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星期日
克勞斯·曼早上在父母家中醒來時，只有一種想死的感覺。除了僕人，房子幾乎空了。父母在巴黎，兄弟姐妹分散在全國各地，只有埃麗卡和他在慕尼黑，有時他們會一起散步。但埃麗卡腦子裡有很多別的事，尤其是她在卡巴萊劇團的工作，當然還有她的新情人特蕾澤·吉澤，沒給他留多少地方。
他儘可能清醒地算著賬，如果現在，此刻，立即順從死亡的願望，他會失去什麼。他才26歲，但他預料到，真正幸福的結合對他而言希望渺茫。他太反覆無常，受誘惑太多，太容易對其他人感到厭倦。長期穩定的伴侶關係無法讓他快樂。唯一能無所顧忌地相處、能想象一起生活的人，是他的姐姐埃麗卡。如果在日常忙忙碌碌的瑣事外，還能有機會和她聊上一小會兒，哪怕只是幾句話，他也會寫到晚上的日記裡，就像是記錄喜訊。
如今，他這樣的人也不可能在文學上成名了。只要希特勒在位，德國的圖書市場就沒有他的位置，他不抱幻想。他已經好多天無法集中精力工作了，政治和個人的焦慮都太強烈。這使一切變得更加糟糕。平時他會像父親一樣，堅持上午坐在辦公桌前。工作會讓他的內心稍稍平衡，帶給他一些穩定感。可現在，還寫什麼呢？
克勞斯·曼和埃麗卡·曼
如果有毒藥，他會毫不猶豫地喝下去—如果不是有埃麗卡和母親。他不想讓她們痛苦，是她們把他綁在生命上。但他越來越清楚，倘若埃麗卡死了，他也不可能活下去。他會立即隨她而去。那個時候，工作也留不住他。他感覺不到死亡的恐懼。死只會是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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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魯士前文化部部長阿道夫·格里梅與社民黨的社會主義文化同盟在柏林人民劇場組織了一次集會。他們幾天前就已經按規定報備並獲批。然而，當格里梅在活動開始前一小時出發去往劇院時，卻發現所有通道和入口全都被堵死了。他得知，衝鋒隊將於12點在人民劇院旁邊的廣場上舉辦音樂會，因此，「為安全起見」，附近的街道均被封鎖。4天前由戈林安排上任的柏林警察局新任局長馬格努斯·馮·萊韋措親自監督這些措施的落實。
文化同盟的集會不得不取消，僅僅因為觀眾無法抵達劇院。格里梅當然很憤怒。文化同盟向普魯士提出了賠償要求。但同時，這件事讓格里梅極為尷尬，畢竟，托馬斯·曼託付給他一封內容翔實的信—《對社會主義的告白》，格里梅本應在活動上宣讀。即將選舉的現在，若不把諾貝爾獎得主的這篇告白公之於眾，是不可原諒的。格里梅不會就此罷休。他必須想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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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凱斯勒伯爵上午到達克羅爾歌劇院參加自由言論大會時，等待他的是一個出乎意料的訊息：大會組委會昨天晚上把他選為大會主席，卻沒有告知他。凱斯勒大吃一驚，但還是接受了。他知道，必須飛快做好一切準備工作。從庫爾特·格羅斯曼和維利·明岑貝格在選帝侯大街咖啡館萌生出變相選舉的主意到現在，才剛剛兩個星期—眼下有近千人坐在宴會廳裡，其中約有一百名記者。
明岑貝格從他的共產黨出版基金中預付了大部分費用，但謹慎地沒有讓他的名字或他的政黨公開亮相。共產黨至今仍不願與社民黨共建人民陣線。明岑貝格現在卻暗中支援言論自由這一經典自由主義主題的活動，這表明，在抵抗希特勒的過程中，他的心胸變得多麼寬廣，左派是怎樣地深感無力。幾個星期以來，共產黨的示威、集會、遊行不斷遭到納粹的破壞、攻擊、暴力驅散，或被警察提前禁止。
與魯道夫·奧爾登一起組織大會的格羅斯曼，最初安排流程時就試圖用大人物的名字造勢。他想讓這次活動非同凡響，得到公眾關注。但後來，阿爾伯特·愛因斯坦、裡卡爾達·胡赫和亨利希·曼拒絕參加。預告中托馬斯·曼的開幕演講也未能落實。現在反倒成了一些可敬但並不怎麼鼓舞人心的教授們開辦的一系列友好的專題報告。觀眾中唯一的名人是凱綏·珂勒惠支。格羅斯曼的預告讓人滿懷期待—現在觀眾們一定要大失所望了。
近午，格羅斯曼他被叫去大廳接電話。電話是阿道夫·格里梅打來的。格里梅簡短地說了一下警察和衝鋒隊如何破壞了社會主義文化同盟在人民劇場的集會，然後問格羅斯曼是否可以在會上宣讀托馬斯·曼的致辭信—《對社會主義的告白》。對此格羅斯曼激動不已。
從一開始，就有一位警察中尉和一位刑警在監視。他們威脅說，根據2月4日的緊急法令，只要有一句話被認為是危害國家的，他們就立即解散活動。格羅斯曼請他們坐在舞臺上的一張桌子旁，這樣一來，所有人—包括大廳裡的觀眾，就都能明白他們的意思了。但他們更願意留在後臺。
格羅斯曼和奧爾登當然已經料到監視的問題。謹慎起見，他們在任何能中斷活動的理由出現之前，一上來就通過了大會決議，要求無限制地恢復言論自由。然後才是那些博學但出奇冗長的報告。大廳裡沒有多少聽眾能跟得上。警方的兩位監視者也不行。有人低聲告訴格羅斯曼，那位刑警已中途離開大廳，給總部打電話請求支援。他怎麼能禁止根本聽不懂的東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