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氣酷暑，王爺亦宜節勞"等語，所以領袖亦浩然長嘆。25
慈禧的這種"痛哭"，岑春腐也曾見識過。1907年，岑先後四次入宮覲見慈禧，「入對凡四次，太后語及時局日非，不覺淚下"。岑於召見時提醒慈禧「人心離散之日"不遠，引起慈禧的怒意，要岑提出證據。於是，君臣間便有了這樣一段對話：
太后初聞此言，頗有怒容，雲："何至人心離散，汝有何證據，可詳細奏明。"
餘對日："天下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假如此間有兩御案，一好一壞，太后要好的，還是要壞的？"
太后言："當然要好的「"
餘對日："此即是人之心理。臣請問今日中國政治，是好是壞？"
太后言：「因不好才改良。"
餘日：「改良是真的還是假的?"
太后又現怒容曰："改良還有假的？此是何說？"
餘對日："太后固然真心改良政治……請問太后記得在岔道行宮時，蒙垂詢此仇如何能報。臣當時曾奏雲：'報仇必須人才，培植人才，全在學校。'旋蒙簡授張百熙為管學大臣，足見太后求才之切。惟此刻距迴鑾已將七載，學校課本尚未審定齊全，其他更不必問。又前奉上諭，命各省均辦警察、練新軍，詔旨一下，疆臣無不爭先舉辦。但創行新政，先須籌款，今日加稅，明日加釐，小民苦於蒐括，怨聲載道，倘果真重新整理政治，得財用於公家，百姓出錢，尚可原諒一二。現在不惟不能重新整理，反較從前更加腐敗。從前賣官鬻缺，尚是小的，現在內而侍郎，外而督撫，皆可用錢買得。醜聲四播，政以賄成，此臣所以說改良是假的。且太后亦知出洋學生有若干否？".-
太后言：「我聽說到東洋學生，已有七八千，西洋尚未詳悉，想必也有
幾千。"
餘對日："以臣所聞，亦是如此。古人以士為四民之首，因士心所尚，民皆從之也。此去不過數年，伊等皆畢業回國。回國後，眼見政治腐敗如此，彼輩必聲言改革，一倡百和，處處與政府為難。斯即人心離散之時。到此地步，臣愚實不敢言矣。"sup26/sup
君臣二人談至此處，岑春炬「不覺失聲痛哭，太后亦哭」。但哭完之後，並無解決問題的辦法。對慈禧忠心耿耿的岑，也只能如此這般評價慈禧：
（太后）亦實有倦勤之意，由是銳氣盡銷，專以敷衍為事，甚且僅求目前之安，期於及身無變而已，不遑慮遠圖矣q此為清室存亡第一關鍵。27
清廷中樞聽不懂的大論戰
清廷官員深感「唯暗殺實可怕"，慈禧太后亦"心灰意懶」之時，恰是改良派與革命黨之間的論戰達到高峰之際——1905—1907年，梁啟超等人依託《新民叢報》，與革命黨人主持的《民報》之間，圍繞著中國該如何實現轉型有過一場頗有深度的論戰。
1902年2月，《新民叢報》由梁啟超創辦於日本橫濱。1905年之前，梁的政治立場偏向革命（1897年，梁參與「湖南腹地自立」，持的是「保中國不保大清」的立場），《新民叢報》刊登的內容也與革命黨人的主張相近。1905年後，梁啟超的思想大變，轉向改良，《新民叢報》的內容也隨之改變。
按梁啟超自己的說法，他的思想發生轉變，與遊歷新大陸有很直接的關係。新大陸之行，讓他對國民素質產生了嚴重懷疑。他觀察到，舊金山華人的文明程度，遠比國內華人高得多，且身處美國的共和政體下，結果「猶不能達文明之境"，終日墮落於宗法壓迫和堂口血鬥，可謂"全地球之社會，未有凌亂於舊金山之華人者"。由此，梁啟超得出一種結論：華人目前「只能受專制不能享自由"，共和政體萬不可實施於今天的中國，因為"共和國民應有之資格，我同胞雖一不具」，長期的專制統治，讓中國人「既乏自治之習慣，復不
識團體之公益，惟知持個人主義以各營其私」；如欲強制推行共和，結果將不堪設想，"乃將不得幸福而得亂亡，不得自由而得專制」。這種基於國民素質論的悲觀，讓梁啟超對由革命走向共和，產生了嚴重的懷疑。"
