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星期五
晚上8點，希特勒在波茨坦大街的體育館向大約一萬名聽眾發表了他第一次重要的競選演講。他穿著衝鋒隊制服，也就是說，他不是作為總理發言，而是在以納粹黨領導人的身份宣傳他的黨派。儘管如此，戈培爾還是設法讓德國所有廣播電臺向全國民眾轉播了此次演講。
希特勒的演講聽起來很有綱領性，但幾乎沒透露任何具體內容，全靠浮誇的比喻和宏大詞彙的音調支撐。那些被他按節奏不斷重複的訊號詞甚至讓一些句子失去了意義。他鄭重申明，他要「以德意志農民為所有民族生活的支柱來建設這個民族。要為德意志的未來而戰，我就必須為德意志的土地而戰，必須為德意志農民而戰。他讓我們重獲新生，他為我們的城市輸入人口，他是幾千年來的永恆源泉，他必須得到悉心維護。然後是我們民族性的第二個支柱—德國工人，在未來的德意志帝國，他不應也不會再是陌生人。我們要引領他重新迴歸我們的民族共同體，我們要為他撬開大門、砸開大門，讓他作為德意志民族的捍衛者進入德意志的民族共同體」。
插入其間的，是泛泛但明確的政治威脅，就像一顆脫靶的流彈：他還宣稱要與「我們的議會民主制現象作鬥爭」。
繼而又是高談闊論的激昂節奏。他反覆向聽眾強調，他的目標是「恢復我們民族的潔淨。我們所有生活領域的潔淨，我們行政管理的潔淨，公共生活的潔淨，也是我們文化的潔淨」。他宣稱，他將「用應當反映我們靈魂的真正的德意志文化、德意志藝術、德意志建築和德意志音樂使人民重獲幸福」。他要「喚醒人們對我們民族偉大傳統的敬畏，喚醒人們對過去成就的深深敬畏，讓人們對德意志歷史上的偉人肅然起敬」。
這些概念聽起來再崇高不過：敬畏、潔淨、民族、民族性、民族的、民族共同體，而且總是德意志、德意志、德意志。然而現實情況是，一個在基本問題上眾口如一的同質化民族根本就不存在，國內的民眾早已分散到利益和意見相左、只能彼此妥協的不同階級、階層和環境之中，但希特勒對此隻字不提。民粹主義者希特勒為他的聽眾杜撰出一個有機的「民族共同體」夢境，在這個夢境中，所有差異和個性都被熔煉消失，成為「德意志農民」「德意志工人」那樣不可分割的集體，或「德意志文化」「德意志歷史上的偉人」那樣難以定義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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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是從晚上8點開始，托馬斯·曼在慕尼黑大學最大的禮堂發表了關於理查德·華格納的演講。卡蒂婭陪著他。克勞斯和他們最小的女兒伊麗莎白也在。後來的傳記作者會說觀眾席人滿為患。但克勞斯·曼的目光更清醒，他環顧父親演講的大廳，記錄道：「不是很滿，但觀眾不錯。」
自12月中旬以來，托馬斯·曼一直在改他那篇名為《理查德·華格納的苦難與偉大》的文章，將其刪減至剛好適合演講的長度。他對華格納的熱情和熱愛毋庸置疑：「作為享受者和學習者，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對我的成全，永遠不會忘記在劇院人群中深沉、孤獨的快樂時光。那些時光充滿神經和智力的戰慄與狂喜，充滿對動人的偉大意義的洞見，那一切唯有這種藝術才能提供。」為表明華格納作為藝術家的地位，托馬斯·曼把他置入一系列無與倫比的作家之中：托爾斯泰、左拉、易卜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叔本華、尼采。他稱讚華格納是歌劇神話的發現者，是浪漫主義大家，是偉大的心理學家和激情的戲劇藝術家。
