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發命令及使發命令之權。惟已定之法律，非交議院協贊奏經欽定時，不以命令更改廢止。法律為君上實行司法權之用，命令為君上實行行政權之用，兩權分立，故不以命令改廢法律。
十二、在議院閒會時，遇有緊急之事，得發代法律之詔令，並得以詔令籌措必需之財用。惟至次年會期，須交議院協議。
十三、皇室經費，應由君上制定常額，自國庫提支，議院不得置議。
十四、皇室大典，應由君上督率皇族及特派大臣議定，議院不得干預。
附：臣民權利義務（其細目當於憲法起草時酌定）-
一、臣民中有舍於法律命令所定資格者，得為文武官吏及議員。
二、臣民於法律範圍以內，所有言論、著作、出版及集會、結社等事，均
準其自由。
三、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監禁、處罰。
四、臣民可以請法官審判其呈訴之案件。
五、臣民應專受法律所定審判衙門之審判。
六、臣民之財產及居住，無故不加侵擾。
七、臣民按照法律所定，有納稅、當兵之義務。
八、臣民現完之賦稅，非經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舊輸納。
九、臣民有遵守國家法律之義務。sup10/sup
不難看出，整個《大綱》可以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乃"君上大權"，通篇是「議院不得干預""不付議院議決""皆非議院所得干預"，皇權比立憲之前更加強大，可謂"含金量十足」。第二部分是臣民的權利與義務。民眾有做官做議員的資格，可以去法院打官司，可以不被非法逮捕監禁，這些都只是最低限度的人權。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條，看似給予了民眾言論、著作、出版及集會、結社的自由，但字首是「於法律範圍以內」，而《結社集會律》與《大清報律》是什麼樣子，前文已有扼要的介紹。這部分的含金量，只能說是聊勝於無。
做完這些佈置後約三個月，1908年11月15日，慈禧太后去世，享年74歲。
臨死之前毒殺光緒皇帝
慈禧去世的前一天，1908年11月14日，38歲正值壯年的光緒皇帝也去世了。一前一後，相差不到22個小時。
2008年，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發布「重大學術問題研究專項課題成果」《清光緒帝死因研究工作報告》，內中稱：
光緒帝頭髮中的碑含量明顯高於正常值。•
光緒帝頭髮中的最高碑含量2404微克/克，是同年代生活環境相似的成年人隆裕皇后頭髮碑含量（9.20微克/克）的261倍，是同年代成年人清代草料官頭髮
神含量（18.2微克/克）的132倍，表明光緒帝頭髮中的最高碑含量確實屬於異常現象。
光緒帝棺槨內、墓內和清西陵陵區環境樣品的伸含量遠遠低於光緒帝頭髮的種高峰值，這表明，光緒帝頭髮上高濃度神物質並非來自環境的沾染。
從光緒帝頭髮的異常高種含量截段位置看，其既不在髮根處，也不在髮梢處，依據頭髮生長規律和伸中毒機理，光緒帝頭髮上的高含量碑不應是正常攝入代謝形成……造成光緒帝頭髮上高含量碑元素異常現象的成因只能來自其自身屍體的沾染。
光緒帝骨骼、內層衣物及頭髮的高含量神均來自其自身屍體胃腸內容物含碑元素的直接沾染。
