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對過去的回憶
被用來在邪惡和我們之間豎起一堵不可逾越的牆，
只認同無罪的英雄和無辜的受害者，
卻把邪惡的代理人排除在人類的圈子之外，
那麼回憶就毫無意義。
然而，我們通常就是這樣做的。」
——茨維坦·託多洛夫
只需一段年假的時間，獨裁者就能摧毀民主。1月底離開法治國家的人，4周後將回到一個獨裁國家。
這大概就是利翁·福伊希特萬格的遭遇。他是魏瑪共和國最成功的小說家之一，1932年11月動身前往美國巡迴演講。在紐約，他結識了幾天前剛剛當選總統的羅斯福的妻子埃莉諾。幾年後，這份交情會幫助福伊希特萬格死裡逃生。1940年，他從馬賽逃往西班牙。為了讓福伊希特萬格在這場戲劇性的逃亡中得到美方支援，埃莉諾不僅發動了她的丈夫，而且付出了艱辛的努力。
1933年1月30日，福伊希特萬格從德國大使館的一名參贊那裡得知希特勒宣誓就職的訊息。當天的一場宴席上，大使弗里德里希·馮·普里特維茨·加弗龍強烈警告他不要返德。他是猶太人，還在小說《成功》中大肆嘲諷過希特勒政治上的得勢，因此，福伊希特萬格在納粹想要抓捕或直接送去地獄的作家名單中高居榜首。兩年前，福伊希特萬格在柏林最高檔的住宅區格魯內瓦爾德建造了一棟別墅，離阿爾弗雷德·克爾的別墅只有幾百步遠。但他很重視大使的警告，返回歐洲時，他放棄了預訂的德國汽船，改乘法國船。在奧地利與妻子團聚時，他收到了秘書的訊息，五個衝鋒隊的人襲擊了他的別墅。顯然，他們對他抵達歐洲的時間瞭如指掌。由於沒找到福伊希特萬格和他的妻子，他們失望地洗劫了房子，砸碎傢俱，毆打員工，槍殺了管理員。
福伊希特萬格用一句簡單的話告別了德國：「希特勒意味著戰爭。」他不得不放棄柏林的房子和大部分財產，在離馬賽不遠的漁村濱海薩納裡附近定居下來。隨後幾年，薩納裡成為德國文學的首都，許多流亡者都曾生活或在逃離途中駐留於此：威廉·赫爾佐格、約瑟夫·羅特、貝托爾特·布萊希特、費迪南德·布魯克納、斯蒂芬·茨威格、亨利希·曼、安妮特·科爾布、特奧多爾·沃爾夫、赫爾曼·凱斯滕、埃貢·埃爾溫·基希、托馬斯·曼及其子女埃麗卡和克勞斯。很少有人能在流亡時保住財產，身外之物充其量只是一兩個手提箱—極權對民主的壓制太快了。
從藝術學院的命運可以看出，當時德國機構的抵抗多麼微不足道。僅僅六星期後，文明的力量就已衰弱不堪，手無寸鐵者竟會在勞本海默廣場被偶然路過的行人齊力毆打，警察卻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當民主和法律開始消失時，它們有多麼珍貴就會一目瞭然。
在關於本書所講的這段時間的記載中，定然存在著矛盾和含糊之處。作家和藝術家不是自己過往的會計，有些人多年或幾十年後才寫下回憶，不免遺漏一兩個有據可查的日期。本書已經默默糾正了這類錯誤。另一些作者在事後記述時，顯然有意在政治上粉飾著他們那幾周的行為，所以我沒有考慮他們的報告。我認為，最生動、最有說服力的莫過於與事件同步的日記、筆記或信件。在有疑問的情況下，我更信任它們。
但許多當時發生過、有記錄的事情，無法在法庭上作為證據。舉一個例子：1933年1月30日，在約瑟夫·戈培爾的命令下，黨衛隊領導漢斯·邁科夫斯基和警察約瑟夫·佐裡茨被槍殺，這是可信的，也有證人的證詞。但戰爭結束後，相關人士均已死亡，無需再進行法律調查。因此，戈培爾是否涉案，無法一錘定音。然而，我認為，現存的有說服力的間接證據和供述，足以證明他的涉案是歷史事實。在其他情況中我也採取了類似的做法。
我主要從《福斯日報》《法蘭克福日報》和《柏林晨郵報》中摘取了希特勒統治最初幾天及幾周裡發生的政治暴力事件。只有系統性的屠殺才能被關注到。發生傷亡的衝突數量太大，無法在本書中一一提及。僅在3月5日選舉前的幾個星期，可能就有69人因政治原因被殺，幾百人受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