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6日，星期一
亨利希·曼現在住在法薩恩大街61號，柏林西部一幢豪華的高檔公寓樓。奈莉和他去年12月時搬了進來，這是他們同居的第一套房子。他們對公寓的大部分進行了重新佈置，對很多東西感覺新鮮，甚至有點陌生。他們想長久地定居在這裡，新地址就是他們生活新階段的背景。
前幾年，亨利希過得不太平靜，與妻子米米的分手一波三折。報紙肆無忌憚地拿他與特露德·黑斯特貝格的婚外情取樂，這當然讓局面更加不堪。第一批流言蜚語剛浮出水面時，米米惱羞成怒地從慕尼黑趕到柏林，在酒店裡向她的情敵發動進攻。之後，她繼續用電話和信件糾纏了亨利希好幾個星期，時而憤怒，時而絕望。可最終，她還是阻止不了離婚。他們的婚姻充其量只是相互遷就，何況她自己也有緋聞，尤其是和招蜂引蝶的恩斯特·烏德特的那一段。他靠特技飛行表演走遍全德國時，經常會給米米發親暱的訊息，告訴她自己現在停留在哪個城市、哪家酒店。
在膳宿公寓和酒店生活了幾年之後，亨利希·曼現在想重新讓自己安定下來。這並非為了顧及所謂的上層社會，他向來喜歡和他們作對—épaterlebourgeois（讓中產人士震驚）。但如今，他已年過花甲，開始覺察到年齡的重力。他在大眾心中日漸消退的知名度因《藍天使》的世界性成功而重煥生機。他在文學界的聲望當然也紋絲未動。可老實說，他不得不承認，近幾年他的作品不盡如人意。他那兩部名震天下的偉大小說《垃圾教授》和《臣僕》，不過是當年之勇。他不甘心止步於這種狀態，終究還是想再全力拼一次，專注於文學創作。
另外，他在兩年前被普魯士藝術學院的作家同行們選為文學系的主任。在國內政治氛圍緊張的情況下，這幾乎就是一個需要穩定的生活節奏的政治職務。動盪的氣氛嚇不倒他，相反，他偏偏要參與時代辯論，這是他作為作家的秉性。帝國的市儈之氣和狹隘的軍國主義讓他痛苦不堪，現在他絲毫不想掩飾自己對共和國和民主的熱情。通過撰寫報紙文章或在公開呼籲的書及宣言上簽字，他比弟弟更積極地宣傳：德國最終應更堅定地以西方為榜樣，或以社會主義思想為導向。他熱愛法國，精通法語，甚至用法語為法國報紙寫作，並像庫登霍夫-卡萊基一樣，構想出了歐洲國家聯盟的宏圖。這不足為奇，多年來他一直是右派和頑固民族主義者的眼中釘。但是，納粹喪心病狂地迫害他，也許另有原因。
1931年，亨利希·曼和他的朋友、作家威廉·赫爾佐格提請在普魯士自由邦內政部密談，並受到了國務秘書威廉·阿貝格的接待。阿貝格是個名人，自由黨派，也是不受歡迎的魏瑪共和國的捍衛者，是那種典型的戴夾鼻眼鏡、蓄著精緻鬍鬚的無可指摘的國家公僕。深謀遠慮、精力旺盛的他，把普魯士警察發展成了一支有戰鬥力的隊伍，幾乎等同於軍事武裝部隊。兩人之所以想找阿貝格談話，正是因為阿貝格負責警方事務。希特勒曾在一次演講中恬不知恥地宣佈，雖然他要通過法律手段上臺，但事後他將設立最高法院，找他的反對者算賬，讓他們「人頭落地」。這讓兩位作家警覺起來。
曼和赫爾佐格懇請阿貝格，決不要容忍這種嘲弄所有民主法律的威脅。他們希望共和國動用一切法治手段強硬反擊。他們還提出詳細建議，說明普魯士的武裝警察應如何對付納粹暴徒，結束街頭恐怖。
