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星期五
昨天電報來了。一時間，兩人如釋重負。希特勒掌權已經19天了，19天裡，他們對沖鋒隊、別動隊的恐懼與日俱增。在慕尼黑，暴徒並不像在柏林那樣肆無忌憚，可社民黨和人民黨的老朋友們還是一個接一個地消失了。沒有人知道，到底是誰接走了他們，他們遭遇了什麼。然而，可怕的傳言四起。
奧斯卡·瑪麗亞·格拉夫和米麗婭姆·薩克斯並非一對膽小怕事的夫妻。他們在施瓦賓生活多年，是當地藝術家酒吧、劇院和咖啡館裡的名人。可現在，他們幾乎不敢上街了。有時他倆一大早起床，決心收拾行李去國外某處，但接下來算算賬，數數錢，手頭還是那麼緊，最終意識到，靠這點錢是走不遠的。昨天午後，他們聽到樓梯上沉重的腳步聲，有人一直爬到三樓，直奔他們而來。門鈴響了，就是他們家，兩個人站在門後聽著，大氣都不敢出。門彷彿隨時會被砸碎。鈴又響了，外面有人敲著門，壓低了聲音喊道：「格拉夫先生，格拉夫先生—電報！」
發件方是維也納教育中心。他們邀請格拉夫去奧地利參加早已預告的閱讀之旅：「定於2月20日至3月中旬的巡遊。」組織者請格拉夫儘快啟程，以便在維也納提前確定巡遊的所有細節：「若可，2月18日來議。」
「哎，一起去吧！」格拉夫對米麗婭姆·薩克斯說。他鬆了口氣，這是他們的機會。他們都很危險：米麗婭姆·薩克斯是猶太人，而格拉夫全市聞名，不僅是作家，還是無政府主義者、激進的和平主義者，也是巴伐利亞的原住民。即使現在，作為36歲的成年人，他朗讀時還是更喜歡穿皮短褲和傳統短上衣，就像一個鄉下小夥子。
格拉夫有自我表現的天賦。如果不是當了作家，他就該去當演員了。他在兩次大戰期間服兵役時，竟然因為裝瘋裝得太像，被送入精神病院，最後因「不適合服役」而退伍。後來，因出版反戰報告而險遭逮捕時，他又成功地使警察相信，他根本不知道文章的內容。
在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的那幾個月，他加入了革命審查機關，還因此在監獄裡待了幾個星期。讓他在文學界嶄露頭角的，是一些放肆的巴伐利亞日曆故事和一部小自傳—《我們是囚犯》。這本講述他在施塔恩貝格湖畔的痛苦童年的書，甚至讓托馬斯·曼提筆在《法蘭克福日報》上寫下讚詞。
格拉夫正走在民族作家的路上。他無需按那套老生常談的說法去深入民間，他本人就是在這個民族的語言和精神氣質中長大的。但他的故事裡有一種博愛和享樂人生的無政府主義氛圍。他故事的主人公都是簡單的人，粗俗，沒受過教育，視野狹窄，但絕大多數都不是鐵石心腸之輩。他們是老油條和自助者，不服從任何人。正是這一點，讓格拉夫的文學成為納粹的眼中釘。他們認為一切關於民族的事都只能由他們管，但他們理解的民族，首先是立正、併攏腳跟，還有仇恨異族和不聽話的人。
格拉夫的存在是對納粹政治宣傳核心的公開挑釁。刻不容緩，他必須在衝鋒隊讓他消失之前躲起來。來自奧地利的邀請如同雪中送炭，為他們倆，米麗婭姆和他，提供了出國的正式理由和必不可少的錢。
現在，逃跑的機會來了，米麗婭姆卻突然有了其他計劃。她不想一起走，她想留到3月5日的帝國議會選舉，以投票反對希特勒。如果還有機會把他選下臺，現在就需要每個人的票。
「什麼？你瘋了嗎？」格拉夫大吃一驚。「你還想投票？—你居然相信？去自取其辱吧！要我說，收拾東西，一起走，搞定！」他罵罵咧咧。
但米麗婭姆堅定不移，她很溫柔，卻和格拉夫一樣倔強。她堅持要在選舉時投票反對希特勒。為避免爭吵，他們一起去城中逛了最後一圈。對於格拉夫，慕尼黑和巴伐利亞不僅僅是家鄉，它們還是身為作家的他最重要的主題，是他賴以生存的不可或缺的素材。出國後他還能寫什麼呢？作為巴伐利亞的小說家，去書寫一個只存在於他記憶裡的巴伐利亞，他又能寫多久？他筆下的故事會不會越來越蒼白？寫作是格拉夫唯一學過的職業。如果不寫作，他該何以為生？
可他別無選擇，必須離開，只能盼著希特勒的胡作非為很快就會過去。因為，即使留下來，不被衝鋒隊害死，寫作也到頭了：在納粹的統治下，他的故事永遠不能出版銷售。
兩個共產黨朋友突然出現在他們面前。他們慘遭追殺，看起來精疲力竭。他們已經好幾天不敢回住所了，怕衝鋒隊等在那裡。他們急需一處能休息幾個小時的地方。格拉夫給了他們錢和家裡的鑰匙，但不得不警告他們自己也在納粹的名單上，他的住處也不安全。兩人點點頭，他們明白，但別無選擇。
就連這次相遇也沒能改變米麗婭姆的想法；即使兩名共產黨員讓家裡更危險，她也要留下來。第二天早上，格拉夫最後一次嘗試說服她。但沒有成功。「你知道的，」她說，「我們可不能，在不愉快或危險的時候，一而再、再而三地躲避、逃跑。如果我們認可的東西真的有價值，如果我們堅信不疑，那就必須去證實它。別再勸我了！」
於是，今天，奧斯卡·瑪麗亞·格拉夫獨自坐上了前往維也納的早班車。米麗婭姆答應每天給他寫信，緊急情況下會發電報。但她也告訴他，如果沒收到訊息，不要馬上就大驚小怪。格拉夫很難做到，他是想保護妻子的男人。而米麗婭姆是有自己主見的女人。火車猛地一晃，開走了，離開了巴伐利亞，離開了格拉夫的文學之鄉。選舉之前，米麗婭姆面臨著17個漫長的白晝和黑夜，讓她感到威脅的白晝，以及恐懼洶湧來襲的黑夜。在這之後，她才會去維也納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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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可開槍。今天，赫爾曼·戈林以普魯士臨時內政部部長的身份，向所有普魯士警察部隊發出通告。他告誡軍官，「不論何時，都不能對民族團體（衝鋒隊、黨衛隊和鋼盔團）和民族黨派表現出敵意，甚至要避免任何追蹤的跡象」。相反，警察當局要全力支援這些團體。但戈林宣稱，針對所有其他敵視國家的組織，警察應採取最嚴厲的手段。他不給自己的話留任何歧義：「在履行這些職責時使用槍支的警察，不論用槍後果如何，均受我保護；相反，那些因錯誤的顧慮而瀆職的警察，將面臨公務員法規定的後果。」
槍擊令表述得再明確不過。根據這條通告，任何不屬於民族組織的人實際上都失去了法律保護。警察即使錯殺，也不能放過任何開槍的機會。戈林親自承擔責任。如此一來，他使警察脫離了法律約束，把他們變成了內戰部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