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5日，星期三
馬克斯·馮·席林斯被普魯士臨時文化部部長伯恩哈德·魯斯特傳喚到部裡。席林斯對這種傳票並不陌生。20年代中期，當他還是柏林國立歌劇院總監時，就與當時的文化部部長、無黨派的自由主義者卡爾·海因裡希·貝克爾就錢的問題激烈爭吵過。席林斯當時聲稱，「這年頭不虧損的劇院簡直就是烏托邦」。可柏林國立歌劇院的預算畢竟透支得太厲害，於是貝克爾沒有通知就解僱了他。即使這樣也嚇不退席林斯，他對自己被解僱一事提起訴訟，並達成了和解。
然而席林斯已經今非昔比了，他感到精疲力竭，身體不適。作為作曲家，他曾希望能追隨偉大的榜樣理查德·華格納的足跡，卻從未實現過理想。多年來，他沒有任何新作取得過成功，有時候他認為自己知道失敗的原因：猶太人主導的音樂界不給他機會，不讓他這個雅利安人、重視德意志音樂的代表展現才能。1931年，他的新歌劇《吹笛者之日》反響平平，對此他寫道：「批評家先生們毀掉這部作品也不足為奇，對他們來說，任何源於心靈和情感活動的音樂都是可怕的。一部信奉德意志靈魂、德意志祖國甚至‘藝術嚴肅性’的劇—如華格納展示給我們的那種可能，終究要遭受踐踏。」
三個月前，席林斯從馬克斯·利伯曼手中接過普魯士藝術學院院長之職。他算是精明的談判者，但對自己的新職務還沒什麼經驗。魯斯特在部裡當著他的面批評學院時，他幾乎一聲沒吭。凱綏·珂勒惠支和亨利希·曼在廣告柱上的《緊急呼籲！》海報上簽名，要求社民黨和共產黨建立反法西斯和反野蠻的統一戰線，這讓魯斯特勃然大怒。魯斯特認為，這也是對他這個納粹人士的直接攻擊。他硬是說，身為學監的他是學院的主管領導，卻被學院成員詆譭為野蠻人。
對於從帝國遺留下來的學院規章的積弊，以前馬克斯·利伯曼還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遮掩過去，現在這些規章卻顯現出強勁的破壞力。學院無法真正自主，其章程賦予了在職部長過多的權力。魯斯特要求辭退或開除珂勒惠支和亨利希·曼，而且要求立即執行，否則他就徹底解散學院或至少是文學系。
席林斯沒有被這個虛張聲勢的最後通牒唬住。畢竟，珂勒惠支和曼不是作為學院成員，而是作為擁有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權的公民簽署了《緊急呼籲！》。他們是國際知名藝術家，而不是有義務保持政治中立的學院僱員。
當然，討論如此細微的區別，像魯斯特這種納粹部長能不能聽進去不好說。但魯斯特也下了賭注。倘若在文化部上任僅僅十天，只因為兩名成員在競選期間的一份政治呼籲書上籤了字，他就要關閉有著悠久傳統、享有盛譽的普魯士藝術學院，隨之而來的風險將難以估量。這個決定勢必引起軒然大波，甚至連他自己也可能會被趕下臺。
可席林斯居然根本沒想過為其學院的兩名成員辯護。與許多覺得自己過去受了虧待或是輸給猶太對手的人一樣，他對新的反猶當權者頗有好感。在他眼裡，只要投身於社民黨和共產黨的人民陣線，就是一種政治挑釁。席林斯只打算保護學院這個機構。他宣稱，如果魯斯特真的動手解散，他就立即辭職。辭職會鬧得滿城風雨，而且必須得到普魯士國務大臣的批准，這樣就會把魯斯特的內閣領導弗朗茨·馮·巴本捲進來。但除此之外，席林斯接受了魯斯特對珂勒惠支和曼的譴責，聲稱將負責他們的辭職，然後匆匆返回了學院。
照片正中為馬克斯·馮·席林斯（光頭），赫爾曼·戈林站在他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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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席林斯在從文化部到巴黎廣場學院大樓的路上花一點時間，從報攤上買一份《德意志文化守衛》，就能讀到漢斯·約斯特的一篇短文。這份雜誌是納粹黨首席理論家阿爾弗雷德·羅森伯格所領導的德意志文化戰鬥聯盟的喉舌。該聯盟是右翼激進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組織，他們喜歡針對猶太人發表仇恨言論，或因所謂的「反種族主義文化圈」和「此在的汙化和奴化」感到憤怒。