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星期一
中午，瓦爾特·梅林去了康德大街的《世界舞臺》編輯部。他多年來一直為該雜誌撰寫小稿件。但這次，他不是去交稿，而是作為信使，帶著壞訊息來找奧西茨基。昨天是週日，一位在外交部工作的朋友拜訪了梅林的母親，主動建議她的兒子趕緊離開：「您的兒子在巴黎時的狀態是最好的啊。他應該回巴黎去。」母親立即明白了，問道：「應該出去多久？」客人稍稍遲疑了一下：「我想說，15年。」但這位熱心人士不僅關心梅林，也關心其他作者。他預測，接下來的幾天將有許多人被捕。
奧西茨基帶著微笑，認真而沉默地聽著。這個訊息沒有讓他吃驚。梅林懇求他儘快出境。奧西茨基猶猶豫豫，不置可否。當編輯部的人為他打電話預訂了一張出國的機票時，他也沒有反對。這時，赫爾穆特·馮·格拉赫走進房間，他67歲，是人權聯盟的主席，幾十年來一直是德國左翼自由主義和平運動的偉大領袖人物。奧西茨基非常敬重他，去年入獄時，曾委託他擔任《世界舞臺》的主編。
「梅林認為，」奧西茨基對他說，「我們現在全都得離開。」
正擺弄雨傘的格拉赫勃然大怒：「現在別在這兒製造恐慌了！我反正是要留下來。」
「那我也留下來！」奧西茨基回答說。
梅林告別時，格拉赫還祝他「旅途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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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萊希特的疝氣手術進展順利，他順利渡過了難關，但現在仍在邁耶醫生的私人診所裡，被照顧得很好。在當下的柏林，他很難找到更舒服的地方。
沒人清楚未來將會如何。當然，布萊希特偶爾也會與其他作家談談移民的事，尤其是討論集體流亡的想法。但該計劃有一個致命疏漏：魏格爾和他還沒有為他們的小女兒芭芭拉辦護照—她現在已經兩歲了。因此他們無法合法地帶她離開這個國家。所以他們經常討論，是不是在鄉下某處躲上幾個星期就好，也許在巴伐利亞，總能等到希特勒下臺的。巴伐利亞人民黨黨首海因裡希·黑爾德似乎在那裡穩坐了總理之位，某種程度上能制衡納粹。
但隨後來了一份邀請，請布萊希特去維也納參加朗誦會，他的劇本《母親》將在那裡上演，他本人也很想看一看。因此，他會先去奧地利。但什麼時候呢？他又會在那裡待上多久？
有一點確定無疑：他必須離開柏林。他已經把裝著手稿和其他材料的箱子搬出了公寓，存放在朋友那裡。孩子們不好辦。布萊希特請求住在奧格斯布格爾街的父親暫時收留芭芭拉。但怎麼帶她過境呢？兒子史蒂芬現在9歲了，布萊希特和魏格爾先把他安頓在伊麗莎白·豪普特曼家裡，她是布萊希特的眾多前任情人之一，現在則是他最重要的一位合作者。1929年，在魏格爾和布萊希特的婚禮之後，她曾試圖自殺，但獲救了。幸運的是，布萊希特能在一定程度上安撫她當時激動的情緒，再次讓她成為自己戲劇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員。布萊希特的工作需要她，在他的生活裡，她也必不可少。
中午，布萊希特病房的電話響了，是從維也納打來的。漢斯·艾斯勒帶來了好訊息，他在音樂廳全程跟著《母親》的彩排，昨天又看了首演。現場有2000名觀眾，掌聲雷動，巨大的成功！艾斯勒很開心，但目前他說不好何時返德。他的計劃暫時也不清楚。他還在猶豫。
然後是兩個壞訊息，兩個非常糟糕的訊息。其一是一封信。布萊希特收到弗裡茨·弗雷德的信，他是費利克斯·布洛赫·埃爾本戲劇出版社的老闆。1929年，布萊希特與弗雷德簽訂了一份涉及未來幾年合作的大合同，其中包含許多免責條款，但最終相當於，戲劇出版社獲得了布萊希特新長劇的獨家代理權。作為回報，它每月向布萊希特支付一千馬克的預付款。這是一筆已被布萊希特納入固定收入的款項。弗雷德在信中抱怨說，《屠宰場的聖約翰娜》交稿太遲，在改編莎士比亞的《惡有惡報》時布萊希特又沒有遵守某些協議。信中的措辭帶有令人不快的法律色彩，就像弗雷德想為當庭對峙想好論據似的。他寫道，鑑於新的政治形勢，這兩部戲最終都不可能上演了。因此，弗雷德認為布萊希特無法繼續按月付款。