阿貝格耐心地聽著客人說的話，最後請他們把建議口述給他的秘書。據威廉·赫爾佐格回憶，這位秘書是個上了點年紀、滿頭金髮的德國甘淚卿。然而，阿貝格和兩位作家都沒有料到，這位金髮碧眼的甘淚卿當時是魯道夫·迪爾斯的女朋友，後者是一位年輕英俊的公務員，領導著打擊共產黨地下工作的部門，而且私下裡與戈林聯絡密切。迪爾斯知道，若要在事業上有所發展，他就需要戈林。因此，在部裡發生的一切，他都會主動上報給戈林，尤其是在警方主管阿貝格辦公室中進行的反納粹討論和計劃。作為犒賞，戈林一週前剛剛宣誓就任部長，就立即把迪爾斯升為內政部普魯士政治警察的負責人。
納粹對亨利希·曼的恨意與日俱增，監視行為也越來越肆無忌憚。前不久，他的弟弟托馬斯路過柏林時，兩人彼此坦白說，他們所承受的政治攻擊超過了他們能夠容忍的程度。亨利希·曼竟然還陰差陽錯地有了個「保鏢」，為他分擔了很大一部分威脅。這位守護天使也叫亨利希·曼，是個退休的保險職員和教會歌手。他的地址和號碼都在柏林的電話簿上，因此收到了無數本來是針對作家亨利希·曼的侮辱性電話和信件。潑在他身上的極端敵意自然讓重名者大為驚駭，但他很勇敢，繼續扮演著避雷針的角色。
亨利希·曼今天下午很晚才去學院。有兩個會議正等著他這位文學系主任。然而，在希特勒已手握總理府命脈的此刻，他們要討論的話題瑣碎得令人難以置信，而且脫離現實，無非是例行公事罷了。但亨利希·曼對此無能為力。即使身為主任，他也不能在學院隨心所欲，不能即興釋出抗議宣告。以他對民主遊戲規則的理解，他必須執行大多數人的決定。這卻使得學院異常遲鈍。
本也如此。學院已經成立200多年了，這個令人敬畏、享有盛譽的機構，更多地活在歷史中而不是當下。但文學系1926年才成立，距今6年多了，是魏瑪共和國真正的孩子。亨利希·曼因此認為，它也應該為共和國效力。然而，即使是這樣根本性的問題，也要費盡周章，才能在成員之間達成一致。
新系部是否要為民族知識分子發聲？公眾往往如此理解，因此總會滿心懷疑地打量它、批判它、反對它。其內部卻始終矛盾重重。這始於一樁醜聞。抒情詩人、戲劇家阿爾諾·霍爾茨是個愛計較的刺頭，被任命為新系部僅有五人的小型創始委員會成員，這讓他受寵若驚。隨後他讀了規章，在一份報告中逐字逐句地吹毛求疵。的確，這部學院的規章充滿設計缺陷，因為它不夠果斷，未能脫離普魯士的舊封建結構。與人們所期待的新共和制相反，成員們工作時並非真正自主。雖然學院可以任命院長和各系主任，但任何選舉都與其他決定一樣，必須得到普魯士文化部部長的批准。作為學監，部長要在政治上負責。
新的文學系成分上也不清不楚。學院雖然自稱「普魯士」，卻有根本不在普魯士生活的作家，比如托馬斯·曼，他來自呂貝克，住在慕尼黑。國內其實需要一個德國學院，這也是開設新系部的原因和目的。但僅從法律上看，普魯士就沒有資格為全德國建立機構。說得更荒唐一點，在許多關鍵問題上，只有那些住在柏林及其近郊，因此很容易被召集到一起開會的成員才有投票權。其他所有人只能在全體會議上發言。換言之，這個名義上的普魯士學院，希望被視作德國學院，卻像柏林學院一樣運作。
在彼此信任、公平相處的成員之間，這種顯然沒意義的事當然可以不了了之。學院院長馬克斯·利伯曼也正是這樣委婉地向求全責備的阿爾諾·霍爾茨做出瞭解釋。他向霍爾茨保證，規章執行得非常寬鬆，除了霍爾茨，之前再沒有哪個成員讀過，更不會按章程辦事。然而，在藝術、音樂等其他系部可能的事，在作家這裡行不通。他們一開始就形成兩個集團，分歧非但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減弱，反倒愈來愈深，而且摻雜了意識形態上的怨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