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星期一
出版商威蘭·赫茲費爾德催哈里·凱斯勒伯爵過來開會。兩人在戰時就認識了，赫茲費爾德當時還是非常年輕計程車兵，是從未動搖過自己政治信仰的共產黨員，但凱斯勒從未因此感到特別彆扭。從希特勒被任命為總理那天起，赫茲費爾德就不在自己的公寓過夜了。他是為數不多頭腦清醒的人，納粹一掌權，他就立即看透這些人能幹出什麼來。希特勒剛上臺，衝鋒隊就突襲了赫茲費爾德出版社最重要的藝術家喬治·格羅茲的公寓和工作室，這證實了他的擔憂。
赫茲費爾德掌握的資訊與哈里·凱斯勒昨天從前國務秘書阿貝格那裡瞭解到的情況非常吻合。一個衝鋒隊的線人告訴赫茲費爾德，納粹計劃偽造一起暗殺希特勒的行動。這次襲擊—希特勒當然會毫髮無損地活下來—將會是一個訊號，一個納粹可以屠殺對手的理由。據說，衝鋒隊頭領羅姆和希特勒確認此事的談話也被偷聽到了。赫茲費爾德認為，必須儘快把這個計劃公之於眾，還要在外國媒體上公佈。在他看來，這是挫敗陰謀最好的辦法。哈里·凱斯勒應動用自己的國際關係出手相助。納粹的算盤一旦盡人皆知，他們再執行計劃就沒有意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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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卡·勒爾克要崩潰了。昨天一整天他都焦慮不安，試圖用工作分散注意力。今天，學院裡安排了作家座談，討論亨利希·曼的辭職—或者更誠實地說，討論開除他的事。勒爾克痛恨這類政治爭論，這讓他束手無策。他沒有力量處理這些事，但有一點他心知肚明：意見不合的文學系仍處於危險之中。魯斯特這種納粹部長沒什麼耐心。如果座談最後的結果是宣佈亨利希·曼正直清白，甚至公開批評魯斯特的行為，魯斯特就會關閉或至少徹底重組這個系部，勒爾克則會很快，也許會馬上失去學院秘書的職位。
會議還沒開始，一種勒爾克從未經歷過的沉悶氣氛就蔓延開來。萊昂哈德·弗蘭克氣勢洶洶地來回踱步，德布林陰森森地一言不發。人們的期待值很高，系部所有成員都得到參加座談的邀請，但傍晚6點左右，到場的人卻少得可憐，只來了7名作家。托馬斯·曼結束華格納巡迴演講後一直留在巴黎。副主任裡卡爾達·胡赫無法從海德堡前來參會。週三亨利希·曼辭職時還在場的伊娜·賽德爾抱病請假。其他外地作家已寫信致歉，只有魯道夫·賓丁從黑森趕來。賓丁是學院最保守—有人說是最反動的—作家之一，他寫的短篇小說情感豐富、結構精巧，被廣泛閱讀。但他的戰爭日記與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宣揚的幾乎是截然相反的意識形態。他讚頌軍人的戰鬥是男人一生中最重要的考驗，戰火會鍛造出男人性格中必不可少的堅韌。賓丁是那種喜歡談論崇高理想的老派騎士，但本質上養成了一種精英式的傲慢。
阿爾弗雷德·德布林，1929年
上次會議演變成五幕劇，今天的會議則發展成兩位證人的論戰，兩位有很多共同點但又大相徑庭的作家的決鬥：戈特弗裡德·貝恩和阿爾弗雷德·德布林。兩人都是職業醫生，都痴迷於文學，都是熱情的先鋒派。一戰前，兩人都屬於以埃爾澤·拉斯克-許勒為中心的柏林波希米亞藝術家圈子，那時的拉斯克-許勒總在選帝侯大街的西方咖啡館接受遊客們驚奇的注目。兩人都在拉斯克-許勒當時的丈夫赫爾瓦特·瓦爾登主編的表現主義雜誌《風暴》上發表了最初的文章。
德布林是極為純粹的講述者和敘事作家，他下筆洋洋灑灑，洶湧的語言流似乎永遠不會枯竭，高速地出版著一本又一本書。三年前，他憑《柏林，亞歷山大廣場》大獲成功，這部小說講述了平民弗蘭茨·畢勃科普夫在大都市生活的漩渦中絕望掙扎和生存的故事。這是一部傑作，是少有的里程碑式的大都市小說，以大膽的蒙太奇手法寫成，如此扣人心絃，同時又如此感人，如此生動，竟能讓評論家和觀眾都為之叫好。當德國電影界的世界明星海因裡希·喬治在小說改編的電影中扮演了畢勃科普夫之後，這個角色就成長為一個現代的柏林神話。這一切雖然沒有讓德布林暴富，卻讓他手頭寬裕起來，能讓他把診所從貧窮的城市東部搬到夏洛滕堡的帝王大道。
