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0日，星期一
約瑟夫·羅特不想再等白天的訊息了。天一亮他就前往火車站，坐上了去巴黎的火車。對他來說，告別柏林很容易。他在《法蘭克福日報》做了多年記者，早已習慣了奔波。這幾年他一直住酒店或賓館。他曾有些誇張地說：「我想，如果我有固定住所，可能就沒法寫作了。」
四個月前，也就是1932年9月底，羅特的《拉德茨基進行曲》出版了。這部傑作與托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一樣，講述了一個家族幾代人的興衰：特羅塔家族在奧匈帝國統治者弗朗茨·約瑟夫一世的手下崛起，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跟隨他一起滅亡。這是羅特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他為之付出了很多心血，因此本應刪改某些政治言論，不激怒任何人，以免危及小說在德國的銷售。
可謹小慎微並非羅特的天性，在道德問題上他寧願殺伐決斷。或許也由於潛在的自我毀滅傾向，對於納粹的事，羅特不願遮遮掩掩，無論如何都要與他們作戰，即便知道這只是螳臂當車。在一封從巴黎寄給斯蒂芬·茨威格的信中，他寫道：「放棄一切希望，明確，鎮定，堅決，本就應該如此。以後您會看清，我們正被推向巨大的災難。我們文學和物質的存在已經被毀，不止於此，一切都在導向新的戰爭。對於我們的生活，我已萬念俱灰。野蠻成功地統治了我們。不要抱有任何幻想。地獄當道。」羅斯的抗爭，目的不在保命。他以紙筆為武器，在必死的堅定信念中投入了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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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換崗。約瑟夫·羅特離開了這座城市，而埃貢·埃爾溫·基希來了。他再一次證明，自己「狂奔記者」的外號名副其實。過去一年，他去了戰亂四起的中國，見過那裡最悲慘的幾個地方，參觀了前朝太監的「養老院」，遇到了街頭那些毫無保護、連乞丐幫會也不接收的女乞丐，讓人帶自己去了一家收治年輕女工的結核病院—這些女工都還是半大的孩子，在毫無希望地等死。然後他前往莫斯科奮筆疾書，將所見所聞記錄在《秘密的中國》一書中，隨即又出發趕赴德國。希特勒今天上臺，他也及時趕到了現場。
基希是個世界名人。他說，就連中國也有人認得他—雖然當時他的書沒被翻譯成中國的語言。他是布拉格的猶太人，和里爾克、卡夫卡一樣，屬於那裡說德語的少數民族。他喜歡把自己寫成故事的中心角色，總能讓讀者感覺到自己正在這世界上最重要的現場與他並肩作戰。他遊刃有餘地把自己冒險家和硬漢的形象打造成記者的典範：總在趕往某個危機中心或戰場的路上，總在一根接一根地抽菸，總在用半合法的方式追蹤著某個秘密。
一戰中，他在前線作戰時負了重傷，做了一名新聞官。這場多民族間的殺戮增強了他的政治責任感。他成為一個非法計程車兵委員會的成員，組織罷工與和平示威，並加入了共產黨。
這也改變了身為作家的他。最初他深信獨立記者的理想：「記者沒有傾向，也沒有立場，不為任何事物辯護。他必須是無偏見的證人，必須提供無偏見的證詞。」但入黨後，他逐漸變為積極分子，希望用自己的文章為他認為正確的政治目標服務。他的報道一如既往的精彩、生動，但其宣傳色彩卻鮮明得令人難以忽視。
基希在安哈爾特火車站下了車。此前他幾乎沒和納粹打過交道。作為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他知道世界史將轉向何方：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法西斯或納粹主義只是暫時階段。現在，他想更仔細地觀察，想親眼看見德國共產黨獲得勝利。
