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星期二
托馬斯·曼很緊張，但並非由於昨天的政治結果，而是文學原因。他的兒子克勞斯剛從柏林和萊比錫回來，想和他談一談希特勒。可他現在沒這個心思。
過去幾周，他不得不再次擱置小說《約瑟夫在埃及》的手稿，為2月10日將在慕尼黑大學舉辦的理查德·華格納逝世50週年紀念日的演講做準備。關於華格納的音樂劇，他已經寫了很多東西，這是他此生最偉大的一種藝術經驗。最初他以為會速戰速決，結果卻一發不可收，講稿變成論文，然後發展成一本小書。他的想法和靈感噴湧而出，最後不得不努力構思，才能讓它不致太過臃腫。
不僅如此，在他答應去慕尼黑之後，荷蘭的華格納協會也請他去阿姆斯特丹的國家音樂廳，希望他再做一次演講。另兩份法語演講的邀請也接踵而至：比利時筆會請他去布魯塞爾，然後去巴黎的大使劇院—在巴黎他甚至要講兩次，一次用法語，另一次用德語。這是一輪光榮的小型歐洲巡演，卻也給托馬斯·曼添了額外的麻煩。還在寫稿期間，他就不得不請他的法國朋友、日耳曼語學者費利克斯·貝爾託幫忙翻譯。幾天前他才寫完文章，現在必須馬上把它縮短成適合演講的長度，這無異於直接對自己的肉下刀。譯稿一出來，他還得不斷練習，至少別把法語講得太磕磕巴巴。
托馬斯·曼在慕尼黑的別墅中，1932年
沒什麼時間留給政治。更何況在過去一年中，他已經在各種文章和演講中斬釘截鐵地談論過自己對納粹的看法—一場試圖以革命之名欺世的騙局。他不能一再老調重彈。普魯士文化部前部長阿道夫·格里梅鼓動他去柏林參加社民黨的競選活動，但他只打算明天或後天寫一份關於社會主義的詳細宣告，好讓格里梅能在會上宣讀。他還能怎樣？
茶餘飯後還是免不了談論政治話題。埃麗卡和克勞斯對局勢感到緊張，克勞斯顯然讀過了所有報紙，連《人民觀察家報》也沒放過，還模仿左翼媒體面對政權更迭時故作剋制的痛苦語氣說話。飯後，兩個孩子出發去埃麗卡的胡椒磨歌舞劇團彩排，2月份的節目明天就要首演了。對於卡巴萊小品來說，希特勒上臺當然是求之不得的好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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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培爾睡飽了覺，開始與同僚們討論近在眼前的選舉計劃。宣傳的第一個高潮應該是邁科夫斯基和佐裡茨的葬禮。他宣稱這兩人是「民族運動」的「烈士」，在「勝利之夜」被「紅色謀殺犯」「卑鄙」地槍殺。他要在柏林大教堂為兩人大擺排場，要極盡奢華，還要安排聲勢浩大的遊行。雖然柏林大教堂是新教教堂，而佐裡茨是天主教徒，但戈培爾可不管這些。
尤其顧不了邁科夫斯基和佐裡茨之死的真相。最近幾個星期，許多衝鋒隊隊員擔心納粹黨會讓他們幹髒活。他們和共產黨打了好幾年街頭戰，現在，當政治目標終於觸手可及時，黨首卻想擺脫掉他們，獨吞所有勝利的好處。聖誕節後不久，六十多個夏洛滕堡衝鋒隊隊長曾會面商討此事，他們認為，上面會不擇手段，尤其是戈培爾。戈培爾的線人報告說，邁科夫斯基曾放開嗓門宣佈，若是那樣，他就親自動手，擊斃戈培爾，沒有半點遲疑。
因此，對於戈培爾來說，採取反制措施是聰明的政治行為。作為柏林的黨部頭目，他身邊始終圍著衝鋒隊，他不得不盲目地相信他們，但不能放任邁科夫斯基吹噓什麼用一顆子彈讓他腦袋開花。戈培爾必須讓每個衝鋒隊隊員明白，企圖暗殺他而不受到懲罰，想都別想。幸運的是，弗裡茨·哈恩對他手下第33衝鋒隊的人瞭如指掌，知道有個叫阿爾弗雷德·布斯克的人靠得住，此人會為了一筆不錯的賞金幹掉邁科夫斯基。前一天，布斯克找準時機完成了任務，並順手一起解決了警方唯一的證人佐裡茨。若有其他人察覺到發生了什麼，戈培爾也沒辦法。警告四處傳開，他可不會任人威脅。
想到已被他除掉的邁科夫斯基還能為自己派上用場，戈培爾很滿意。宣佈邁科夫斯基是「烈士」，對他來說只是小兒科。他要讓邁科夫斯基像國王一樣下葬，還要親自在邁科夫斯基的棺材旁講話。希特勒和戈林也在大教堂，獻花圈，默哀，演奏管風琴樂，發表感人的演講，然後穿城送殯。一齣相當熱鬧的大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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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一支衝鋒隊小分隊衝進威爾默斯多夫位於特勞特瑙大街12號的寧靜的房子。一到目標公寓門口，這些人就踹開門，衝了進去—卻發現房間裡已是空蕩蕩。沒有租客，沒有傢俱，沒有畫，什麼都沒有，只有光禿禿的牆。他們猶豫了片刻，從這個意外裡緩過神來，然後跑回街上，右轉跑向拿騷大街。他們衝進拿騷大街的一棟房子，用斧子砸開門，可畫室裡依舊空蕩蕩。沒有人，目標人物都走了，他們來得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