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裁可法律、公佈法律、執行法律由君主。
一日，召集議會、開會、閉會、停會及解散議會由君主。
一日，以緊急敕令代法律由君主。
一日，釋出命令由君主。
一日，任官免官由君主。
一日，統帥海陸軍由君主。
一日，編制海陸軍常備兵額由君主。
一日，宣戰、講和、締約由君主。
一日，宣告戒嚴由君主。
一日，授予爵位勳章及其他榮典由君主。
一日、大赦、特赦、減刑及復權由君主。
一日，戰時及國家事變非常施行由君主。
一日，貴族院組織由君主。
一日，議會延期由君主。
一日，議會臨時召集由君主。
一日，財政上必要緊急處分由君主。
一日，憲法改正發議由君主。
很容易看出，載澤密摺中的這些「由君主」，都可以在他與伊藤博文的問答中找到對應內容。
需要注意的是：一、如果載澤沒有刻意刪減自己與伊藤博文的對話，那麼，在整個對話中，他所關心的其實只有一件事：君主立憲后皇帝的權力會發生怎樣的改變？據載澤日記，他沒有問過任何一個與"民權」相關的話題，全然不關心君主立憲後民眾將獲得哪些權力。二、立場導致偏見。載澤如此關心立憲後君權的變化情況，很可能會影響到他對伊藤博文回答的理解。
比如，伊藤博文在回答立憲國與專制國的區別時，曾提到立憲國法律的制定、修改與廢止，"必經議會之議決」，然後再"呈君主裁可，然後公佈"。顯然，這裡說的議會有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的權力，君主只負責簽署公佈這項法令。到了載澤的密摺裡，議會的這種決定權便隻字不提，只剩下了"裁可法律、公佈法律、執行法律由君主"。出現這種情況，顯然是因為載澤沒有意識到議會的決定權和君主的批准權是兩回事。9他只是在一廂情願地按照自身立場的需要來理解伊藤博文的回答i
這樣說並非基於猜測。因為載澤日記中還有這樣一段文字：「議會之許可權有實質、形式之分。實質上之許可權，一日參與立法，一日預算。蓋參與立法與立法有別。立法者，君主之大權，議會惟議定法案，請君主之裁可而已。"1。他非常明確地誤以為「立法權"屬於皇帝，議會只有"參與立法"的權力。
再如，伊藤博文說，對外宣戰、講和與簽訂條約，須"由君主命臣僚集議，議定請君主裁可施行"，也就是決策權在議會，君主有批准權（一般是儀式性的）。到了載澤的密摺裡，"臣僚集議」的部分沒有了，只剩下「宣戰、講和、締約由君主"（如此便與庚子年一切決於慈禧沒有區別）。這種偏差，也是源於載澤理解上的一廂情願。
簡言之，載澤對君主立憲的誤讀雖然來自伊藤博文，但伊藤博文並未刻意以假學問欺騙載澤。真正的問題出在載澤的立場和學識上。皇室立場讓載澤的視野裡只有"立憲後君權將會如何」而無「立憲後民權將會如何"。學識不足讓他聽不懂伊藤博文的回答，理解不了議會的「議決權」和君主的「裁可權」的關係。
醇親王掏出槍來威脅袁世凱
基於這種誤解而啟動的丙午官制改革，很快便走向了死衚衕。
這場改革，名義上由慶親王奕勘與鎮國公載澤等人負責，具體的辦事機構是官制編制館。實際事務則一度控制在直隸總督袁世凱手中，館內辦事人員也多為袁的親信。之所以如此，自然是因為奕®）不負責具體事務，載澤又缺主持具體事務的經驗，而袁世凱既有地位和能力，也羅致有懂得君主立憲的人才。當然，更重要的是慈禧此時對袁世凱頗為倚重，正如時人所觀察到的那般，1904—1906年，清廷中樞"向來疑難之事多取決於本初」，
值得注意的是，端方與戴鴻慈出洋考察歸來，回京途經天津時曾特意拜訪了直隸總督袁世凱，雙方"坐談良久，談及籌立憲準備及改官制，命意略皆符合」叱彼此的見解頗為一致。袁還向端方提出"先組責任內閣，俟政權統歸內閣，再酌量開國會」口的主張。也許，這便是袁世凱奉詔進入官制編制館後，即全力主張成立責任內閣的緣故--既然端方主張「略仿責任內閣之制"的奏摺呈遞上去之後，隨後便有了啟動預備立憲和官制改革的諭旨，自是意味著此時的中樞已然接受了"責任內閣制」m。袁不知道的是，慈禧啟動預備立憲和官制改革的真正原因，不是端方的建議，而是載澤的秘奏。