但他沒有止步於羅列顯赫的名字和豐功偉業。他要勾勒一幅與眾不同的肖像，要表達他對藝術人物華格納非常個人的看法。托馬斯·曼將華格納描述為頹廢派詩人的先驅，他們在世紀之交讚頌迷醉和沉淪、朽病和怪誕。只需列舉華格納在《帕西法爾》中搬上舞臺上的人物，就能看到驚人的證據：「這是多麼極端、多麼不成體統的光怪陸離！親手閹割了自己的巫師；有著雙重人格的絕望女人，她是墮落者，是懺悔的抹大拉，也是兩種存在形式之間被催化的過渡狀態；久愛成病的大祭司，苦等著被一個貞潔的男孩救贖……」換言之，曼沒有對華格納一味空唱讚歌，而是追蹤著促成他歌劇藝術的秘密的靈魂動力，這與庸俗的風化或性道德無關。當然也與希特勒同時在柏林提出的德意志文化的「潔淨」要求無關。
這是挑釁，甚或：褻瀆。對於民族藝術的追隨者來說，華格納的作品是一方聖地。他對德意志文化傳統和北歐神話的熱情，使他成為這些追隨者心目中不可侵犯的人物。把華格納視作一位在歌劇中呈現極端特殊的心理狀態、偏好怪異趣味的現代派藝術家，讓他們感到奇恥大辱。
最可恨的是，托馬斯·曼竟以華格納為擋箭牌，譴責了所有華格納崇拜者中的民族主義者。雖未提名，但他針對的顯然是希特勒本人。畢竟，他用了一整套當前政治鬥爭中的敏感詞來裝飾他的演講。他稱華格納是「社會主義和文化烏托邦主義者」，談到他音樂的「世界主義」精神，讚揚他的「歐洲造詣」而非德意志成就，甚至聲稱，華格納如今「一定會被稱作是文化布林什維克主義者」。似乎這還不夠，托馬斯·曼又攻擊了希特勒在柏林體育館讚頌的所謂決定歷史的「偉人」。他引用了華格納極富預見性的話—它曾被用來分析許多自戀型領袖人物的心理—稱這些「天性醜陋、狹隘、暴力的人貪得無厭，因為他們自身根本就一無所有，所以總想要吞掉外面的東西」。
掌聲雷動，托馬斯·曼很滿意。慕尼黑大學最著名的羅曼史學者卡爾·沃斯勒走上前來，對他讚不絕口，稱這是他在這個大廳裡聽過的最好的講座。托馬斯·曼非常高興，他邀請沃斯勒隨他和他的家人一起去四季酒店的酒吧。當晚要慶祝的不僅是演講成功，還有午夜後他和卡蒂婭的28週年結婚紀念日，以及他即將開始的小型歐洲之旅：明天下午4點，他將與卡蒂婭帶著行李中的演講手稿前往阿姆斯特丹，之後還要在瑞士度過幾周的假期。總而言之，六個星期的辛苦工作愉快地結束了。14歲的伊麗莎白第一次來酒吧，既害怕又興奮地四處張望，她對成人夜生活膽怯的好奇讓克勞斯·曼忍俊不禁。
然而，兩個月後，這個愜意的晚上引發了嚴重後果。對於托馬斯·曼的演講，很久都沒有公開異議。但當文章在4月完整發表後，托馬斯·曼將體驗到苦澀的驚喜。起初，他只聽到傳言說一個電臺攻擊了他。兩天後，《慕尼黑最新訊息》的復活節版擺在了他面前，其中有一篇對他的華格納講座的抗議宣告。有一些簽了名的人他很熟悉，比如諷刺雜誌《同步畫派》的漫畫家奧拉夫·居爾布蘭松，還有作曲家理查德·史特勞斯、漢斯·普菲茨納等人。
