後到1906年，"革命"一詞的使用率再度攀上高峰，多達2800餘次，原因是革命黨人創辦了機關刊物《民報》，並與立憲派就國家該採取何種轉型手段進行了大論戰。監
革命輿論在1906年的暴漲，意味著1905年的廢除科舉並沒有起到多少「化群疑而消積憤"的作用。之所以如此，或許是因為：改革若遲到太晚便已不是改革。畢竟，時代的轉型不僅僅關乎理性層面的認知，也關乎情感層面的認同。
關於情感認同的消失，孫中山有一段自述可以作為註解。他說：庚子年之
前，「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為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遊也」，鮮少有人願意同情、支援革命黨人；"惟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嘆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兩相對比，實在可謂天壤。
情感認同上的這種急驟改變，讓許多體制中人猝不及防。維新派官員吳慶紙便是一個典型。
1848年，吳慶紙生於浙江錢塘的一個官宦世家。曾祖父做過四川夔州知府,祖父做到雲貴總督；父親做過山西雁平兵備道。20歲前，吳隨父親任職地的變化，旅居於四川、山西、陝西、河北等地。20歲後回到杭州，拜在了著名學者俞概的門下。1886年考取進士後，吳在翰林院坐了11年的冷板凳。1897年得到機會外放為四川學政，也就是四川的最高教育長官。乃
此時，已是戊戌維新啟動的前夜，甲午戰爭的慘敗驚醒了許多知識分子。原本堅信"中國聖人之道"萬不可變的譚嗣同，便是自此再不談傳統政治理念的優越性，轉而完全服膺於近代文明。吳慶紙也是這諸多的被驚醒者之一。他開始意識到清廷必須改革，且這改革必須要以西學為核心內容。
吳頗有膽識，也有執行力。到了四川后，便致力於變傳統學校為現代學堂，用官費為學堂採購講天文、算學、地理、化學的西學圖書，推薦學堂訂閱鼓吹改革的《時務報》。戊戌維新啟動後，朝廷下旨科舉不再從四書裡出題考八股文，"一律改試策論」，要考生對現實問題發表意見。吳得到訊息後很興奮，下發了檔案，要全省各縣都動作起來響應。維新被慈禧血腥終止之後，吳也沒有對川省的教育改革踩剎車。當時，朝廷下旨命各省不要再創設新式學堂，且強調"四書文」和"試帖」這些八股文章仍是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吳卻與川督奎俊等人合作，以"整頓義學"為掩護，繼續鼓勵創設新式學堂。與此同時，吳也高度重視給學生們「正心術"。在他看來，八股之學最垃圾，西學需要提倡，講求"義理心性」的經學則最緊要。"
此時的吳慶抵，深受四川學子的擁戴。
1907年，吳慶抵的職務成了湖南提學使，掌管湘省教育。該年，湖南籌辦優級師範學堂，許多人建議課程裡不設「經學"，引起本省經學權威皮錫瑞的恐慌。皮跑去向吳求助。吳本就高度重視"義理心性"的講求，自然認同皮
的意見。於是請皮出手代擬檔案稿，以糾正這股"歪風」。稍後，吳採用了皮錫瑞所擬檔案並將之下發。皮非常高興，去信大讚了一番吳如何如何「推尊舊學」九
但此時的湘省讀書人，對吳慶堤的觀感卻是極為惡劣，時人稱："吳慶堰督學湘中，摧殘士氣，學風寢衰。"*次年，湖南麻陽高等小學學生聚論國事被校方彈壓，引發省內學生的集體聲援。事情一路捅到吳慶堤處，吳的批語是：「學生干預外事，殊有違定章。""該批語再次引起了湘省輿論的極大不滿。
從1897年到1907年，吳慶紙的教育理念並沒有發生本質的變化。他仍是一個重視經學教育與「義理心性「者，也仍是一個重視西學者一-1906年，清廷組織各省教育長官赴日考察，吳慶堤也在其中。他切身對比了中日兩國的教育情形，在家書中發出了"觀於日本學校，而吾輩當愧死矣……吾中土實無教育」的沉痛感慨。sup34/sup
1897年前後的四川學子，聽說新教育長官的主張是廢八股重經學和西學，無不歡欣鼓舞；1907年的湘省學子，聽到「經學課"三個字，反應卻是掩鼻而走。同一個吳慶抵，在1897年被視為維新派，在1907年卻被當成了頑固派。這變化的背後，是時代變了，針對清廷的情感認同也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