他駛向自己在莫茨街諾倫多爾夫廣場邊上的新公寓—一個轉租來的房間。通常基希會住得更好一些，他出身於富有的猶太家庭，本身也是個成功的作家，這一點他不否認。他獻身無產者的事業，但並未像無產者那樣生活。又何苦呢？他把藏書放在柏林，四十箱，共四千冊，光是這些就算得上一小筆財富了。為保險起見，他正在考慮把這些書送去布拉格他母親那裡。如果這些書在即將到來的政治動盪中散佚，就太可惜了。也許這會是他在柏林逗留期間的第二個主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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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偌大的安哈爾特火車站，人們很容易擦肩錯過。基希到達的那個早上，維爾納·馮·布隆貝格中將走下一列從日內瓦開來的夜班車。在日內瓦，他作為德國代表參加了一次國際裁軍會議。會上，德國荒謬地要求擴大被《凡爾賽條約》限制在10萬人以內的國防軍規模。但讓他吃驚的是，興登堡昨天突然發電報到日內瓦，讓他立即趕回柏林。
此時，在權力的幕後，一場無法遏止的風暴正在醞釀著，一切似乎都有可能。統帥部總司令庫爾特·馮·哈默施泰因想要不惜一切代價阻止希特勒出任總理。他在上週與興登堡談話時得到保證，那位「奧地利下士」沒有機會被任命該職。可僅僅兩天後，哈默施泰因就不得不看清形勢，巴本已經說服了總統，希特勒的確會隨時上臺。迫不得已，他向已經辭職、只是臨時代理總理及國防部部長事務的施萊歇爾提議政變：波茨坦駐軍應進入戰備，逮捕希特勒，宣佈戒嚴，剝奪顯然已失智的興登堡的權力。可施萊歇爾拒絕了他的計劃，哈默施泰因只能嘗試挽救還能挽救的東西：他與希特勒會面，堅持要求施萊歇爾在新內閣中留任國防部部長，以便把國家的軍事力量掌握在手中。也許是為了安撫哈默施泰因，希特勒承諾讓步，儘管他和興登堡早已達成共識，用布隆貝格取代施萊歇爾。
因此，布隆貝格早上剛一到達，就在站臺上受到了兩位先生的迎接：哈默施泰因的副官攔住他，要安排他去國防部；而總統的兒子奧斯卡·馮·興登堡則奉命直接把他帶去父親那裡。面對軍方上司和國家元首的命令，布隆貝格決定聽從興登堡的指示。9點左右，總統讓他宣誓就職，擔任一個尚不存在的政府的國防部部長。共和國憲法就這樣被他棄之不顧，因為共和國憲法規定只有經總理推薦才可以任命部長。雖然希特勒同意布隆貝格任職，但他此時還不是總理。然而，這些法律上的細節現在沒人在乎了。
為了讓布隆貝格的任命冠冕堂皇，不至於過分破壞國防軍的等級結構，興登堡還一口氣把他越級提為步兵將軍。然而儀式結束後，奧斯卡·馮·興登堡嚴詞建議布隆貝格，暫時不要去本特勒大街他現在主管的國防部。哈默施泰因正等在那裡，很可能他一進門就會被捕。
安哈爾特火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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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點左右，克勞斯·曼被漢斯·法伊斯特叫醒，帶到安哈爾特火車站。法伊斯特比克勞斯·曼大了快20歲，也不是克勞斯·曼最喜歡的情人，但他有錢，總是很慷慨，在主職翻譯之外還是個醫生，搞嗎啡也容易多了。