這樣一來，除了危險的政治問題，布萊希特現在又有了嚴重的經濟麻煩。另一個壞訊息是瓦爾特·梅林帶來的。是那種眼下最好不要在電話裡討論，而是要當面傳達的資訊。梅林和布萊希特認識很多年了，他們都加入了1925社，這是一個左翼作家的鬆散協會，有過幾次聚會，直到20世紀20年代末還有聯絡。
梅林和布萊希特一樣，也是瘦子，不高，頭很大，臉色蒼白。他有一種冷靜、刻薄的機智，他的香頌歌詞和諷刺作品使他成為本市最受歡迎的卡巴萊作家之一。布萊希特還很年輕、默默無聞時，梅林把他介紹給了特露德·黑斯特貝格。布萊希特想在她的卡巴萊劇裡作為民謠歌手登臺，唱自己的詩歌和民謠。他表演給她看，他的歌聲聽起來很陰森，近乎惡魔的聲音，她覺得不錯。但布萊希特的表演是一場慘敗，他記不住自己的歌詞，時不時卡殼，然後無助地站在舞臺上找提詞卡。另外，觀眾對布萊希特尖細而嘶啞的聲音毫無感覺。
像警告奧西茨基一樣，梅林也對他說了同一番話，還告訴他，奧西茨基絕對不會離開這個國家。對於這種不屈不撓的示威性殉道行為，布萊希特不以為然。但梅林的話讓他警覺起來。顯然，現在不能再留戀病房裡的舒適，是時候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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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前，卡蒂婭和托馬斯·曼從巴黎—華格納之旅的最後一站—去了瑞士的阿羅薩。這是他們最喜歡的一個度假地點。卡蒂婭·曼來這裡療養過兩次，因為醫生診斷她患有肺尖卡他，擔心可能是肺結核的前兆。托馬斯和卡蒂婭很喜歡這裡的風景，還有這裡的新森林酒店，就算沒有醫療需要，也願意再來這裡旅行。這一次是托馬斯·曼有需要—華格納的文章讓他很疲憊。他想休整幾天，然後再回到慕尼黑的辦公桌前，《約瑟夫在埃及》的手稿還在等著他。這是他的計劃。
從這座七層高的城堡式酒店向外遠眺，可以看到壯美的格勞賓登阿爾卑斯山。景色也許沒有提契諾的「德國之家」那麼壯觀（瑪格麗特·斯特芬目前正在那裡治療肺結核），卻也攝人心魄。1912年留居此地時，托馬斯·曼萌生了《魔山》的靈感。後來，他在小說中借鑑了這裡的景色，以及酒店的許多細節。他特別喜歡那個縱深的長餐廳，山地壯闊的全景在餐廳窗前一覽無餘。酒店的裝潢採用新客觀主義風格，色彩明朗，牆壁下半包著木板條，上面貼有彩色的條紋牆紙，天花板上掛著亮閃閃的黃銅吊燈。
曼把信件從慕尼黑轉到了這裡，這讓他事後瞭解到學院文學系在柏林發生的爭執。阿爾弗雷德·德布林給他寫了一封長信，描述了最近的兩次會議：一次他的哥哥亨利希·曼被迫辭職；另一次德布林試圖釋出抗議宣告未果。這封信的結論聽起來令人心灰意冷：德布林預料到，系部即將被解散，可能就在選舉之後。也許在這之前主動退出更好，最好是大家一起辭職。但萊昂哈德·弗蘭克不想自暴自棄，要繼續戰鬥。可他們在學院裡究竟要捍衛什麼？德布林反正是滿心怨氣，因為如今在公眾看來，他們幾乎全都沉默而乖順地接受了亨利希·曼的被迫辭職。
勒內·席克勒也來了信，他生於阿爾薩斯，幾十年來一直致力於在散文和小說中促成法德兩國的和解。他在信中提議，如果納粹解散系部，大家難道不能私下成立一個作家學院嗎？
昨天，托馬斯·曼先給德布林回了一封詳細的信，其中用了一些戰鬥詞彙。他說，他們絕不能正中新統治者下懷，主動解散系部。當然，聽到哥哥辭職時，他也想辭職。可現在，他認為最好等待，讓新的佔領當局—他這樣稱呼納粹—來強行解散。他相信，這將會是一個有影響力的事件，屆時納粹黨必將公開承擔責任。此外，他指出，現在還無法預見德國將發生什麼。不可否認，他對下週日的選舉還抱有微弱的希望。
今天，他給席克勒寫了另一封內容大致相同的信。在他看來，目前的最佳策略是無為：如果納粹解散學院，就會在眾目睽睽之下再次暴露他們的專斷和跋扈。如果他們讓自由作家在文學系留任，就是公開承認有一小群正直的人在抵制他們。不論哪種情況，他們政治上都不好受，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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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特弗裡德·貝恩今天也在忙著通訊，他給老朋友埃格蒙特·塞耶倫寫了一封信。