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清楚席林斯這些暗示性的表述是指什麼，但顯然，在他看來，加入學院後放棄《緊急呼籲！》這種決定性的政治表態是理所當然的。為了使這一難以成立的論點更有說服力，席林斯現在不再談政治，轉而說起了風度問題，他聲稱，珂勒惠支和曼的簽名，違背了一種不可或缺的體面—畢竟，他們簽署的呼籲書一定讓魯斯特部長覺得自己被公然侮辱成了野蠻人。
席林斯這樣做不是在挽救討論，而是讓它徹底脫軌。在應該討論危及學院生存和獨立的粗暴政治攻擊之時，退到風度問題上合適嗎？馬丁·華格納忍不下去了。他先與格斯納和席林斯在修辭上過了幾招，然後提了一個問題，它定然會被理解為對院長的正面攻擊：當席林斯建議珂勒惠支和曼辭職而不是為他們辯護時，難道不是體面更盡失？
這是對席林斯公開的不信任表決。當學院成員受到一位政治家言辭蹊蹺的攻擊時，院長非但不擋在前面保護，反而逼他們主動辭職；不邀請亨利希·曼來參加審判他的會議，卻要用可疑的風度問題來為自己辯護—這樣的院長是領導學院的合適人選嗎？
在這個情況很可能反轉的爆炸性時刻，居然是一位作家出面幫了席林斯一把。戈特弗裡德·貝恩說，華格納正在用他的問題扭曲事實。唯一的問題是，席林斯是否採取了正確的行動來拯救學院—他做到了。
貝恩基本上沒說什麼新東西，只是重複了席林斯忠於上級的論點。但這足以打破馬丁·華格納的耐心。他無法諒解，一個機構的成員如此缺少正義感。他起身，宣佈辭職，走向出口，摔門而去。
然而—沒人跟上去。只有華格納一個人辭職示威了。再沒有第二個人起身離開。路德維希·富爾達、阿爾弗雷德·德布林、萊昂哈德·弗蘭克都義憤填膺，但他們把抗議忍到了幾天後即將召開的文學系會議上。他們希望在此之前做足準備，與今天不在場的同事們一同決議。
會議的結束詞再次落到一位建築師身上，他是學院的副院長漢斯·珀爾齊希。珀爾齊希和華格納在所有專業問題上都看法相近。珀爾齊希是城市規劃領域新客觀主義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法蘭克福、佈雷斯勞和柏林建成了幾座令人叫絕的建築，並於今年年初接手管理柏林的藝術學校。他絕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書呆子，而是清楚地知道，最近幾年藝術問題如何被政治化了。儘管如此，珀爾齊希還是明確感謝席林斯院長沒有在會上決議曼的成員資格。因為，珀爾齊希申明，學院只關注藝術，而不涉政治—因此在他看來，會議根本不可能為此投票。顯然，珀爾齊希似乎也認為，學院的存亡比成員的基本權利更重要。
現在還剩下的第五幕，也就是最後一幕，是發生在緊挨會議室的院長辦公室裡的絕望尾音。文學系的成員當然想知道，他們辭職的主任為什麼還沒開始戰鬥就放棄了。尤其是明確請求他堅守的德布林、弗蘭克和富爾達，感覺自己受到了愚弄。亨利希·曼站起來，與所有人握手，也許是為了安慰他們，也許是為了道歉。但他給出的理由卻出奇的單薄。曼說，規章中沒有任何能把他踢出學院的合法理由，可他—此時他的話聽起來簡直就像論及體面問題的席林斯—不想讓對手把學院內的一場奪位之爭強加在自己頭上。這不是他的風格。他不依賴職位。但對於其他人，比如勒爾克，學院的解散將產生嚴重的經濟後果。這些事情也需要考慮。