昨天曼又賞了自己一針，和法伊斯特一起，還有一位懶得動筆的詩人朋友沃爾夫岡·黑爾默特。相比於法伊斯特，曼更喜歡他。今天早上他不大舒服，費了很大力氣，才勉強收拾好行李箱。他有種不好的預感，心情也很糟，無論如何都不願意繼續留在這兒，而是想去萊比錫找埃裡希·艾伯邁爾。艾伯邁爾是一位作家，兩人正一起改編聖-埃克蘇佩裡的小說《夜航》。這次編劇或許不會讓他拿到文學獎，但可能改善他的經濟狀況。法國人聖-埃克蘇佩裡如今在德國的年輕人中很受歡迎。
一直在追他的法伊斯特像平時一樣抱怨著分離，他有點煩。火車開了，克勞斯·曼很高興終於能在車廂裡清靜地坐下來。可後來—倒霉透頂—他開始犯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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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晚上，希特勒還是聽到了國防軍可能對興登堡發動政變的風聲。哈默施泰因和施萊歇爾應該就是幕後推手。他當即部署力量進行反制，讓柏林的衝鋒隊和黨衛隊進入戰備狀態，並暴跳如雷地命令一位效忠於他的警官調動幾個警察營，準備佔領政府區。希特勒對警察營沒有正式指揮權，但這無足輕重。因為他根本就搞不清楚自己在暴怒中指的是哪些營，甚至不知道它們是否存在。希特勒在戈培爾位於帝國總理廣場的公寓裡一直待到凌晨5點，與親信們討論如何應對敵人為阻止他上任而可能做出的反抗。後來，為了補覺，他讓人把自己送到他在凱撒霍夫酒店的套房。
上午，由納粹黨和德國國家人民黨組成的新執政聯盟成員陸續來到選定的副總理巴本家中。巴本仍住在帝國總理府的裙樓裡。雖然他兩個月前不得不辭去總理之職，但至今仍未給他的繼任者施萊歇爾騰出總理公寓—他罔顧共和國的規則，試圖不惜任何代價抓住權力，哪怕被人恥笑。
最近幾天，政府宣誓就職的準備工作並不順利。德國國家人民黨武裝組織鋼盔團的領袖弗朗茨·澤爾特本應接管勞工部，但卻沒有被告知任命日期。興登堡的總統府秘書長奧托·邁斯納打電話問他在哪兒時，他還沒起床，顯然趕不上宣誓儀式了，於是換成他的副手特奧多爾·杜斯特伯格替他出席。這又很棘手，因為就在幾個月前，當杜斯特伯格還是總統候選人的時候，納粹報紙曾因為他的猶太祖父而稱他「種族低劣」，並極其野蠻地連續侮辱了他幾個星期。杜斯特伯格隨即質問，政府是否有必要如此倉促地強行上臺，難道就不能推遲？巴本擔心辛苦安排的聯盟和他的副總理職位有變，利用流傳的政變謠言來應對，聲稱施萊歇爾和哈默施泰因隨時會推行軍事獨裁：「如果11點之前不成立政府，國防軍就會進兵。」
此時，希特勒帶著他未來的部長戈林和威廉·弗利克乘賓士敞篷車從凱撒霍夫酒店駛向約100米外的總理府廂房。天寒地凍，他們穿著厚厚的黑大衣，帽子低低地壓在臉上，看起來有點像上路敲詐、索要保護費的黑幫。到了巴本家，希特勒再次證明了他是個反應迅速的即興演員。他馬上走向杜斯特伯格，抓住對方的手，眼含淚水、聲音顫抖地解釋：「很抱歉，我的媒體讓您遭到了人身侮辱。我向您保證，我對此並不知情。」
儀式地點離巴本的住處沒有多遠。10點45分左右，一眾先生出發了。因為攝影記者們正在大樓正面挨凍苦等，巴本就帶他們走了後門，穿過寒冬中的部長花園，到達總理府。那裡有興登堡的臨時辦公室，因為總統府從夏天開始就在翻修。某種程度上，這一小段路是在普魯士藝術學院的注視之下走完的，學院坐落在巴黎廣場以北約100米，如果願意，學院成員可以從大樓後窗看到黑衣政客們莊重地踏雪而行。
然而，聯合談判期間，巴本還有一個重要問題並未澄清。希特勒堅持要求興登堡在自己上任後立即解散議會，並宣佈重新選舉。希特勒聲稱，人民應「民主地」認可新內閣。他沒有明說，但已預見到納粹黨毫無懸念的勝利，因為他打算以政府首腦的身份從國庫中支取他的競選宣傳費。可德國國家人民黨主席阿爾弗雷德·胡根貝格恰恰不希望這種局面出現，因為在上一次選舉中，德國國家人民黨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以2.5個百分點險勝；如今面對希特勒和他擴增了四倍的納粹黨的競爭壓力，他擔心自己的黨派會失利。
