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星期五
這是倫澤海德整個星期中最美的一天，有藍天，有晴雪，埃麗卡和克勞斯·曼卻偏偏要在今天回慕尼黑。他們不想浪費明媚的天氣，一早就帶著雪板爬上了山，滑下來之前還在陽光裡躺了一會兒。回到木屋時，時間已經很緊了，他們不得不立即收拾行李，匆匆乘車趕往庫爾。這是一段絕妙的旅程，風景美不勝收，他們也及時趕上了火車。一上午忙得不可開交，都沒聽新聞，直到在邊境買了報紙，他們才得悉災難性的訊息。
希特勒政府還任命了薩克森和巴伐利亞的政府專員，根據《國會縱火法令》，他們將接管警察，因此事實上就是各州的新首腦。巴伐利亞專員是弗朗茨·裡特爾·馮·埃普，一位有著屠夫心態的將軍，從屠殺非洲赫雷羅人的殖民戰爭到凡爾登戰役再到自由軍團鎮壓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在德國軍方几次最骯髒、最致命的行動中都有他的身影。海因裡希·黑爾德領導的巴伐利亞邦政府對希特勒獨裁的最後一點抵抗以失敗告終。讀著報紙，埃麗卡和克勞斯漸漸意識到，火車正把他們從安全的瑞士帶入納粹的恐怖之中。
在慕尼黑主車站接他們的家庭司機漢斯·霍爾茨納看起來心煩意亂。他明顯很緊張，把行李抬上車時，他的手在顫抖。「如果可以給二位一些建議，」他臉色蒼白地說，「接下來的日子低調一些吧。」幾周後，人們發現，霍爾茨納其實是個探子，多年來一直在嚮慕尼黑納粹報告托馬斯·曼家裡的事。因此，他最直接地知道這一家的情況已經多麼危險。身兼二職的他在對黨和對僱主的忠誠之間糾結不堪。
城市似乎很安靜，街上沒有什麼活動，但行車路上，克勞斯和埃麗卡看到，所有公共建築上都掛著納粹旗，廣告柱上張貼著馮·埃普將軍的公告。他們中途繞路去了外祖父母普林斯海姆家，然而在那裡也沒有得知任何可以對城市的新局勢放心的訊息。
回到位於波申格爾大街的家，他們一刻也沒耽擱，立即打電話轉到阿羅薩的新森林酒店警告父母。
這是一場複雜的談話。埃麗卡和克勞斯擔心線路被竊聽，不想直接說出父親將會在慕尼黑麵臨怎樣的危險。可他們也想不出什麼巧妙的說法能讓他馬上明白。他們開始編造天氣：他們說，最近，慕尼黑及周邊地區的天氣糟透了，這對父母的健康一點好處都沒有，他們最好還是留在瑞士。另外，整個房子亂得底朝天，正在進行春季大掃除，到處都不消停。但托馬斯·曼領會不了，這種小事擋不住他，他想回家，回到書桌前，撿起《約瑟夫在埃及》的手稿。無論他們怎麼勸，父親始終堅持己見，最終姐弟倆不再小心翼翼：「不行，你不能來。留在瑞士！你在這裡太危險了。」
◎◎◎
兩名警官開啟牢房門，其中一人說：「現在跟我們去辦事處。」
埃貢·埃爾溫·基希在施潘道監獄一個多星期了。他住單人牢房，每天放風半小時，早上有咖啡，中午有湯，晚上有茶，每週有兩次鯡魚或烤土豆。他靜靜地跟在警官身後，料到了自己的處境。
在辦事處，另一名警官語氣平靜地宣佈：「您要回到警察總部了。」
「為什麼？」基希問道。
「您是外國人？」
「是。」
「好吧，您可能會被驅逐出德國。帶上東西，和那邊的兩位先生走。」
那兩位是政治警察部的人，他們對他可沒這麼友好，而是馬上開始恐嚇他，如果企圖逃跑，他們就會開槍。然後他們押著他坐上警車，離開了監獄。
此時基希明白，他們可不是開玩笑，許多囚犯都是在所謂「逃跑」時被擊斃的。他不能給這兩個人任何機會。
在施潘道，他沒受過虐待，但在院子裡繞圈時能清清楚楚地聽到拘留室傳來的被拷打者的慘叫。喊聲刺入他的身體，但他什麼也做不了。
在警察總部，看守把他與其他五六十名囚犯關在一個集體牢房。在這裡，他第一次看到了那些經歷過酷刑的人，而他，則是親耳聽到這種瘋狂的證人。他們被打傷、打殘，纏滿繃帶，鮮血淋漓。他們給他看傷口，不停訴苦。選舉的那個週日或次日，他們被人從家中帶走抓起來，拖到衝鋒隊軍營或野外集中營。有些人被迫在院子裡訓練，按照命令撲進土裡，跳起來，再撲進去，再跳起來，直到失去知覺、人事不省。另一些人則被迫喝下蓖麻油，然後光著屁股蜷在桌子上，被棍棒打到皮開肉綻。因為瀉藥，排洩物從腸子裡湧出來，浸泡著碎爛的肉。
一名囚犯被安排和兒子面對面，兩人都拿著棍子，在左輪手槍的威脅下相互毆打。犯人們一次次面臨著被擊斃的危險。夜裡，看守有時會為了取樂向漆黑的宿舍盲目開槍，人們只能睜著眼睛躺上幾個小時。囚犯中猶太人處境最差。他們被打得最慘，還得被迫靠牆站立等待「處決」。有人會瞄準他們，在他們頭頂開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