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星期六
加布裡埃萊·特吉特快40歲了。她身材嬌小，精力充沛，喜歡把黑髮高高地盤起來，戴著一副搶眼的圓眼鏡。她是法庭記者，為《柏林日報》、《柏林證券交易信報》和《世界舞臺》等柏林最好的幾家報紙工作。她幾乎每天都要出入柏林的莫阿位元刑事法庭—如她所說，一個「男人的地方」。那裡不能嬌氣，破碎時代的仇恨、苦難和悲劇都在此得到審判，所有案件共同為特吉特描繪出一幅比任何社會學研討會探討的都要準確的社會圖景。
她的文章風趣、犀利，讀者很多。她還寫過小說，比如《凱瑟比爾征服選帝侯大街》—一幅快節奏的柏林畫像，是在這座城市不同環境間的流轉穿梭，更是對報業內幕的揭露。
納粹和它的反對者們不斷相互屠殺，血染柏林街頭。在屠殺成為日常之後，特吉特越來越頻繁地報道起政治案件。她現在稱刑事法庭為「戰爭法庭」，一個有太多民族主義法官的「內戰法庭」—因此她不得不忍受被戈培爾公開叱罵為「低賤的猶太女人」。
今天，她在康德大街上走著，一名為失業者募捐的共產黨員向她遞來捐款箱，一個納粹黨成員也在為希特勒青年團籌錢。人行道上撒滿了納粹萬字元的小紙片，那是內戰的禮花碎屑。一個小販在賣紫羅蘭，可現在沒人有錢買花。
152號駐紮著《世界舞臺》的小編輯部。特吉特來交下一期的文章。老闆卡爾·馮·奧西茨基馬上就讀了。在排版和等待校對期間，他們談到許多已經越過邊界、到達安全地帶的同事、記者和作家。但奧西茨基認為，留下來更正確。
「我肯定留下來，」加布裡埃萊·特吉特說，「我可是要見證歷史的。」
「我也想呀！」奧西茨基說，但能從他的臉上讀出懷疑—當真能旁觀執行中的歷史嗎？
校樣出來了。加布裡埃萊·特吉特起身告辭：「再見。」
但她再也見不到奧西茨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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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總監古斯塔夫·哈通來說，達姆施塔特劇院的麻煩一點都沒減少。自打市議會禁止布萊希特的《屠宰場的聖約翰娜》首演以來，納粹就沒有停止過對哈通和他的劇目，以及他手下猶太工作人員的攻擊。該市的戲劇委員會受官方委託，仔細審查哈通的人事政策。納粹黨和民族自由主義的德國國家人民黨要求他解僱猶太人。但哈通很固執，拒絕了。
他甚至在今晚安排了費迪南德·布魯克納的新劇首演。這部劇是對克萊斯特的小說《o侯爵夫人》的改編，但不是原樣複述老故事，而是做出了某些肯定不符合納粹世界觀的改動。最重要的是，布魯克納也是猶太裔。他出生於索非亞，原名特奧多爾·塔格爾，父親是一位富有的銀行家，母親是法國人。他在維也納、巴黎和柏林長大，當過記者，很早就開始寫詩和劇本，還在1922年建立了由私人資助的柏林文藝復興劇院。簡言之，他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見多識廣的知識分子和文化企業家，也因此代表著被納粹黨深惡痛絕的很多東西。因此，哈通堅持按原計劃首演更需要勇氣。他冒著很大的風險。
古斯塔夫·哈通，19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