直到在總統府秘書長邁斯納的辦公室裡，希特勒和巴本才最後攤牌。胡根貝格大怒，他感覺自己被耍了，更是拼命拒絕。在他看來沒必要重新選舉，他不準備接受這個條件。為此巴本和希特勒把胡根貝格帶到窗邊的小房間裡，激烈地爭論起來。為了打消他的顧慮，希特勒再次慷慨陳詞，鄭重承諾說，無論議會的力量對比如何，選舉後執政聯盟和內閣構成都不會改變。巴本幾乎視之為終極論據：「您可不能懷疑一個德國人的嚴肅誓言啊。」可胡根貝格頑固不化，其實他更想在最後一刻推翻這個好不容易才談攏的聯盟。這時，邁斯納走進房間，手持懷錶，警告說不要讓總統久等，已經11點15分了。
這幾句話挫敗了胡根貝格的抵抗。他無法做到對興登堡這樣的權威人物表現出不敬。對於他，對於德國國家人民黨的所有人而言，總統就是世界大戰的英雄。他無論如何都不想打亂總統的時間計劃表。最終他違背了自己的利益和政治理性的所有規則，同意了希特勒的條件，集會者終於可以宣誓了。
最後一刻，原定勞工部部長弗朗茨·澤爾特終究還是出現了。杜斯特伯格手中寫有自己名字的任命書被拿走、撕毀。一行人上樓來到接待大廳，興登堡入內，向每個內閣成員宣讀誓詞，並要求他們重複。希特勒是第一個：「我將為德國人民的福祉效力，維護國家的憲法和法律，認真履行我應盡的職責，公正、公平地服務每一個人。」隨後，希特勒發表了一小段計劃外的演講，他強調說，希望在緊急法令期後恢復正常的議會民主。他把第一次內閣會議安排在下午。12點左右，一切都結束了。
從民族主義的角度去看，內閣似乎四平八穩：弗朗茨·馮·巴本成為副總理和普魯士的臨時元首—「普魯士政變」之後，國家政府也要為其負責。他獲得了興登堡的信任。為防止陰謀，希特勒不能在巴本缺席的情況下與興登堡商討政務。更何況，作為總統，興登堡可以隨時讓新總理下臺，畢竟希特勒只負責領導政府的一小部分。外交部、財政部、司法部等重要職能部門交給了無黨派的專家，胡根貝格得到的超級大部門覆蓋了經濟、農業和食品領域；澤爾特成為勞工部部長。相反，納粹黨成員中，只有威廉·弗利克謀得到內政部的職位，戈林得到一個沒有實權的部長之位，另外他們接管普魯士的內政部。巴本的計劃看來已經取得成效，希特勒被可靠的右翼勢力「包圍」，政治上由此受到牽制。有批評家譴責巴本把國家交給了獨裁者，對此他回答說：「您想怎樣？我們兩個月內就把希特勒逼入角落，嚇得他吱吱叫。」
納粹黨的其他大人物等在凱撒霍夫酒店，一會兒沉浸在成功前的喜悅，一會兒又陷入最後的懷疑。他們在酒店和總理府之間的街道上集合了一些步兵。
希特勒高價租下了酒店的一整層樓，供自己和自己的人使用，但這筆費用納粹黨早就支付不起了。近來頻繁的選舉活動迅速掏空財庫，堆起危險的債務。如果無法成功接管政府，破產就迫在眉睫了。凱撒霍夫酒店不僅是市內最優雅的酒店，而且位於政府區中心，幾乎有種半官方的味道。這些年，希特勒只要來柏林就住在這家酒店，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酒店所有者是一位堅定的右翼分子。酒店大樓上升起的是黑、白、紅的德意志帝國國旗，而不是黑、紅、金的魏瑪共和國國旗。如果希特勒現在因為財政狀況緊張而選擇另一處較便宜的住所，就顯得是在承認其政黨出了問題，這無疑是一種示弱。
