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寫作斷斷續續，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當時正值辛亥革命100週年，討論晚清改革的氛圍頗盛，有一種流傳很廣的聲音是對革命黨人的反思，認為激進革命打斷了轉型代價更小的和平改良之路，是中國近代史的巨大遺憾。其中一篇讓人印豪深刻的文章稱：清廷已經公佈《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準備實施「虛君共和"，辛亥革命有可能轉變為中國的"光榮革命」，革命黨人卻要激進到底，這就不可原諒了。
對於這類反思，筆者始終持質疑的態度。
道理很簡單。就一場持續了半個世紀之久的時代轉型而言，真正有能力決定轉型走向的其實是清廷中樞。立憲派也好，革命黨人也罷，其實都是清廷中樞之所作所為刺激下的產物。革命黨魁首孫中山回憶說，1895年底策劃"廣州起義"失敗時，"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可是，當革命黨人在1900年底策劃"惠州起義"再次失敗時，"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嘆息，恨其事之不成矣」。1發生這樣的變化，主因當然不是革命黨人的主張和手段有了什麼本質性的變化，而是清廷中樞在庚子年做出了讓舉國官紳百姓都極度失望的事情。1907年，立憲派骨幹梁啟超也在《新民叢報》中點出了這一點。梁當時的立場是反對革命，視之為洪水猛獸，但文章將矛,頭指向了清廷："現政府者，製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場也。始焉猶以消極的手段間接而製造之，繼焉遂以積極的手段直接而製造之。舉中外上下大小官僚以萬數計，
夙暮孳孳，他無所事，而惟以製造革命黨為事。」2
孫與梁皆深度介入晚清的轉型之中。他們共同意識到一個事實：轉型的主導權掌握在清廷手中，究竟是立憲派成氣候，還是革命黨人成氣候，抑或是二者皆不成氣候，主要取決於清廷在大變局時代實施了怎樣的改革政策。清廷一度擁有足夠寬裕的時間，也一度擁有足夠充分的能力。清廷可以自主控制做什麼或者不做什麼。遺憾的是，慈禧太后及其後繼者沒有響應時代轉型的需要，反而執拗地試圖借預備立憲之名將時代拉回到轉型之前。這種做法，讓地方督撫、話議局士紳、立憲派與革命黨人集體失望，也讓清帝國在辛亥年變得極為脆弱，武昌城裡的些微火星，便足以引發一場勢不可遏的土崩瓦解。
此外，要求民眾管控住自己對清廷的失望情緒，要求革命黨人管控住自己受清廷政策刺激後的反應程度，本身也不具備可行性。梁啟超當年與革命黨人論戰錦羽而歸，不得不承認清廷才是製造革命黨的"大工場"，並不是因為革命黨人的主張更有說服力，而是因為清廷的所作所為，讓梁啟超也管控不住自己的失望與憤怒——使梁深受刺激的，正是清廷當時剛剛實施的"丙午官職改革"。梁在文章裡說，此項新政號稱「預備立憲改革官制"，實則"徒為權位之爭奪、勢力之傾軋」，不過是清廷中樞走回頭路的障眼法，是在打著新政的旗號搞"排擠異己」。連抵制激進如梁啟超者，也壓抑不住失望與憤怒，顯見這類反思只能提供文本上的快感，無法沉澱為可吸取的歷史經驗與歷史教訓。
畢竟，歷史的演化不是進超市購物。不是左邊貨架上擺著標好了價碼的"革命"，右邊貨架上擺著標好了價碼的"改良」，然後任由顧客對照價效比自由挑選。如果真是這樣，那自然人人選擇改良，連「革命」這個詞都未必有存在的空間。可惜歷史不是這樣簡單的購物遊戲，而是一場不間斷的"刺激一應激一刺激」反應。這不間斷的反應構築起來的歷史脈絡，不是簡潔明瞭的鏈式結構，而是複雜難解的網狀結構。在這網狀結構裡，絕大多數歷史事件是由多重刺激與多重應激合力造成。所以，與其責備應激者理性不足、識見有限、反應過度，不如反省刺激者在行為可控、局勢可控時，為何仍一再行差踏錯，不如追問清廷中樞為何要等到武昌的槍聲已然響起20余天
之後，才不情不願地頒佈《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
還原這種「刺激一應激一刺激」反應，儘可能去審視那些在時代轉型過程中擁有充分行為主動權的人與群體，去梳理他們做了什麼、沒有做什麼，去體察他們可以做什麼、可以不做什麼（許多時候，不做什麼遠比做了什麼重要），去追問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為什麼不那樣做，正是本書的寫作動機。
遺撼的是，晚清長達半個世紀的改革以轉型失敗告終。這也意味著本書的審視止於君權時代的結束，而非民權時代的成型一-民國以共和立國，這共和不到兩年便因袁世凱的帝制自為而化為泡影。從君權時代結束往民權時代轉型，這中間的軍路藍縷，已是另一段值得重新梳理的故事了。
最後，感謝在本書的寫作和出版過程中所有提供了幫助的友人。感謝行距文化的黃一琨先生與武新華女士。感謝本書的編輯魏力兄，感謝浙江人民出版社。感謝我的妻子和女兒，本書的完成與你們的支援密不可分。
2022年5月於海淀魏公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