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思考沒有讓舞會的氣氛更輕鬆，人們和往年一樣跳舞喝酒，但總是感覺忐忑不安。某些不可預知的東西正向所有人襲來。一種做作的快活詭異地四散著。這時已經是週日了，烏德特邀請楚克邁耶和他的兩個女伴去他的公寓繼續玩。他那輛顯眼的道奇跑車停在動物園大廳前，就像是他用來自我宣傳的廣告牌。外面天寒地凍，他看起來很清醒，但所有人都知道並非如此。因此楚克邁耶和他的妻子寧願叫計程車。只有埃米和楚克邁耶的母親敢上烏德特的車，後來她們興高采烈地講，根本就沒開車，是穿街飛回來的。
烏德特的公寓裡擺滿了各種戰利品，都來自他曾拍過電影的地方。一進走廊，就能看到牆上掛著的犀牛頭和豹頭標本，還有幾對鹿角。公寓裡還有一個射擊場，已經有報紙報道過，烏德特會用槍從那些盲目信任他的朋友嘴裡打掉香菸。但那是男士們的夜生活。今天，烏德特把客人們請到了他自己佈置的小吧檯邊—他的「螺旋槳酒吧」，用飛行生活和電影界的軼事來招待女士。其間，楚克邁耶從牆上取下烏德特的吉他，唱了幾首小酒麴，那是當年他作為民謠歌手在柏林的酒館間遊蕩時的營生。
這是個愉悅的凌晨，但大家並非無憂無慮，說到底，這是場告別。此夜過後，楚克邁耶和烏德特就只再見過一次面。1936年，楚克邁耶懷著相當大的勇氣和魯莽，離開了薩爾茨堡近郊的家，去往柏林。納粹忘不了他在《歡樂的葡萄園》和《科佩尼克上尉》中對軍方令人捧腹的諷刺，他的戲劇和書也早已被禁。可楚克邁耶沒被嚇住，還是出發了，去見他的演員朋友們：維爾納·克勞斯、克特·多施和恩斯特·烏德特。烏德特總說自己不是個關心政治的人，可柏林新聞舞會之夜的三個月後，他就加入了納粹黨，在老司令戈林手下的航空部裡混得風生水起。
最後那次悲傷的會面，是在一家不起眼的小餐館。兩人又一次沉浸在回憶之中，隨後烏德特懇請朋友儘快離開這個國家：「進入世界，永遠別回來。」楚克邁耶問他為何留下，烏德特回答說，飛行是他的全部，還談到作為飛行員為納粹工作的無限可能：「我離不開。但有一天，魔鬼會把我們全都帶走。」
1941年11月，烏德特在他柏林的公寓中開槍自殺。德國空軍在不列顛空戰中失敗，戈林把責任全推到他頭上—總得有人當替罪羊。自殺前，烏德特用紅色粉筆在床頭寫下他對戈林的譴責：「鐵人，你拋棄了我！」
納粹說他的死是場意外。聽聞此事時，楚克邁耶正在美國佛蒙特州的農場流亡。據他後來回憶，當時這個訊息讓他很久都走出不來，最後他終於坐到書桌前，用不到三週的時間寫出劇本《魔鬼的將軍》的第一幕。這是一個魅力無窮的空軍將軍的故事，他鄙視希特勒，卻出於對德國和飛行的愛為希特勒賣命。戰爭結束時，劇本寫完了。它將是楚克邁耶最成功的一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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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21歲就成為受邀貴賓、進入文學界名流之列，這讓卡迪佳·韋德金德感到自豪。但在舞廳裡被人流推來推去，她並不怎麼舒服。她不適應過道的擁擠，寧願獨自躲在背景裡。她更喜歡遠遠地觀察，而不是非得在其他人之間開出條路來。