那麼，哪怕席林斯漏洞百出，最終還是大獲全勝？起碼在一個點上，院長算錯了。在對會議的保密性表決時，亨利希·曼不在場，嚴格說來他根本沒參會，而是直接被席林斯帶去了院長辦公室。因此，他不必受制於普遍的封口要求，可以向媒體通報他離開學院的訊息。雖然會議到夜裡快11點才結束，但報紙次日就詳詳細細地報道了整個事件。對於亨利希·曼的辭職，自由派報紙深表惋惜，民族主義傾向的報紙則歡呼雀躍。但所有文章都表明，希特勒上臺16天后，納粹黨的政治家是多麼肆無忌憚地踐踏基本權利的。
這些文章當然立即驚動了未能參加會議的文學系成員。德布林宣佈後續會議將於2月20日星期一舉行。在此期間，外界對資訊的需求量巨大，尤其是系部秘書勒爾克受到了各種問題的狂轟濫炸。但可想而知，他目前狀態很糟。近幾年政治的兩極化讓他戰戰兢兢。他是一個需要和諧的人，喜歡把自己埋在藝術問題裡。讓他處理任何一種日常問題，特別是政治問題，他都認為是無恥的苛求。
20年前的1913年，他取得了自己在文學上最大的勝利：克萊斯特文學獎。許多作家和藝術家都很欣賞他的作品，尤其是他的詩歌和構思精巧的散文。但他在讀者中並不成功，他的版稅收入很低，不可能以此過活。因此，當s.菲舍爾出版社為他提供了一份編輯的工作，當學院請他當系部秘書時，他立即抓住了機會。兩份工作共同為他提供了豐厚的收入，並讓他成為文學界的重要角色。三年前，他才與女友和一個共同的朋友一起在柏林北部的弗羅瑙建了一棟房子，這裡環境迷人，有寬闊的花園、小型藝術收藏室和一個女管家。這一切都讓他有了得到認同的滿足感，但同時也在折磨著他，因為他發現，賺錢的工作把他的寫作時間壓縮得越來越少。
學院裡的爭論真的讓他陷入了恐慌。他擔心會失去秘書的崗位，感到自己因夾在右翼和左翼的恐怖分子之間而心力交瘁—他根本不能正大光明地表達。他鄙視阿爾貝特·格斯納等納粹黨成員，但德布林或萊昂哈德·弗蘭克這類人也讓他吃不消，他覺得他們好鬥、不合作、愛出風頭。他懷疑，就是德布林和弗蘭克這兩個在文學上比他成功得多的人，在學院會議後向媒體通風報信—雖然有些文章明確提到訊息來源是亨利希·曼。
勒爾克不堪其苦。他覺得現在自己應付不了被捲入其中的衝突。托馬斯·曼告訴他自己已經從紀念華格納的巡迴演講中回來了，想多瞭解一些關於哥哥辭職的情況，於是他回了一封混亂的信。在勒爾克看來，破壞言論自由的不是部長魯斯特，而是《緊急呼籲！》，它指責所有不聽從呼籲的人內心既懦弱，又野蠻。在他眼裡，這就是恐怖。
此外，其他系部成員表達懷疑的信件也大多送到了勒爾克這裡。德布林申請召開的作家會議意義何在？計劃抗議魯斯特嗎？這樣的抗議難道不會讓文學系或學院再次陷入被解散的危險嗎？這將毫無意義。畢竟，亨利希·曼公開辭職，就是為了避免受到解散的威脅。
只有兩名未出席會議的成員決心承擔嚴肅的後果：阿爾方斯·帕凱和裡卡爾達·胡赫。帕凱是約瑟夫·羅特的同事，他也主要為《法蘭克福日報》撰稿，曾作為通訊記者駐紮在斯德哥爾摩，1918年還在莫斯科寫過關於俄國革命的報道。他最大的成功歸功於他的劇本和遊記。作為堅定的和平主義者，他與哈里·凱斯勒伯爵、亨利希·曼一樣，戰後一直在宣傳一個和諧、和平的歐洲的願景。在時下這場爭論中，他的論點非常簡單：作家所屬的學院最重要的目的是捍衛文學和作家的自由—包括政治方面。對於亨利希·曼的被迫辭職，如果所有作家一起抗議，他就加入；如果沒有集體抗議，他就獨自辭職。
裡卡爾達·胡赫，1934年