由種種態分析得知，光緒帝遺骨、頭髮、衣物中高含量的種化合物為劇毒的三氧化二種，即砒霜；經過科學測算，光緒帝攝入體內的砒霜總量明顯大於致死量。因此，研究結論為：光緒帝系砒霜中毒死亡。"
科學檢測與文字材料結合，基本可以確定下令以砒霜毒害光緒皇帝者，正是慈禧太后。
清宮檔案中，存有西醫屈永秋（號桂庭）為光緒皇帝診病的記錄。該醫生後來撰有一文，題為《診治光緒帝秘記》。內中說：
餘診視一月有餘，藥力有效……迨至十月十八日（11月11日），餘復進三海，在瀛臺看光緒病。是日，帝忽患肚痛，在床上亂滾，向我大叫"肚子痛得了不得"。時中醫俱去，左右只餘內侍一二人，蓋太后亦患重病，宮廷無主，亂如散沙。帝所居地更為孤寂，無人管事。餘見帝此時病狀，夜不能睡、便結、心急跳、面黑、舌黃黑，最可異者則頻呼肚痛，此係與前病絕無關係者。餘格於情勢，又不能詳細檢驗，只可進言用暖水敷熨腹部而已。此為餘進宮視帝病最後一次，以後宮中情況及光緒病狀，餘便毫無所知。唯聞慶王被召入官，酌商擇嗣繼位問題，未幾即聞皇帝駕崩矣。sup12/sup,
屈永秋見到光緒皇帝出現肚子痛、"面黑、舌黃黑"等症狀的時間，是清
廷宣佈光緒死亡的三天之前。屈診斷認為這些症狀「與前病絕無關係"，顯示他對光緒之死存於懷疑。
負責記錄光緒皇帝起居言行的宮廷史官庫毓鼎，也以親歷者的身份，在《崇陵傳信錄》裡記載了一段見聞，時間是屈永秋目睹光緒"在床上亂滾"的八天之前。作毓鼎說：
（光緒三十四年）十月初十日（11月3日）,上率百僚,晨賀太后萬壽，起居注官應侍班，先集於來薰風門外，上步行自南海來，入德昌門，門罅未闔，侍班官窺見上正扶閹肩，以兩足起落作勢舒筋骨，為拜跪計。須臾忽奉懿旨："皇帝臥病在床，免率百官行禮，輟侍班。"上聞之大慟。時太后病洩瀉數日矣，有僭上者謂帝聞太后病，有喜色。太后怒曰：「我不能先爾死！""
光緒皇帝明明身體康健，可以步行前來給慈禧祝壽。慈禧卻不願與他見面，且頒佈懿旨稱"皇帝臥病在床」。何以如此？最合理的解釋便是：此時的慈禧，對自己的病情已不甚樂觀。雖然不覺得自己一定會死，卻必須為自己的死未雨綢繆。這未雨綢繆裡，最要緊的一項，便是不能讓光緒皇帝活著，不能給光緒皇帝清算自己的機會。而要讓光緒皇帝「順理成章"地死去，先讓他"重病"又是必要的安排。所以，11月3日，慈禧宣佈生機勃勃的光緒「臥病在床」。11月4日，又面諭軍機大臣張之洞，說「皇帝病日加劇，頭班用藥不效」\悻毓鼎觀察到光緒"被生病」之後「大慟"，則顯示光緒皇帝對自己的命運，似乎也已有了預感。在慈禧的角度，不管這次生病能不能挺過去，她都已決定要結束光緒皇帝的生命了。
據清廷起居注官的記載，光緒皇帝去世當天，慈禧以自己的名義頒佈了五道懿旨。第一道是確定由載洋之子溥儀同時承嗣同治皇帝和光緒皇帝。第二道是宣佈由溥儀繼承皇位。第三道是安排禮親王世鐸等人操辦光緒皇帝的喪事。第四道是命「攝政王載窪為監國，所有軍國政事，悉秉承予之訓示裁度"。第五道是賦予攝政王載洋朝會班次「在諸王之前」的特殊地位。"其市的第四道諭旨，大略可以視為慈禧的臨終遺囑—一所謂「所有軍國政事，悉秉承予之訓示裁度"，既含有自己未必會死的期望，也是在向載洋囑咐，要他堅持自己為清
廷規劃的施政路線，不可偏離。至於這施政路線具體是什麼，老太后這些年的所作所為，尤其是在1908年的動作頻頻，已體現得非常明確。
由「所有軍國政事，悉秉承予之訓示裁度"這句話繼續發想，也許，慈禧之所以執意要讓光緒皇帝死在自己前面，並不僅是出於戊戌年以來帝后之間的種種私怨，還因為慈禧與光緒的政治理念完全不同。