所以，中央層面的官制改革很快便陷入了困境，皇族權貴與袁世凱之間的衝突也進入了白熱化。如《時報》曾報道稱，醇親王載洋一度在會議上掏出手槍威脅袁世凱：
聞議官制時，袁宮保創議，凡宗室王公貝子將軍等，無行政之責任者，別設一勳貴院以置之，非奉旨派有差缺，不得干預行政事件。以此大觸宗室王公之忌，慫恿小醇邸出與為難。是日會議時，醇邸至出手槍抵袁之前，謂：「爾如此跋扈，我為主子除爾奸臣。"幸慶邸急至，出而排解，風潮始息。sup15/sup
該報道題為「京師近信」。《時報》是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出資辦的一份時政報紙，主張君主立憲，梁啟超還參與撰稿。該報在京城有自己的資訊來源，非如一般市井小報純賴捕風捉影。
不獨《時報》，其他媒體也有類似報道。如《申報》1906年9月27日刊登新聞稱：
北京專電雲：日前會議官制，某親王與直督袁宮保意見不合，大起衝突，由慶邸勸止。是以昨日召見軍機，慈宮有"和衷共濟，勿以意見誤大局」之諭。sup16/sup
《申報》是當時的老牌媒體，在北京城設有專門的資訊採集人員。《申報》與《時報》的兩則報道，刊出時間相差十天，詳略有異，可能來自不同信源。兩份報紙沒有偽造故事的動機，只能解釋為：當時的北京城裡，確實流傳著袁世凱被載洋拿槍指著腦袋的說法。因為辛亥年前後的種種表現，載津留給同時代之人的印象是柔弱無能。所以跨越晚清民國的政治人物張國淦認為「載洋不配有此作風」z民國掌故家黃溶也說：「予殊疑之，載洋庸訥，豈能持槍拼命者乎？"i8都覺得載洋混那個膽對袁世凱掏槍。但不管載洋有沒有掏槍威脅袁世凱，當時的媒體能捕捉到這種故事，至少說明廟堂上的衝突已傳播到了民間，成了眾所周知之事。
高層分裂後，隨之而來的是御史、翰林們蜂擁而上對袁世凱展開攻擊。攻擊風潮發生的主要原因如李細珠所言，」以鐵良、榮慶為首的王公大臣是極力反對責任內閣制的，正是這個反對派勢力集團在暗中操縱官場起鬨，其目的非常明顯，就是要對付袁世凱勢力集團"，「御史交章攻擊官制改革，是由都察院總憲陸寶忠所授意，陸的背後又有'樞垣'即軍機大臣鐵良、榮慶，而其總的幕後指揮則是（軍機大臣）瞿鴻概」，這些人甚至還將後宮的太監也捲了進來，"散佈裁撤宮監的謠言，以為阻撓立憲之力"。sup19/sup
如此種種，對袁世凱造成的影響是：一、他主張的「責任內閣制」無法落地；二、慈禧太后對他的信任開始動搖；三、為了減輕阻力，袁不得不屈從於反對勢力，承諾「軍機處事不議，八旗事不議，內務府事不議，翰林院事不議，太監事不議」*-
1906年n月2日，奕勘等將擬定的官制改革草案上奏朝廷，這是一份主張實行責任內閣制的方案。四天後，清廷公佈了新的中央官制，完全拋開了草案
裡的責任內閣制，內閣仍是傳統的內閣，軍機處仍是傳統的軍機處。唯傳統的吏、戶、禮、刑、兵、工六部，變成了外務部、吏部、度支部（財政）、禮部、法部、學部、陸軍部、農工商部、郵傳部、理藩部。
以上是中央官制改革的大致情況。
地方官制改革的情況也大體相同。為了強化皇權，清廷中樞的計劃是「廢現制之督撫，各省新設之督撫，其許可權僅與日本府縣知事相當，財政、軍事權悉收回於中央政府"2\具體做法是在地方按照"立憲」理念搞"三權分立」，新設地方審判庭、地方議事會、地方董事會，從督撫們手裡分割行政權與司法權。立憲是一種時代潮流，督撫們不能有異議，於是「人民程度不夠」便成了督撫們一致反對立即搞地方審判庭、議事會、董事會的主要理由。有一些督撫的態度表達得很直白，比如河南巡撫張人駿上奏說：「州縣不司裁判，則與民日疏；疆吏不管刑名，則政權不一」sup22/sup,明確反對中央把司法權從地方手裡奪走。
張之洞也「憤懣填膺3',致電浙撫張筱帆說："外官改制，窒礙萬端，若果行之，天下立時大亂，鄙人斷斷不敢附和。倡議者必欲自召亂亡，不解是何居心！"23他甚至還提醒朝廷注意，如果剝奪了督撫的司法權，使得"疆臣不問刑名"，那麼他們恐怕沒有能力幫助朝廷去有效鎮壓那此起彼伏的革命黨人，因為督撫沒了司法權，不能對這些人「就地正法"，事事都要移交給獨立的司法部門去另走流程，其結果只能是「不過數年，亂黨佈滿天下，羽翼已成，大局將傾，無從補救，中國糜爛，利歸漁人。是本欲創立憲之善政，反以暗助革命之逆謀"。'