她的家人中可沒有誰這麼靦腆。母親蒂莉和父親弗蘭克曾是德國戲劇界的大佬，總是很善於製造點兒轟動。弗蘭克1918年就去世了，他是個不知疲倦的挑釁者，一個狂徒，喜歡在劇中斥罵順民畏首畏尾的體面。沒有他帶不上臺的禁忌話題：賣淫、墮胎、手淫、虐待狂、同性戀。他有一種從不失手的天賦，隨時隨地都能挑起醜聞，突然發起脾氣來，連朋友們也不能倖免。蒂莉多年來一直都是備受追捧的女演員，主要出演她丈夫的戲劇，露露這個角色曾讓她紅極一時，那是個不受約束的放蕩女孩，為了取樂虐待男人，而她自己也同樣被男人虐待。蒂莉和弗蘭克本可共同享受一種令人驚讚，也令人敬畏的戲劇界伉儷的生活，可弗蘭克時時爆發的瘋狂與嫉妒把妻子—包括他自己—的生活變成了地獄。他兩次把蒂莉逼到自殺。現在她已經守了15年寡。
卡迪佳的姐姐帕梅拉比她大五歲，遺傳了父母的某些氣質和才能。她從小就在舞臺上如魚得水，有一副好嗓子，喜歡錶演父親的歌，也像他從前那樣用魯特琴伴奏。她擁有卡迪佳缺少的一切：勇敢、主動、堅持己見。卡迪佳曾在日記中寫道：「帕梅拉個性極強，又才華橫溢；在她面前，我只能謙卑地退到背景裡。」
1918年父親去世後，帕梅拉和卡迪佳在慕尼黑結識了托馬斯·曼的長女埃麗卡和長子克勞斯。他們幾乎算是鄰居，兩家之間步行只用不到半個小時。曼氏姐弟被帕梅拉的才華迷住，很快便愛上了她，三人組成了一個讓成年人有些不安的早熟的組合，總是擺出一副吊兒郎當的架勢。那時卡迪佳還太小，無法加入。化妝且從不避諱自己是同性戀的克勞斯，在1924年與帕梅拉訂婚，並用兩週時間寫出了室內劇《安雅和埃絲特》：講述了一對沉溺於找尋愛情和生命意義的憂鬱的寄宿學校學生的故事，充滿了對帕梅拉和埃麗卡的同性愛情的影射。這部劇沒什麼價值，只有提綱，並非深思熟慮後的作品。但偉大的戲劇天才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對此很感興趣，發來一封慷慨激昂的電報，說服三人與他一起出演這部青年題材作品，並在全德巡演。
卡迪佳·韋德金德，1932年
這部劇被罵得狗血噴頭，評論家們沒有因為偉大的托馬斯·曼之子尚還年少而原諒他的罪過。但它在劇院引起了轟動，門票場場售罄。上躥下跳的詩人之子和年輕人之間莫名其妙的情慾糾葛激起了觀眾的好奇，更何況埃麗卡後來還嫁給了格林德根斯，雖然誰都知道後者更受男人的吸引。有好幾個星期，各種副刊和五顏六色的畫報上全都是這四個人。他們扯一扯線，報紙就木偶似的跳起來。還有什麼能比這四個人的關係更好地表現瘋狂、貪婪、放縱的二十歲？
卡迪佳跟不上，也不想跟上姐姐的生活節奏。她的母親蒂莉越來越少在大舞臺上扮演重要角色，而是不斷地投入新的愛情。卡迪佳在烏爾斯坦出版社包廂裡看見的那個飛行員烏德特曾有一段時間是蒂莉的最愛。與烏德特坐在一起的楚克邁耶也時不時去拜訪她的母親。卡迪佳當時12歲，楚克邁耶會陪她玩牛仔和印第安人的遊戲。他剛一走進昏暗的走廊，她就襲擊了他，從衣櫃跳上他的脖子，手裡拿著一把長菜刀，要剝他的頭皮。
然而這幾年，她的母親與一位名叫戈特弗裡德·貝恩的醫生有了一段更穩定的關係。貝恩同時也是一位作家。蒂莉很迷戀他，但貝恩總是與她保持著距離。當他終於有時間陪她、帶她出去時，蒂莉會興奮得像個小女孩。她甚至拿到駕照，買了一輛小型歐寶敞篷車，在夏天和貝恩一起郊遊踏青。有一次貝恩的女兒奈勒也在，卡迪佳和她很合得來。
但卡迪佳不喜歡這位陰鬱的貝恩。她曾去過他在柏林百麗聯盟大街和約克大街街角的公寓兼診所。他的確是個有趣的人，但她終究還是覺得他討厭。她其實不太明白貝恩和母親的關係。有一天夜裡，她沒打招呼就回了家，所有房間都亮著燈，卻找不到人，直到漢斯·阿爾貝斯從她母親的臥室走出來。
但她不在乎這種事。卡迪佳想的不一樣，她首先想做個好人，能讓別人的生活更輕鬆的好人。可她常常缺少必要的精力，不明白別人每天從哪裡獲得力量去工作。上中學的時候這就已經是個問題了，1928年她去德累斯頓藝術學院讀書時更是如此。當時她的老師保證，如果她更用功一點，就會成為大畫家。但她覺得這難得要命，自律和勤奮不是她的長處，這一點她很清楚。