相反，貝恩是為每個詞、每個音節、每個聲調而苦戰的詩人。他為數不多的幾本書都薄得可憐，這些書能接觸到的讀者也少得可憐。但一些評論家認為，他的詩是近幾年發表的最好、最重要的作品。他為文學的食不厭精者寫作，他們用讚美詩般的語氣稱頌他，不斷強化著他為國內知識分子貴族而創作的地位。對貝恩來說，詩是要求最苛刻的領域，若想贏得尊重，就必須遠遠超越當下的流行時尚和反覆無常。與自認為有政治思考、投身社會、仔細觀察當下的作家德布林不同，貝恩認為自己是詩人，他想拋開一切政治和與時代相關的東西，與他的詩一起歷久不衰，甚至直抵永恆。他很喜歡在尼采那裡讀到的一句話：一個巨人穿越空寂的時間間隔，向另一個巨人呼喚，任憑在他們腳下爬行的侏儒發出惡作劇般的鼓譟，從容地繼續著崇高的精神對話。
但貝恩的生活與他崇高的自我形象形成了鮮明對比。他的皮膚病性病診所位於克羅伊茨貝格一棟位置偏僻、沒什麼人氣的建築裡，收入少得可憐，以至於他只能住在診所裡。四個房間中無情地堆著二手器具。憂鬱的貧窮氣息籠罩著一切，根本吸引不到有支付能力的病人。貝恩主要治療那些在小巷裡工作的妓女。如果有機會，他也願意照顧自己的作家同事，比如卡爾·施特恩海姆，這位聲色犬馬的作家患有梅毒，但也是個不配合的、很難說服的病人；還有奧斯卡·勒爾克，幾年前他曾因咽峽炎和高燒臥床不起，貝恩上門給他看過病。
雖然貝恩是一個相當矮、有點胖、還禿頂的男人，但他的女人緣卻出人意料地好。貝恩身邊的女人大多是作家、藝術家或演員。可他並不浪漫，是一位內心相當冷酷的情人。他寫情書的技藝精湛，但幾乎總是與女友保持距離，還常常同時腳踩幾條船。並非每個女人都能應付得了。卡爾·施特恩海姆的女兒莫普莎愛上貝恩並因他自殺時才21歲—比貝恩小了快20歲。三年後，女演員莉莉·佈雷達給貝恩打電話告別。結束通話後，她立即從五樓公寓的窗子跳下。當時與貝恩相處的還有兩位女演員—弗蘭克·韋德金德的遺孀蒂莉·韋德金德和埃莉諾·布勒。她們兩個偶爾會在柏林的戲劇場合相遇，但貝恩謹慎至極，儘可能不讓女人發現他還與其他人有染。
戈特弗裡德·貝恩，1934年
對文學的偉大追求和匱乏的物質生活之間的反差讓貝恩備受折磨。他是一個驕傲的、很容易感到屈辱的人。頂級雜誌和出版社刊印他的詩和散文，但給的報酬很低。他曾經算過，文學工作平均每個月只能讓他賺4.5馬克，為此他惱羞成怒。按他自己的話說，那個倒胃口的微型診所也沒多少盈利，所以，快50歲的他，對於未來能否過上還算體面的生活，並不抱什麼希望。一次看過劇後，他首次邀請蒂莉·韋德金德去自己的住處。他帶著她穿過四個破破爛爛的房間，最後穿著晚禮服的她站在有婦科檢查椅的診室裡，玻璃櫃裡的鋼製器械閃閃發亮。貝恩甚至穿上了醫生的白大褂—這是讓他感覺最舒服的衣服。蒂莉暗想，現在他會宰了自己。他古怪的眼神讓她毛骨悚然。但後來他把她領進客廳，牆邊四平八穩的書架，以及他端來的小麵包、水果和香檳，才讓局面緩和下來。
幾年前，他手頭緊到無法按時交稅，稅務局馬上威脅要扣押物資，這種羞辱把他氣得發瘋。他當時怒斥道，必須擊碎這個破敗墮落的國家。
因此，學院對貝恩來說更重要了。一年前的某個晚上，奧斯卡·勒爾克突然給他打電話，告訴他文學系選他為新成員。「可不要和我這個老頭開玩笑啊！」他答道。現在，他終於得到了一直缺乏的官方認可，終於有人承認他在國內的文學精英中佔有一席之地，這讓他欣喜若狂。現在，他終於在代表時下最著名的德語作家的圓桌上坐了下來，而不再是一個給妓女看病的可憐醫生，不再是除了得到的幾句好評就一無是處的詩人了。
在文學系內部，他的入選並非一帆風順。托馬斯和亨利希兄弟支援接納貝恩，因為他們認為他是級別很高的語言藝術家，也是一位從冷酷無情的準科學角度看待歷史和文化的知識分子。這非常符合近年來時代品位所標榜的時髦的客觀性。貝恩的朋友奧斯卡·勒爾克也幫他說話。但裡卡爾達·胡赫—畢竟她是該系的副主任—認為貝恩故作虛無主義的語氣是一種廉價的姿態，而非清醒到骨子裡的生活態度的表達：「我覺得戈特弗裡德·貝恩不合適。生活中有許多令人厭惡的東西，但把許多令人厭惡的東西串在一起，並不能成為詩人。我們的語言確實陳腐老套，但單純使用生僻、古怪、吸引人眼球的詞語，並不能克服這種缺陷。」
貝恩幾乎從不缺席會議，這也能看出學院對他多麼重要。今天，席林斯院長一來到文學系，便宣告要阻止對亨利希·曼事件的任何公開抗議。他說，形勢一直很難，他請作家們為學院的未來達成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