裡卡爾達·胡赫持相似看法，也許更深入，觸及根本。她相信，作家的工作需要一種與國家機構的成員身份不相容的、徹底的獨立性。當時只是因為托馬斯·曼好話說盡，她才同意加入學院。她是德國文學界無可爭議的偉大的老夫人，同時也是國內最重要的文學學者和歷史學家之一。年近古稀的她雖然給人一種穩重的中產階級印象，但她一如既往是個倔強、好鬥的女人。18歲時，她與姐姐的丈夫相愛了。她之所以追求文學和學術事業，是為了與她的家庭保持距離。她與姐夫的婚外情持續超過25年，其間她與另一個男人的婚姻也失敗了，後來他們終於結了婚，又在三年後徹底分手。
文學方面，裡卡爾達·胡赫也從不墨守成規。她寫過感傷的中篇和長篇小說——洋洋灑灑的德國曆史研究或是浪漫派生活及藝術的精彩著作，也寫過偵探小說和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或義大利自由戰士加里波第的傳記。她絕對不是循規蹈矩的沙龍作家。
相反，她欣賞那些堅持自己信念的人，那些嚇不退的反叛者。即使是納粹黨掌權後的現在，她依然不為所動。她給勒爾克寫信說，她認為亨利希·曼主動辭職不對。等一等就好了，倒是要看看，魯斯特是否真有膽量解散文學系。她宣佈，一旦確切瞭解到凱綏·珂勒惠支和亨利希·曼是怎麼被逼走的，她就立刻退出學院。並不是因為她認為《緊急呼籲！》正確，而是因為，身為作家的她，不能放棄言論自由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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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萊希特的《措施》1月28日在愛爾福特帝國劇院的首演中斷後，帝國法院今天啟動了對相關人員的刑事訴訟。他們被指控煽動叛國。該劇再次被指稱「以共產主義革命的方式表現了引發全球革命的階級鬥爭」。
晚上，在希爾德斯海姆的市立劇院，布萊希特《三分錢歌劇》的演出被打斷。一群觀眾向舞臺扔臭雞蛋和蘋果，一個年輕人跳上樂池護欄，企圖在喧囂中演講。被請來支援的警察逮捕了20人，並將他們帶離劇院。該市納粹黨在《希爾德斯海姆觀察家》上發文要求停演該劇。
今日要聞
●南德意志廣播電臺轉播了希特勒在斯圖加特市政廳的演講。21點17分，廣播中斷，無法恢復。原因是四個人用斧頭切斷了入口處的傳輸電纜。警方立即逮捕了許多人。但肇事者不在其中。
●廣播局副局長瓦爾特·康拉德被免職。據傳，電臺今後將聽命於納粹黨宣傳部領導約瑟夫·戈培爾。
●普魯士發生了大規模人事變動，斯德丁、佈雷斯勞、多特蒙德、美因河畔法蘭克福、漢諾威、哈雷、魏森費爾斯、哈爾堡-威廉斯堡、科布倫茨、奧伯豪森及波鴻等地屬於社民黨或中央黨的警察局局長，被屬於或親近新執政黨的官員取代。在柏林，納粹黨的國會議員馬格努斯·馮·萊韋措被任命為警察局局長。若干縣長和縣議員同樣遭到撤換。
●英國《泰晤士報》稱，普魯士內政部正計劃武裝衝鋒隊、黨衛隊、鋼盔團等右翼政治組織以輔助警方。赫爾曼·戈林對此進行闢謠。
●在多特蒙德，一名共產黨員背後中刀而死，一名衝鋒隊隊員遭五槍槍擊，受重傷。
●在波鴻和西里西亞地區洛伊特曼斯多夫的政治衝突中，共四名納粹黨成員被殺，三名成員受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