最近幾天，約斯特與文化部部長魯斯特談過幾次話，內容是任命約斯特為普魯士國家劇院首席編劇的事。約斯特反應很快，馬上就在文章中提到了兩天前魯斯特在大學裡對普魯士學院的作家們暗示的威脅，還指名道姓地說：「托馬斯·曼、亨利希·曼、韋爾弗、凱勒曼、富爾達、德布林、弗裡茨·馮·翁魯等都是自由主義的反動作家，絕無資格以官方身份觸碰德意志概念的詩。我們建議解散這個已經徹底過氣腐朽的團體，並根據民族的、真正的德意志觀點重新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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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學院辦公室，馬克斯·馮·席林斯首先叫來了凱綏·珂勒惠支。1919年，她成為普魯士學院一百多年來接納的第一位女性成員。作為版畫家和雕塑家，她天賦超群，在歐洲和美國享有盛譽，以至於學院固執的先生們無法再對她視而不見。但與一口柏林腔、喜歡以畫家王子的身份出場、住在巴黎廣場和萬湖的兩棟別墅裡的馬克斯·利伯曼不同，凱綏·珂勒惠支生活清簡，住在柏林最貧窮的一個工人社群普倫茨勞貝格。對她來說，承擔社會責任永遠比獲取賬務自由更重要。雖然她不屬於任何政黨，但她對左翼思想及組織的認同不容置疑。
她現在65歲，是全世界敬仰的藝術家，但與席林斯的衝突她實在消受不起。席林斯轉達了部長的威脅，並明確告訴她，一旦被學院開除，她將立即失去進入大師工作室的資格。多年來，她不僅在那裡教書，也在那裡工作—目前有一個她很看重的大型陶土團隊。對她來說這將是一場災難，因為再沒有什麼其他合適的地方能讓她做雕塑。席林斯提出，如果她自願退出學院，就可以在10月1日之前全薪任教，還可以繼續使用工作室。她很快做出了決定。凱綏·珂勒惠支從沒把地位放在眼裡，不論是教授頭銜，還是學院的成員資格，最後她讓步了，宣佈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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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林斯發了電報，召集所有能聯絡上的學院成員參加特別會議—只有一個人例外。柏林的氣動郵遞網路非常發達，幾乎能在最短的時間內通知到城內的每個人。會議將在當晚8點開始。不可思議的緊迫時限就足以表明，要討論的問題有多麼嚴重。因此，50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即文學系成員伊娜·賽德爾），冒著冬夜的風雨趕到巴黎廣場，穿過學院裝飾有立柱的側門，聚集在大會議室裡。
席林斯一進門就讓人感覺氣勢洶洶。他把自己與魯斯特部長的談話以及後者對學院的威脅告知了參會者。席林斯希望儘可能靜悄悄地解決此事，因此會議的保密性對他來說特別重要。要討論的東西絲毫也不能洩露出去—包括他在此事中的角色。因此，在簡短的介紹之後，他讓在場的每個人都宣誓保密。然後他解釋說，亨利希·曼和珂勒惠支在《緊急呼籲！》上的簽名不符合他們學院成員的身份，他還補充說，珂勒惠支在此期間意識到了這一點，傍晚時已經提出辭職。現在還需對亨利希·曼在學院的去留做個決定。
簡短開場白之後發生的事情就像一部荒誕的五幕悲劇。第一幕展現了一位被迫防禦、尋找藉口的院長。戈特弗裡德·貝恩此時四處張望，卻沒有在會議室裡看到亨利希·曼。他提出兩個一目瞭然的問題：曼是否知道這次會議的主題？如果要責難簽名的事兒，魯斯特部長為什麼只威脅解散文學系，卻不打算動珂勒惠支所屬的美術系？席林斯避而不談第一個問題，只對第二個問題給出了一個不是很有說服力的答覆：身為文學系主任，亨利希·曼在學院裡身份特殊。
劇作家路德維希·富爾達跳了出來，支援貝恩—他再次追問，亨利希·曼是否知道這次會議。席林斯不得不承認，目前待在柏林的學院成員中，唯有曼沒收到會議邀請。
難以置信。席林斯不給亨利希·曼任何表態的機會，就決定開除他。這種讓人無法接受的卑劣手段，正常情況下會讓席林斯在學院威信掃地。為了給自己辯解，也為了強調情況的嚴重性，他立即向集會者提出了相當於最後通牒的備選方案：要麼亨利希·曼離開學院，要麼他席林斯辭職。