在施塔恩貝格湖畔阿默爾蘭度假時，她感覺最幸福。母親的一個演員朋友莉莉·阿克曼在那兒有一棟房子。早些年，卡迪佳會定期去她那兒打發時間，或是和莉莉的兒子格奧爾格一起玩。當時他才十歲，但卡迪佳無所謂。兩人一時興起，建立了一個名叫卡盧米納的帝國。在這裡，在這個夢想的王國，她終於可以隨心所欲。她的意願就是法律，她讓格奧爾格和他的朋友們加冕自己為卡蘿拉一世女王。他們一起設計旗幟、起草憲法，格奧爾格被任命為總參謀長，還要建立軍隊。遊戲將持續三個星期，在下一個假期再次見面時，他們會繼續打造自己的幻想世界。
本該準備去柏林學院深造的當口，她卻回憶起這段時光。她被推薦給了喬治·格羅茲的老師埃米爾·奧爾利克。可哪怕只是讓她把在德累斯頓時期的作品訂在一個資料夾裡，她也不寒而慄。每張畫都充斥著她毫不遮掩的不情願。她寧願坐下來，寫一寫她的帝國卡盧米納的故事。她想，這可能會是一部小說。畢竟，這個故事講述了那些遠古而經典的主題：對青春的告別、成長的艱難、愛情的萌動。她的父親一直想寫小說，但從沒成功過。當她第一次展現出自律和意志力的時候，野心就更大了。她感到，那些古老的主題似乎在她的手稿中獨自獲得了輕盈的新魔力。
卡迪佳在自己身上發現了一種她曾經不知道的天賦——寫作。只要給她時間，她就能結出文學的果實。舍爾出版社也相信她的能力，還把她的書《卡盧米納：夏天的小說》列入了出版計劃，併為此預付了1000馬克！她把其中的900馬克給了母親—母親作為演員的收入越來越少，已經不得不悄悄當掉首飾來支付房租。
對卡迪佳來說，她剛剛發芽的天賦比錢更重要，她希望未來能遇到有利的「天氣」，讓這幼苗成長起來。吵吵鬧鬧的舞會上，她在包廂和桌子之間碰到的每一個熟人都在鼓勵她。起初她根本不信聽到的話，像往常一樣感到尷尬、害羞。但後來她漸漸開心起來。誰都沒法抗拒這麼多讚許。有那麼一刻，她讓自己被說服了，也許她也能成為一個人物。她感受到出乎意料的勇氣，甚至狂妄，她想：我，我就是新聞舞會的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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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裡希·瑪利亞·雷馬克也沒法拒絕新聞舞會的邀請。更何況，他剛完成新小說《三個戰友》的初稿，想在高強度的工作之後犒勞自己，放鬆一下。這幾個月他沒住在德國，但在柏林仍有很多事要做。所以他開車來了，解決一個個預約，最後在舞會拼命鬧騰了一番。
他在烏爾斯坦包廂看到了楚克邁耶，但這個晚上，楚克邁耶的心思似乎全在恩斯特·烏德特身上。雷馬克和楚克邁耶認識整整四年了。1928年，雷馬克把快寫完的戰爭小說《西線無戰事》手稿寄給了德國最重要的出版社s.菲舍爾出版社，但被拒稿。烏爾斯坦的編輯們反倒熱情高漲，發動整個集團，儘可能地為這本書打響他們認為配得上的第一炮：先在烏爾斯坦旗下的《福斯日報》連載宣傳；小說上架後，同屬烏爾斯坦集團的《柏林畫報》把發行日從通常的週日提前到週四，以便在首賣日準時登出烏爾斯坦出版社的作者楚克邁耶評論雷馬克作品的文章。
這不是普通意義上的書評，也不是文人間常見的吹捧。楚克邁耶的文章是擂鼓，是軍號，是烽火，更是預言：「現在，一個叫埃裡希·瑪利亞·雷馬克的人寫出了一本書，書裡的故事有數百萬人經歷過，這本書也將被數百萬人閱讀—不論現在還是未來……這本書屬於教室、閱覽室、大學、所有報紙、所有電臺，卻仍還不夠。」
《西線無戰事》講述了一名一戰前線士兵從1914年被迫中斷學業到1918年死於戰場的故事。雷馬克用簡潔、沒有詩意卻充滿感情的句子，記述著戰壕裡的驚駭和死亡，記述著炮火猛攻下整夜煎熬的恐怖，記述著衝入敵人槍林彈雨的瘋狂和近戰中刺刀屠戮的兇殘。