他的反對者們寫道，一直等到「德國的民族起義發展出穩固組織」，他們才終於來譴責托馬斯·曼，他用他的祝詞貶低了「人們對偉大的德國大師理查德·華格納的記憶」。也就是說，他們要先確保背後有新納粹政權撐腰，才在公開信中對托馬斯·曼採取行動。他們和他們的民族自豪感無法容忍曼把華格納描繪成頹廢派和世界主義者。曼在華格納的音樂中不僅聽到了德意志，還聽到了「世界的正義，世界性的享受」，這就已經被他們認為是對「我們偉大的德意志音樂天才」的貶損。
這件文學醜聞的特殊之處在於，若在15年或20年前，托馬斯·曼可能會親自簽署這份抗議宣言的某些部分。直至帝國結束後很久，他仍屬於那些喜歡拿德意志文化抵制國際特別是西方文明的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群體，那時候這些人害怕主要出現在美國、英國和法國的大眾娛樂可能會取代制定標準的精英文化。
當時，托馬斯·曼自視代表著獨特的德意志藝術，其「使命」至少是，在所有社會關係日益民主化的趨勢下，堅守貴族和中上層階級對文化的理解。他明確認為自己是藝術家，只需對美學法則負責，而不想被政治糾纏。更極端的是，在他眼中，德國人整體上是不關心政治的民族，民主環境對他們來說基本上是陌生的，他們已經在「聲名狼藉的集權國家」中找到了適合自己的國家形式。
然而，這種態度卻帶來了政治上的後果。一戰之始，托馬斯·曼陷入民族主義的狂熱中不能自拔。在他長達600頁的著作《一個非政治人物的反思》中，民族主義論調不時響起。曼不僅捍衛德意志文化的特殊傳統和色彩，還在魏瑪古典主義、德國理想主義和德國浪漫主義美學的背景下，產生超越其他民族文化的優越感。在此意義上，對任何外國文化的接納都必然被他理解為對德意志理想的削弱和貶低。藝術家中的世界主義者，像他哥哥亨利希一樣，把文化視為各種外界影響與自身傳統脈絡交織的無限網路，一度成為他要堅決反對的假想敵。
直到1922年，也就是十年前，他才在《論德意志共和國》的演講中為民主價值觀和國際主義文化辯護。這是出於政治而非美學原因的轉變。戰後最初幾年，暗殺、政變等形式的民族主義暴力頻繁發生，這讓托馬斯·曼大為震驚。氾濫的血腥事件讓他發現了民主共和思想的核心，即通過妥協來解決衝突。他在文中強調，這恰恰才符合德意志的品質，因為「德意志性」絕非侵略、排他和破壞，而是「在最人性的意義上自由，文化上溫和，有尊嚴且和平」。
可現在，針對華格納講座的抗議宣告讓他明白無誤地看到，自己已經成了咄咄逼人的排他性民族主義的一個靶子。他自認為是德國和德意志文化的代表，對此卻無計可施。雖然納粹的殘暴和他們對猶太人的仇恨一直讓他心有餘悸，可被迫移民的現在，他開始在脆弱的瞬間悄悄自問：是否，在什麼條件下，可能與希特勒的人達成妥協。他隨手記入日記的沮喪的斟酌，聽起來令人震驚：「如果德國人在擺脫猶太精神的控制後不是那麼危險，如果德意志性情沒有愚蠢到不分青紅皂白地連我這種人也一起趕走，他們對猶太人的反叛在某種程度上會得到我的理解。」
這種恐怖且自私的反猶想法會讓人誤以為，倘若托馬斯·曼沒有受到牽連，可以不受干擾地留在國內，他就會真的接受猶太人被驅逐出德國。「猶太精神對德國人的控制」，這種不可思議的措辭已經表明，雖然他信仰共和，但在政治上卻是多麼無知。如果注意到，托馬斯·曼的妻子和他的岳父岳母均有猶太血統，這種在無法控制的絕望時刻寫下的日記就更讓人難以理解了。
今日要聞
●流感疫情退潮。柏林的新增病例已經下降到每天不到1000人。
●在柏林-韋丁，一名46歲的共產黨員、五金工人被4個人襲擊並槍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