可席林斯已經無法阻止他一心想避免的事：會議中斷了，文學系的秘書奧斯卡·勒爾克接下任務，追加電話通知亨利希·曼參會。因此，悲劇的第二幕是出人意料的停頓：等待被告。大廳裡的騷動當然不會平息。在場的六位作家湊成小圈子，討論如何攻擊他們的院長。路德維希·富爾達尤其憤慨。他說，他一生都在反抗各種形式的審查制度，不想與一個因表達政治觀點而開除成員的學院有任何關係，他要辭職。萊昂哈德·弗蘭克和德布林也在斟酌離開學院的事。伊娜·賽德爾顯然很緊張，她下不了決心該怎麼辦。貝恩和勒爾克反倒是有所保留。勒爾克的情況還摻雜著物質原因，他自認為是一個根本不摻和政治的作家，但作為系部的受薪秘書，辭職就會失去部分收入。
時間緊迫，富爾達、弗蘭克和德布林商定：亨利希·曼一到學院大樓，弗蘭克就攔住他，迫切請求他不要主動辭職。這樣一來，席林斯就必須通過投票才能開除他。然而，投票的結果不可預測，如果確實是學院全體會議決定開除曼，其他人就有了宣佈辭職以示抗議的理由—此事本來就應該有政治訊號的效果和意義，這樣就光明正大了。
接下來的第三幕最怪、最短。亨利希·曼在眾人的沉默中進入會議室。萊昂哈德·弗蘭克已按照約定，在樓下學院入口處與他簡短談過，提前通知他了。現在，席林斯立即走向曼，請他在討論開始前與部門秘書勒爾克一起到他的院長辦公室裡說幾句話。又是等待。
大約十分鐘後，席林斯臉色蒼白地回到會議室，亨利希·曼不見了。席林斯通知的事，讓會議徹底成為多此一舉的鬧劇：曼放棄了文學系主任的職務，宣佈退出，以免危及學院的生存。
阿爾弗雷德·德布林彷彿被當頭一擊。他認為亨利希·曼是一個信念絕對堅定、政治上警覺的共和國捍衛者，可曼卻在為共和國的基本權利而戰時退縮了。德布林感覺自己四面楚歌。歌德的一句話在他腦中閃過：「亨利希，你讓我毛骨悚然。」
儘管如此，德布林還是跳起來發言，開始了針對席林斯行為的辯論—也就是第四幕。他同時抗議幾件事：全體會議前沒有與亨利希·曼談話、席林斯關起門談辭退的伎倆、50名學院成員中居然無人大聲質疑席林斯的辭退程式的可怕事實。他要求文學系自己開會，決定曼的去留。
然而，曼自願辭職，席林斯已經達到了目的，他幾乎連肩膀都沒動一下：他只是不想讓亨利希·曼在會上遭到尷尬的審訊，另外，曼還在院長辦公室，當然做好了發言的準備。德布林隨即要求，雖然曼已經辭職，還是要當眾問一問他。但德布林的提請直接被會眾駁回。
顯然，多數人不想繼續討論下去，而是希望迅速而安靜地了結此事。就在這時，第一個不是作家的人開口了，他是建築師、城市規劃委員馬丁·華格納。他以一種前所未聞的堅定態度爭論說：這對凱綏·珂勒惠支和亨利希·曼不公平。他們簽字的呼籲書不犯法，他們只是行使了言論自由的權利。這種權利是有憲法保障的，就像魯斯特部長也是根據憲法宣誓就職的。席林斯根本就不應該答應魯斯特負責兩名成員的辭職。就算萬不得已，席林斯也可以回應魯斯特說：學院的全體會議將投票決定。華格納最後說，會議結束前，他將不得不考慮是否要繼續留在一個能容忍這種事情的學院。
華格納還不到50歲，但早就是柏林市內搶眼的人物了。他屬於社民黨，為工會工作過，與布魯諾·陶特一起在柏林布里茨規劃了備受矚目的馬蹄形社群，後來作為城市規劃委員聘任了米斯·範德羅厄、瓦爾特·格羅皮烏斯這些名聲響噹噹的同事。然而，在魏瑪共和國的最後幾年，幾乎所有生活領域都高度政治化了，城市規劃也不例外。華格納的專案，尤其是他為工人階級建造的大型社群，被攻擊為受到現代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侵蝕。他話音剛落，立即又有人發言，沒有人會感到驚訝，因為這是一個意識形態上的對手—前一年加入納粹黨的建築師阿爾貝特·格斯納。格斯納沒有用任何一個字來回應華格納的論點，而是對他進行了人身攻擊，格斯納嘲諷地說，華格納可不是學院選的，而是由魯斯特的前任、社民黨文化部部長格里梅欽定的成員。似乎華格納低人一等，在被學院選出來的學院成員討論時，他無權發言。
作為院長，席林斯當然不能讓辯論滑入私人口角。於是他試圖再次突出這件事的核心。他強調說，自己只關心一個問題：他是否可以為兩名成員犧牲整個學院。他相信，每位成員都必須基於其成員身份的事實，意識到自己在公眾場合的言行舉止所造成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