因為督撫們的集體反對，地方官制改革在1907年也被擱置了起來，形同流產。
誤矣，畢竟不當立憲
鋪天蓋地的反對聲浪，多多少少會讓慈禧對何謂"君主立憲"產生一些新的認知，讓她對「責任內閣制」是否能像載澤說的那樣有助於提升和鞏固皇權發生一些疑慮。
1906年底，《時報》通過京城的訊息渠道報道稱：「近日澤公請見並不叫起，並有傳旨叫載澤'不要太多說話'，澤公乃不敢再有所陳奏矣。"25慈禧不願見載澤，不願聽載澤解釋，還要載澤少說話，這顯示她的內心對於立憲似乎已有了一些別的想法。次年4月，曾留學日本的曹汝霖應召覲見慈禧。慈禧趁機詢問起"日本立憲"的真面目，也顯示她對載澤的"立憲最不利於官"已不敢全信。
據曹汝霖回憶，他與慈禧之間當日的對話是這樣的：
太后：日本的憲法是什麼宗旨？
曹汝霖：他們先派伊藤博文帶了隨員到歐洲各國考察憲法，因德國憲法君權比較重，故日本憲法的宗旨，是取法德國的。
太后：日本國會的議員，怎樣選舉的？
曹汝霖：他們國會分上下兩議院，上議院又名貴族院，議員是按照定額，由日皇於貴族中有功於國的，及碩學通儒、大實業家中欽派的。下議院是按照各省定額，由各省人民投票選舉，以得票最多的當選。
太后:聽說他們國會里黨派時常有吵鬧的事？
曹汝霖：是的，因為政黨政見不同，故議起事來意見不能一致。
太后：他們黨派哪一黨為大？
曹汝霖：那時有政友會，是由伊藤博文領導的；又有進步黨，由大隈重信領導的。政友會議員人數較多，在開會時，因政見不同，時有爭辯，但臨到大事，朝議定後，兩黨都團結起來，沒有爭論了。臣在日本時，適逢對俄開戰問題爭得很利害，後來開御前會議，日皇決定宣戰，兩黨即一致主戰，團結起來了。
（太后聽了將手輕輕地在御案上一拍，嘆了一口氣說：唉！咱們中國即壞在不能團結！）
曹汝霖：以臣愚見，若是立了憲法，開了國會，即能團結。
（太后聽了很詫異的神氣，高聲問道：怎麼著！有了憲法、國•會，即可團結嗎？）
曹汝霖：臣以為團結要有一箇中心，立了憲，上下都應照憲法行事，這就
是立法的中心。開了國會，人民有選舉權，選出的議員都是有才能為人民所信服的人，這就是領導的中心。政府總理，或由欽派，或由國會選出再欽命，都規定在憲法，總理大臣有一切行政權柄，即為行政的中心。可是總理大臣，不能做違背憲法的事，若有違憲之事，國會即可彈劾，朝廷即可罷免，另舉總理。若是國會與政府的行策，不能相容，政府亦可奏請解散，另行選舉。所以這個辦法，各國都通行，政府與國會，互相為用，只要總理得人，能得國會擁護，國會是人民代表，政府與國會和衷共濟，上下即能團結一致。臣故以為立了憲，開了國會，為團結的中心，一切行政都可順利進行了。
太后聽了，若有所思，半頃不語。
我正想再有垂詢，預備上陳，皇帝見太后不問，即說「下去吧"。遂帶上官帽從容退出殿門，皇帝自始至終，只說了這一句話。26
慈禧主動詢問"日本的憲法是什麼宗旨"，顯示她希望從多渠道瞭解「君主立憲"到底是怎麼回事（儘管此時「預備立憲」的諭旨早已頒佈）。曹汝霖回應說日本憲法效仿德國「君權比較重」後，慈禧大約是滿意的（這與之前她從載澤處獲取的資訊沒有衝突）。但當曹汝霖在後續的答話中就「立憲」總結出三個中心（立法的中心、領導的中心、行政的中心）時，慈禧的反應卻變了，變成了聽完之後「若有所思，半頃不語"。
何以如此？
原因或許正在於曹汝霖總結的三個中心，沒有一個是以皇權為中心。「立法的中心」強調的是包括皇帝在內，所有人都要遵守憲法；"領導的中心」指的是人民有選舉權，議員代表人民的利益；"行政的中心"指的是"總理大臣有一切行政權柄」。這些，與載澤說的完全不同q
據擔任晚清宮廷史官十餘年之久的悻毓鼎披露，1908年11月15日，慈禧於病危彌留之際，"忽嘆曰：不當允彼等立憲。少頃又曰：誤矣！畢竟不當立憲」。刀悻毓鼎說，這段資訊來自侍奉在慈禧身邊的"內官"。若是如此，則意味著慈禧在臨終之前已然明瞭立憲的本質是擴張民權，而非重塑君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