於是，1905—1907年，梁啟超等改良派與孫中山、胡漢民、汪兆銘、朱執信等革命黨人展開了長達三年的車輪論戰。雙方論戰文字，合計逾百萬言。中國轉型時代所面臨的所有重大政治命題，皆被納入論戰之中。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素養，在此次論戰中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可謂極具啟蒙作用。徐佛蘇當日如此評價這場論戰：
乃不意當國亡種滅千鈞一髮之危機，而有貴報（《新民叢報》）與某報（《民報》）之政論，放一奇光異彩……誠足以開我國千年來政治學案之新紀元……嗚呼，使我國於五六十年前而有此等學說耶，則世界牛耳之先取特權果誰屬？否則於二三十年前而有此等學說耶，則東亞霸權果誰屬？乃此等學說，竟至今日而始昌明，真中國就途之不幸也；然今日而能昌明此學說，則猶前途不幸中之幸也。勿
扼要說來，此次論戰的焦點集中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上。1905年，孫在《民報》發刊詞中正式提出以民族、民權、民生為主要內容的「三民主義」，希望以之作為革命黨的政治綱領。梁啟超不反對這三項主義，但對如何實現這三項主義，卻有不同看法。
首先，梁不認同以"排滿革命」來實現"民族主義」。
晚清最後幾年裡，革命黨人頭腦中的"民族主義」往往與"排滿革命」同義，徐錫麟刺殺恩銘後的絕命詞裡，便有"為排滿事，蓄志十幾年，多方籌劃為我漢人復仇」這樣的句子。早年的梁啟超也曾發表過許多犀利的「排滿"言論（執教湖南時務學堂時，梁便大力宣傳排滿革命）。但1905年之後的梁啟超，雖仍然會在讀到《揚州十日t己》與《嘉定屠城紀略》時「未嘗不熱血溢湧」非，卻已不再主張排滿。理由是：一、梁認為現政府已不是"滿人政府"，袁世凱坐鎮天津，張之洞坐鎮武漢，兩江兩湖兩廣這些重鎮，主持政務者皆已非滿人。二、梁不認同"排滿"背後隱含的「復仇主義」，不認同以仇恨來作
為革命的原始推力。這兩項理由，第一項多少有些牽強，慈禧1901年啟動清末新政，其核心目的之一便是以滿人為本位重建權力結構。第二項理由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涉及革命的目的與手段間的關係。以"復仇主義」來推動革命，最終革命者與被革命者變成了同一模樣，這樣的事情歷史上並不鮮見。張君助後來所謂的「天下往往有主義甚正當，徒以手段之誤而流毒無窮」，便是指此而言。
其次，梁啟超主張用"開明專制」的手段來實現"民權主義"。
"民權」是貫穿整個晚清五十年改革的政治命題。革命黨人提倡民權，梁啟超也提倡民權。分歧在於如何實現民權。革命黨的意見，是推翻清廷之後建立共和政府，以"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步驟來完成"民權主義"；梁啟超的意見，是維持君主政體，在此基礎上實行"開明專制」，逐步達成"民權"。
孫中山設想的民權實現路徑，最早由汪精衛筆述刊登在《民報》之上。文章說：
先生之言日：革命以民權為目的……革命之志，在獲民權；而革命之際，必重兵權。二者常相牴觸者也。使其抑兵權歟？則脆弱而不足以集事；使其抑民權歟？則正軍政府所優為者。宰制一切，無所掣肘，于軍事甚便；而民權為所掩抑，不可復伸。天下大定，欲軍政府解兵權以讓民權，不可能之事也……察君權民權之轉攝，其樞機所在，為革命之際，先定兵權與民權之關係。蓋其時用兵貴有專權，而民權諸事草創，資格未粹。使不相侵，而務相維；兵權漲一度，則民權亦漲一度；逮乎事定，解兵權以授民權，天下晏如矣。*