兩個人已經認識20年了。那還是在一戰之前，兩人都是夢想在柏林文學界嶄露頭角的年輕作家。在某些方面，塞耶倫起步更好：1913年，著名的s.菲舍爾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處女作《痛苦的恥辱》，這是一部關於學生的青春小說，很符合時代的口味。而貝恩的第一部詩集是1912年在威爾默斯多夫的一家個人出版社出版的平裝小書《陳屍所》，像這樣一本定價50芬尼、只有9首詩的小冊子很容易被忽視。但恰恰相反，貝恩的處女作最後演變成了一樁頗有影響力的文學醜聞。他的詩以無情的冷酷目光審視著疾病、死亡和腐爛，這讓習慣了新藝術主義感傷語調的脆弱讀者惱羞成怒，甚至駭然大驚。他們認為貝恩是個怪物，一個驚嚇到他們的語言野蠻人—他卻因此撞開了現代文學的新大門。
塞耶倫不久後就放棄了文學，做了一段時間的批發商、經理和企業顧問。現在，身為備受追捧的經濟專家，他的事業正蒸蒸日上。他曾是貝恩在柏林巴伐利亞街區的近鄰，那時兩人的關係就相當密切，總是相談甚歡，還交流情事或性問題。塞耶倫現在住在巴伐利亞，他寫信給貝恩，徵求醫療建議。
貝恩的回答很簡短。在他看來，塞耶倫的病無非就是神經衰弱。他建議塞耶倫去療養院住上一週，徹底檢查一下，還建議他進行—以友好、戲謔的口吻—自我教育和自由流動的性愛。
貝恩更詳細地介紹了柏林文學界目前的動盪。他寫道：驚恐萬狀，出版社把政治上不討喜的書都送到了奧地利的駐外社，以防被納粹沒收。許多作家都逃去了布拉格或維也納，想在國外等到希特勒政府倒臺。對於這種希望，貝恩嗤之以鼻：「一群兒童！一群聾子！革命來了，歷史在說話。看不到這一點的人是弱智。舊形式的個人主義，舊的真誠的社會主義，永遠回不去了。這是會被載入史冊的新時代，談論其有沒有價值都是廢話，它就在這兒。在它二十年後結束時，將留下不同的人類，不同的民族。我說得磨破了嘴皮，左派卻不想承認。見上文：兒童和聾子。」
近年來，除了詩歌，貝恩寫的散文和廣播稿越來越多。電臺稿酬高，貝恩又總是缺錢。他寫這些文章也不只是為了賺錢。雖然他宣稱，作為詩人他不想與時事有任何瓜葛，但還是被捲入了文學與政治的論戰。
一開始無關痛癢，就像副刊上常見的小打小鬧。作為以藝術永恆自主為唯一準則的抒情詩人，貝恩超拔的自我認知與那種將文學視作政治鬥爭武器的社會參與美學理念截然相反。批評家和詩人馬克斯·赫爾曼-奈塞因此在1929年頌揚貝恩是勇敢的先鋒派代表人物，不允許自己被任何人在意識形態上收編，還把他與那些煽動性藝術的先驅區別開來—他們雖然受歡迎，卻常常很膚淺。約翰內斯·貝歇爾、埃貢·埃爾溫·基希等作家自覺受到赫爾曼-奈塞的攻擊，於是把貝恩說成是一個厭世、古怪，甚至反社會的書呆子詩人的典型。太渴望得到認可的貝恩無法對這種汙衊視而不見，於是投入了時評界的意見之爭。
但這場爭鬥有它自身的動力。貝恩筆誅墨伐，極盡誇張之能事，以至於走向了極端立場。左翼作家把理性和啟蒙作為其文學的最高標準，貝恩對此嗤之以鼻。神話、迷醉和非理性難道不是自古以來藝術中更強大的力量？在他看來，爭取進步和社會公義的鬥爭使文學淪為庸俗的宣傳，更進一步說：鬥爭本身終究只證明了天真。作為尼采的讀者，貝恩堅信，歷史本質上對進步、道德、希望一無所知。它對千百萬人的命運毫無憐憫，唯一遵循的法則是活著和活下去。正因如此，「培育」「種族」或「民族」這類概念對作為醫生和自然科學家的貝恩來說越來越重要了。在他看來，魏瑪共和國和它的民主制度導致了社會的崩潰、頹廢、滅亡。貝恩認為，現在人民背離了這種國家形式，想在納粹黨的統治下重建更嚴格的秩序，由此把自己培育為統治者的種族，這是合情合理的，是歷史必然的反應。在他看來，越來越不容爭議的是，共和國的資產階級價值觀——自由、多元、法治，已經過時、完結了。有時，他的觀點也著實讓自己大吃一驚。有一次，他和蒂莉·韋德金德站在診所的窗前，看到年輕的納粹黨成員列隊沿百麗聯盟大街向滕珀爾霍夫公園行軍，他突然對她說：「現在我甚至喜歡褐色制服了。」
所有這些都被他寫進了給塞耶倫的信裡。在貝恩看來，希特勒於四周前上臺後，歷史開始了新階段。在這個時代，那些他向來認為更為強大的古老價值重獲權力。為大局犧牲和自我犧牲的意願取代了個人主義，有機形成的民族共同體取代了民主制和艱難談判所達成的妥協，神話集體和民族所體現的命運共同體取代了社會主義集體。