戊戌年光緒皇帝的變法詔書裡，原本寫的是「今宜專講西學，明白宣示」，後來才被翁同穌迎合慈禧的立場（翁本人也是這個立場），改成"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也就是俗謂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庚子之變」以後，慈禧啟動清末新政自我粉飾開明形象時，其真實立場仍是「勿多言西法""。老太后堅信"中學為體」最利於愛新覺羅氏的統治，因為"中學"講的是忠孝而非民權。所以連廢除科舉這種已被朝野上下呼籲了二十餘年的事情，也要等到外有日俄戰爭的大危機降臨，內有地方督撫們的集體奏請，她才會勉強應允。
可想而知，這樣的慈禧太后，斷不能容一心「專講西學"的光緒皇帝死在自己後面，斷不能容清帝國的航船駛往另一個方向。在老太后眼裡，光緒皇帝不僅僅是她的私敵，也是愛新覺羅皇室的公敵一一他中了太多西學的毒，斷不能讓他獲得執政的機會。
據宮廷女官德齡回憶，庚子年後的光緒「常常趁我空的時候，問我些英文字……我們常常談到西方文明，我很驚異他的對於每一事物懂得那樣透徹。他屢次告訴我他對於自己國家的抱負，希望中國幸福。夏天我比較空閒，每天能有一個鐘頭的時間替皇帝補習英文……他的英文字寫得非常美麗"。is身為傀儡、飽嘗挫辱（如瀛臺涵元殿年久失修四處透風）的光緒皇帝，仍如此這般堅持求學上進，其動力顯然只能是自信可以活過慈禧，自信還有機會將自己的政治理想付諸實施。前文提到，曾有人向病重的慈禧告密說"帝聞太后病，有喜色」，悻毓鼎說這些話是」僭「，也就是假的。其實未必，至少慈禧相信光緒皇帝正盼著自己死掉。
清廷滅亡後，庫毓鼎成了遺老。他後來在日記中寫下了一段關於亡國的反思："清之亡，雖為隆裕，而害先帝、立幼主，授載洋以重器，其禍實歸於孝欽也。」i9意思是清帝國雖然亡在隆裕太后（光緒皇后）的手裡，但謀害先帝
（光緒），冊立幼主（溥儀），將最高權力交在載洋這種無能之輩手中，這種種亡國之舉，卻全是慈禧太后做的。
慈禧絕不會同意愕毓鼎的這種評價。自"庚申之變"以來，她對自己的定位一直是「愛新覺羅氏江山的忠實守護者"，皇族內部也高度認同這一點。面對"千年未有之變局」，她兢兢業業地為愛新覺羅氏支撐了近半個世紀。她支援引進洋人的先進器械和先進技術，同時又堅持抵制各種制度層面的變革，不肯廢除科舉，不肯改組中樞決策機制，不肯分權給地方，不肯賦社會以民權，皆是為了保住愛新覺羅氏的江山。她絕不會認同"清帝國實際上亡於慈禧太后」這種歷史評價。
可是，愕毓鼎的結論沒有錯，清廷確實亡於慈禧之手。錯的是作毓鼎描繪的亡國邏輯--清廷亡於慈禧，並不是因為慈禧「害先帝、立幼主，授載洋以重器"，而是她無力有效應對前所未有的時代變局--政治人物對時代的影響與許多因素有關，其中最重要的三點，是見識、權術與實力。在轉型時代，又以見識最為重要。權術與實力決定了影響的力度，見識決定著影響的方向。方向錯了，影響的力度越大，損害往往也越大。慈禧太后面對的，恰是一個前所未有的轉型時代；她自己也恰是一個有實力、有權術卻無見識之人。在近50年的時間裡，慈禧太后的足跡幾乎不出京城（除了庚子年西狩）；她的知識結構始終停留在由《治平寶鑑》之類讀物組成的傳統治術裡。她一直在與時代角力，而非與時代合作。
最終，她沒能將自己變成一個近代人物，也沒能將清帝國變成一個近代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