孫很清楚革命是一把雙刃劍：革命需要軍隊，需要集權；但革命的目的又是伸張民權；如何保證革命者革命成功，擁有了巨大權力之後，還能將權力順利還給民眾？他提出的解決方案是"革命之際，先定兵權與民權之關係"，不要等到革命成功之日再來解決這個問題。••
梁啟超不能信任這種解決辦法。他質問革命黨人：能保證革命軍人個個都有"優美之人格」，個個都能"汲汲於民事乎」?如果不能，如果有一兩位革
命軍領袖破壞約法踐踏民眾，軍政府將喪失信用，民眾雖然能按照約法拒絕納稅，但軍政府掌控了一切權力，只要「屯一小隊以督收，其何術不應？"民眾除了被宰割，還能怎麼辦呢？32據此，梁覺得與其主張革命，不如儲存清廷，推動其走向"開明專制"。
值得深思的是，梁針對革命黨人的這番質疑，同樣適用於他所主張的「開明專制」。清廷中樞掌控著巨大的權力，如果他們不願意"開明"，不願意約束君權、擴張民權，梁啟超其實也沒有解決辦法。
第三項爭論的焦點，是能不能靠"土地國有」來實現「民生主義」。
"土地國有」是孫中山「民生主義」的核心內容。胡漢民曾在《民報》上刊文，代孫中山解釋為何要實行土地國有，文章說：土地與陽光、空氣一樣，是生產的基本要素。陽光、空氣不曾私有，土地也不應該私有。但種種歷史原因，導致地主制度產生，此一制度下，有土地者成為資本家，無土地者淪為勞動者，形成了兩個階級。地主不勞而獲，勞動者終日辛勞而不得飽食，造成了社會的巨大不平等。革命之後，若不改革土地制度，則中國將步西方國家之後塵，不得不面對第二次社會革命。孫中山對自己這一主張寄予極深的期望：「中國行了社會革命之後，私人永遠不用納稅，但收地租一項，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國。」"
恰恰是在這個問題上，梁啟超的反對立場最為堅決。他甚至對革命黨人說出了「敢有言以社會革命（即土地國有制）與他種革命同時並行者，其人即黃帝之逆子，中國之罪人也，雖與四萬萬人共誅之可也"34這樣激烈的言辭。
梁的反對理由有四：一、他認為革命黨人對中國的國情理解有誤。此時的中國與歐洲工業革命前後的狀況完全不同，富豪之家太少，更沒有什麼貴族階級，不存在嚴重的貧富懸殊。二、中國當前應該解決的是財富的生產積累，而非財富的公平分配。中國最嚴重的病根是貧窮，不是分配不公。三、解決社會公平問題，用「土地國有"的辦法行不通。孫中山認為，土地在未來漲價，是交通發達與文明進化的緣故。梁啟超則認為，應將土地漲價視作經濟發達的結果，所以真正要控制的不是土地，而是資本。此處，梁氏與革命黨人均贊成由國家掌控一切生產事業並負責分配利潤，區別是梁認為這種理想須在數百年乃至一兩千年之後才有可能。四、革命黨的設計是將土地收歸國有，再貸給民
眾，通過收取地租來維持國用。梁認為這是一種幼稚的幻想，內中涉及許多矛盾，如中央與地方的稅收分配、土地直接使用者與間接使用者的稅收分攤、市民與農民的土地稅負區別……某一項矛盾處理不好，很容易引發動亂。"
1907年11月，《新民叢報》停辦，改良派與革命黨人之間的這場論戰也隨之落幕。梁啟超未能在論戰中取勝--按李劍農的理解，梁之所以失去讀者，是因為青年更喜歡激進，《新民叢報》先主張革命後轉向改良，這種立場變化很難被青年諒解；此外，梁啟超著眼於未來，革命黨人聚焦的卻是清廷當下的種種惡行，也是青年新無法認同梁的"開明專制」之說的重要原因。不過，這場論戰對革命黨人的思想也起到了糾偏作用，"排滿革命「後來進化為"五族共和」，民權主義後來落在了縣政自治上，土地國有的構想在辛亥革命後始終未被付諸實施，這些修正均與這場論戰有關。
這是屬於新時代的論戰，是包括慈禧太后在內的清廷中樞聽不懂的論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