對與錯的問題並未出現。如貝恩現時所見，這種規模的歷史變革總是會越來越暴力。這當然令人扼腕，但畢竟不是關鍵。決定性的只有將建立的新秩序和將生成另一個民族的另一種人類。每場革命都需要犧牲，這不可避免—在某種意義上，貝恩也把自己算作一個犧牲品，畢竟，四十六歲的他已不再是年輕人了。「新一代成長起來了，」他在給塞耶倫的信中寫道，「對我們來說很陌生的一代，但願它能為自己創造出一段更幸運的歷史，一個更快樂的時代，發展為比我們更體面的民族……我將決絕地與我自己、與我們所出自的一切、與我們曾認為美好和值得為之而活的東西告別。」
貝恩不但自視為詩人，也認為自己是思想家。這源於他精神精英的理念，他把自己也算作其中一員。精英從一個令人眩暈的高度觀察、判斷著歷史的程式。對政治日常的細枝末節，貝恩知之甚少。像前前後後的許多作家一樣，他沒有追問自己是否有可能混淆了文學宏大的世界歷史圖景與政治現實。他以一種顛覆一切、不論道德是非的籠統革命話語，開啟了專斷的大門，卻沒有看一看領導這場所謂革命的陰暗人物。貝恩如此勝券在握地談論時代轉折，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根本沒有考慮現代工業社會的社會、經濟和技術前提。他只看到了自己的歷史哲學思想，如果現實與之不符，那就是現實更讓人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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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冷了。在醫院與布萊希特告別後，瓦爾特·梅林拖著沉重的腳步走向一家咖啡館，那是德國作家保護協會計劃下午開會的地方。屆時梅林會宣讀他的文章，當然，他也要講一講外交部的朋友發出的警告。可還沒等他走進咖啡館，就有一個姑娘從街上向他走來。這位一頭蓬鬆黑捲髮的美女是瑪莎·卡萊柯，今年25歲，是個機靈風趣的女人，她發人深省的諷刺詩讓她成為國內重要的新詩人之一。許多報紙都刊登過她的詩，幾周前，羅沃爾特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第一本小集子，它有一個新客觀主義的漂亮書名：《抒情速記本》。然而，卡萊柯現在不關心文學。「梅林！」她低聲竊語道，「您必須馬上走！上面有納粹輔警，帶著抓您的逮捕令！」
梅林立即轉身。他不想引人注目，所以走得很慢，遠離咖啡館的每一米都讓他高興。他一步一步地挪到安全地帶。然後決定，現在就落實那位朋友通過母親轉達給他的建議。他去了火車站，坐上開往邊境的下一班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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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萊希特還沒走。他為自己和魏格爾找到了一個可以安全過夜的避難所。他認識彼得·蘇爾坎普很久了。1920年，他們在漢斯·約斯特位於施塔恩貝格湖畔的房子裡偶遇。當時他們兩個都去拜訪約斯特，一起討論他的劇本《國王》。這部劇也讓托馬斯·曼印象深刻，還寫信給約斯特表達他作為同行的喜愛。蘇爾坎普當時還是老師，但已經在建立人脈，以站穩他作為文學評論家、編輯或審稿人的腳跟。從那時起，布萊希特這位聰明的社交專家就一直與他保持著聯絡。有段時間，蘇爾坎普在古斯塔夫·哈通的達姆施塔特劇院擔任編劇，後來又在柏林的月刊《雕鴞》任編輯，時不時刊登幾首布萊希特的詩。同時，他在s.菲舍爾出版社出版了《新觀察》，沒有人會懷疑，這本面向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的保守文學雜誌有任何左翼甚至是馬克思主義的野心。總之，蘇爾坎普肯定不在警方的任何逮捕名單上，他願意把布萊希特和魏格爾安頓在他的公寓裡。他們倆可以在明天決定接下來該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