衝鋒隊參謀長恩斯特·羅姆用雙筒望遠鏡從酒店的一個視窗觀察著總理府入口。戈林率先走出大樓，向圍立在四周的人們喊出了訊息。然後，他和弗利克、希特勒登上賓士車，以步行的速度穿過緊緊擠在車旁的人群，駛向凱撒霍夫酒店。人們舉起伸直的右臂，瘋狂叫喊著，祝賀新任命的總理。短短的路，車走了幾分鐘。希特勒一下車，親信們就圍上前來，陪同他進了酒店。戈培爾、海斯、羅姆激動地與他握手，許多人熱淚盈眶。偉大的目標終於實現了，他們的領袖成了總理。街上人聲鼎沸，歡呼聲鑽入凱撒霍夫酒店的窗戶。圍在希特勒身邊的人卻激動得失了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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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選帝侯大街的克蘭茨勒咖啡館分店，格奧爾格·凱澤約了他的編輯和出版商弗裡茨·蘭茲霍夫共進午餐。五十多歲的凱澤已經成為表現主義的活經典。他以瘋狂的速度撰寫劇本，搬上舞臺的不是人物，而是勉強偽裝成人物的論題。他的劇本過分追求實驗性，是用來思考，而不是用來看的。但觀眾們喜歡，凱澤因此獲得了驚人的成功。去劇院看他的劇的人，都知道應該作何期待：排列緊湊的一幕幕場景，簡練、狂熱的說教語言，技術主導的現代世界裡種種孤獨的形象。
凱澤事業順利。幾天後，他的冬日童話、由庫爾特·魏爾譜曲的《銀湖》將在萊比錫、馬格德堡和愛爾福特三地的城市劇院同步首演。與他相反，蘭茲霍夫正被嚴重的財務問題困擾著。他與搭檔古斯塔夫·基彭霍伊爾（其出版社的冠名者）必須為一場充滿火藥味的債權人會議做好準備。印刷、裝訂和紙張方面欠了一大筆債，氣氛很糟糕，破產已經躲不過去了。凱澤雖然有一種非同尋常的天賦，可以遮蔽生活中所有不愉快的事物，完全沉浸在文學的虛擬世界中，但出版社和年輕的蘭茲霍夫還是讓他擔心。他希望最好能攔下蘭茲霍夫，別讓他參加債權人會議。這讓他想起1921年自己被訴訟的往事：當時，為了能心無雜念地寫劇本，凱澤租了一套裝修豪華的房子，並一件件地賣掉傢俱，靠著這筆錢過活。竟有人因為這種「稀疏平常」的失誤起訴他。起訴一位詩人，他認為這是國家的不幸。他要求全國下半旗，並把英年早逝的同行海因裡希·馮·克萊斯特和格奧爾格·畢希納當作他的辯護人。法官表現出了驚人的耐心，凱澤最終以侵吞財產罪被判處一年的監禁。
然而，當蘭茲霍夫走進克蘭茨勒咖啡館時，出版社的財務困境一下子就變得無關緊要了。一個報童揮舞著《柏林午報》，頭版上常見的巨型字母宣佈：「阿道夫·希特勒，總理。」蘭茲霍夫如同受到當頭一棒，在震驚中買了份報紙。基彭霍伊爾出版社的反希特勒立場向來堅定不移。如今納粹掌權，他們搖搖欲墜的公司還能有什麼生存機會？蘭茲霍夫把他大量的積蓄都投進了這家出版社—難道才剛剛30歲出頭的他，不僅會很快失業，人生也就這麼毀了？
他快步走向凱澤的桌子，急忙把報紙遞給他。但凱澤對當天的政治爭端壓根沒興趣，這幾個月總理換得太頻、太快，他沒法當真。粗製濫造的政治劇是他會遮蔽掉的討厭的現實事物。他聳了聳肩說：「一個保齡球俱樂部換了董事會。」說著從蘭茲霍夫手裡拿過報紙，扔到桌邊的一把空椅子上。他現在不想討論這些。
相反，基彭霍伊爾出版社的另一個編輯赫爾曼·凱斯滕毫不懷疑《柏林午報》的頭條已徹底改變了他們的生活。他與蘭茲霍夫約好，午餐後他來接蘭茲霍夫和凱澤。當他走進克蘭茨勒咖啡館時，兩人正在點咖啡。他坐到桌前，也點了一杯，卻沒有心情喝。突然他跳起來，跑回了家。
他的母親、妹妹吉娜和妻子託尼都因流感臥床，自己也剛剛才康復。1918-1920年那場讓全世界數千萬人喪生的西班牙流感才過去13年，任何人都不會掉以輕心。報紙每天都在報道新增的感染人數，僅在柏林，今天就新增373人。法蘭克福那種城市，已有2000多人患病。但學校只在極端緊急的情況下才會完全關閉，因為許多學生的居住條件十分寒酸，一旦停課，哪怕天寒地凍，白天也不得不在街頭打發時間。
凱斯滕知道，他暫時不能離開德國。儘管如此，他還是回家取了自己和妻子的護照，跑到法國領事館申請簽證。然後他從銀行取出旅費，那是外匯法允許他帶出國的上限。再回到家時，他碰見了給家人治療的醫生，醫生嚴肅地警告他：至少八天內，他的妻子無法旅行。逃亡必須再往後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