這些事楚克邁耶也都親身經歷過，但他並未找到一種能夠為此承重的言語表達。《西線無戰事》更讓他興奮的是：「雷馬克在此第一次十分清晰、十分深邃地表現出這些人的內在，說出他們心中發生了什麼……」整整一代人迷惘、嗜殺、惶惶不安的經歷，被這部小說賦予文學形式，終於得以傾訴。對於楚克邁耶而言—他預感到，不只是對於他而言—這如同擺脫夢魘。「我們所有人，一次又一次地體驗到，關於戰爭，什麼都不能說。沒有什麼比講述戰爭經歷更為可悲。因此，我們沉默著，等待著……但在這本書裡，雷馬克讓命運本身第一次有了形態，所有的一切——其後、其下燃燒的，及其殘留的。如此去寫、去創造、去生活，就不再只是現實，而是真理，純粹、有效的真理。」
的確，成千上萬人與楚克邁耶有著相同的感受，不僅有當年前線的戰士，還有那些從未當過兵但想要了解老兵們經歷的人。幾周後，小說印數已達50萬冊，同年被翻譯成26種語言。這是世界性的成功，同時也是一種挑釁，它刺激了所有試圖粉飾戰爭和士兵之死的人，尤其是對於德國民族主義者和納粹分子來說。他們用民粹主義的謊言詆譭小說及其作者。那些頑固重複、試圖給公眾洗腦的謊言聲稱：雷馬克的書侮辱了逝者，嘲諷他們為祖國做出的犧牲，把所有軍人的高貴都拖入汙淖；雷馬克是個騙子，他沒有真正參加過戰爭，甚至不瞭解戰爭，因為他只在前線待了七個星期就重傷入院了；雷馬克本名用字母k(remark)，而筆名的que(remarque)卻偏偏取自死敵法國的語言，因此他們說他是人民的叛徒，並且認為這樣的人沒有權利書寫那些為德國的榮譽獻出年輕生命的人的英雄事蹟。
1930年，《西線無戰事》的美國版電影在德國影院上映，宣傳戰升級了。首映次日，戈培爾派他的衝鋒隊打手進入柏林及其他城市的電影院，扔臭氣彈，放白老鼠，威脅甚至毆打觀眾，直到放映被迫取消。當局非但沒有保護電影和觀眾，反而搖尾乞憐，五天後下令禁止該電影繼續放映，「因為（它）會危及德國的聲譽」。戈培爾「躊躇滿志」地「慶祝」納粹黨首次競選大捷：「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瀝青民主’與具有德意志精神的國家道德的權力鬥爭。我們第一次在柏林記錄下這個事實：瀝青民主已被打倒。」
埃裡希·瑪利亞·雷馬克，1929年
幾個月後，電影的大幅刪減版還是上映了。但雷馬克已經對國家失望至極。無論做什麼、說什麼、寫什麼，他都是右派的眼中釘。幸運的是，《西線無戰事》讓他有了錢。他在距阿斯科納幾公里遠、位於瑞士境內的馬焦雷湖畔買了一棟別墅，離開了越來越陌生的德國。
因此，新聞舞會後，雷馬克只在酒店暫住了一夜。誰將在施萊歇爾之後成為新總理，基本上已經與他無關。這次舞會是不是共和國的最後一場舞會，他也不在乎。週日清晨，一吃過早飯，他就坐上了一輛藍旗亞迪勒姆達—他愛快車和高速—出發駛向瑞士邊境。那是一段漫長而寒冷的旅程，從北到南穿越冬日的德國。直到將近二十年後，他才再一次見到自己的祖國。
幾周後，雷馬克在馬焦雷湖畔的住址在流亡者間像內幕訊息一樣傳散開來。雷馬克的慷慨盡人皆知。他為出逃者提供了住所，塞給他們錢，為他們提供去義大利或法國的機票。恩斯特·托勒找過他，猶太記者費利克斯·曼努埃爾·孟德爾頌也是他的客人，並在他那裡住了幾天。但4月中旬，孟德爾頌被發現死在雷馬克家附近的一條溝裡，死於顱骨骨折。是跌死？還是被打死？瑞士報紙說是一起事故。托馬斯·曼讀過報紙後確信：這是納粹一次失敗的暗殺，刺客在黑暗中「可能把年輕的孟德爾頌當成了雷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