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星期三
凌晨3點，基希牢房的門被撞開，燈亮了。他猛地驚起，燈光晃得他眯上了眼睛，一名警官走近他，遞給他一張單子——逮捕令。日期追溯到2月28日。
昨天傍晚，所有人被一個個叫出集體牢房，轉移到單人牢房裡。基希現在坐在他的木板床上，讀著對自己的指控：「根據《刑法》第81至86條，您有重大的犯罪嫌疑。」
《刑法》第81至86條涉及謀反和叛國等罪行。根據新的總統法令，從昨天起，這些罪名可以被判處死刑。逮捕令是一張劣質的影印表格，基希的名字是在相應空白處手寫填入的。這是一份膠版印刷的死亡威脅。牢房的門砰地關上。燈滅了。留下基希獨自一人，手裡握著單子。
◎◎◎
阿爾弗雷德·德布林在斯圖加特只待了幾個小時。離開柏林的臥鋪之旅很安靜，沒有任何麻煩。斯圖加特顯得友好、安寧，燒燬的國會大廈廢墟越來越遠。德布林突然覺得自己很傻，跑掉不是很誇張嗎？到底在逃什麼？以後他會不會為自己的恐懼羞愧？他繼續乘車去了博登湖畔的於伯林根。他在那裡的火車站餐廳坐下來，給一位醫生同事—克羅伊茨林根的路德維希·賓斯萬格教授—寫信。
克羅伊茨林根離這兒很近，是博登湖南岸的一個小鎮，在瑞士一側。德布林不想打電話過去，國外的線路也許已經被竊聽了。在給賓斯萬格的信裡，他也閉口不提逃離柏林的事。相反，他做了一些意味深長的暗示。他寫道，由於最近風起雲湧，自己無法在柏林工作了，並詢問是否可以在賓斯萬格的療養院住上八到十天。
賓斯萬格是精神病學家，在德國作家中享有盛譽。他是一個受過全面教育的人，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好朋友，但並非對弗洛伊德不加批判。通過精神分析、現象學和存在主義哲學的結合，他開發了新的治療方法，並稱之為存在分析。他的貝爾維療養院位於一個開闊的公園裡，從外面很難看到。它不是單獨的一棟樓，而是有十幾棟別墅的建築群。富有的病人在此地不僅能接受相應治療，飲食上也被照料得無微不至：菜品絕佳。這裡還有網球場、檯球室、保齡球館，外加幾個游泳池。許多名人和藝術家都是貝爾維療養院的客人或病人，比如威廉·富特文格勒、馬丁·布伯、阿比·瓦爾堡、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等。一戰期間，為出境去瑞士而長期鬥爭的和平主義者萊昂哈德·弗蘭克曾在此度過了三個多月。三年前，賓斯萬格在此為患有梅毒的卡爾·施特恩海姆治療過精神病。
去年，德布林和妻子拜訪過這位同事一次，不僅為旅遊，也是出於科學上的好奇。當然，賓斯萬格現在也願意收留這個難民，並派車去接他。邊境暢通無阻，他安全了。
◎◎◎
與此同時，弗裡茨·蘭茲霍夫正在反方向的路上。幾天前，他向基彭霍伊爾出版社請了假，去格勞賓登州看望在小村莊楚奧茨滑雪的前妻和女兒。在柏林與蘭茲霍夫合住公寓的恩斯特·托勒不想錯過機會，也來到楚奧茨。他在瑞士的讀書之旅已經結束一個多月了，但希特勒奪權後，行事謹慎的他沒回德國。這無疑是個明智的決定。然而，這段時間在瑞士，他感到自己似乎與世界脫節了，對他來說重要的一切都和他斷了聯絡：柏林的文學界、反納粹的政治抵抗，當然還有克里斯蒂娜·格勞托夫—他的禁忌之戀。簡言之，流亡的第一次情緒爆發折磨著他。這是突然與世隔絕的移民典型的絕望。聽天由命、返回德國的誘惑越來越強烈。為防他一時衝動，蘭茲霍夫在長時間的談話中費盡口舌，才讓托勒看清楚情況有多麼危險。
現在，蘭茲霍夫正在從瑞士回國的路上。昨天下午，他在法蘭克福逗留了一會兒，與《法蘭克福日報》的老闆和總編海因裡希·西蒙見了面，兩人是好友。自然，國會大廈著火的訊息讓他們震驚不已，整個晚上都在討論預期的後果。西蒙堅信，納粹沒有機會在南德（符騰堡、巴登和巴伐利亞）立足。他說，「主線」守得住，這一點他很自信。
蘭茲霍夫乘夜班火車從法蘭克福去往柏林，於次日早晨到達安哈爾特火車站，直接回到他和托勒在薩克森大街的公寓，想在一夜勞頓後梳洗一下、換換衣服。但他剛進浴室，公寓的門就被敲響了。他穿上浴袍，開啟門，眼前站著一位老婦人，是住在樓下的鄰居。「我想提醒您，」她壓低聲音說，「昨晚幾個衝鋒隊的人來了，他們發現您家裡沒人，就向我詢問托勒先生和您的情況。我強烈建議您馬上離開公寓，別再回來。」
幸運的是，蘭茲霍夫的行李箱還沒拆。他扔掉浴袍，匆匆穿上衣服，不到十分鐘就離開了家。他是猶太人，是社會主義者，作為編輯，他出版的書被列入納粹的禁書名單—很可能是他在瑞士的短假救了他的命。從現在起，他只能每天換地方過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