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衛，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特聘教授和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傳播與社會發展研究，主要包括：女性主義媒介研究、流動人口傳播與文化研究、反對針對婦女和兒童的暴力/人口販賣的預防與干預研究、數字環境與兒童權利研究、殘障權利倡導研究、數字素養與可持續發展研究等。她也是上述領域的社會活動家，併為媒體、社會組織等進行了大量有關性別平等、人權、傳播倡導等方面的培訓。）
首先必須提到，在傳播學研究領域，特別是新技術研究領域，很少見到以「具體的人為中心」的研究，特別是被視為「他者」的人。多數研究者對社會中優勢群體或年輕群體如何使用最新的媒介更感興趣，認為這是更能帶來「先進觀念」「先進技術」「強國」和巨大市場以及對主流人群最具影響力的媒介，進而建構了所謂新媒體研究的價值取向以及網際網路研究的主流話語。所以，在「媒介融合」「話語權爭奪」或「生成式人工智慧」「智慧時代」等「喧囂」中，拿到《過渡勞動：平臺經濟下的外賣騎手》這本書稿，自然愛不釋手。孫萍的貢獻在於在新技術研究領域中破除「技術中心主義」，紮根於外賣騎手的日常生活，自下而上地成就「以人為中心」的研究，包括人—機互構形成的過程及其社會政治意義。
這裡不得不討論「研究的政治」（thepoliticsofresearch）。「研究的政治」指的是學者的研究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資助方（經濟）、專業領域發展、政府機構及其意識形態和行業內競爭等方面的影響。這裡面滲透著各種權力關係，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學者的研究設計、研究程式和研究結果。其中，資助來源因其利益關聯，都有一定的針對社會問題的立場及其相應的意識形態，也代表著一種等級。孫萍從一開始就沒有接受資金委託地去從事外賣騎手的研究，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為權力和資源的關係，並不是每個社會群體都會得到研究者的關注，藉此改善自身境況——有些社會問題是不可見的。與此同時，有能力提供資助的機構或個體通常處於社會主流地位，委託研究者去研究他們生活世界中的問題；而那些被看作「他者」的人群一般沒有能力為研究者提供資助和其他資源去研究他們遇到的問題。研究者要意識到，資助本身也是在設定一種社會議程。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研究者會自覺地在選擇研究問題時，審慎地對待這種議程設定，並在可能的條件下尋找出社會發展的真問題進行研究。孫萍做到了這一點。
研究者要對研究問題及其來源進行反思。這就意味著研究者要對研究問題的提出視角和立場採取一種質疑的態度：這個研究問題反映的是誰的視角？什麼是研究問題背後的假定？這種假定是依據誰的經驗得出的？誰被展示在這個研究領域中？目的是什麼？他們是行動者，是物件，還是根本就沒有出現？如果出現了，是否以他們的視角和經驗來定義和敘述事實？從誰的視角出發定義了研究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問題？研究過程和結果有利於誰？等等。說到底，社會科學是一種植根於政治與倫理語境中的社會現象。其探索者以及如何探索，很難避免或者再現或者挑戰存在的社會條件。因此，研究者的解釋與理論設計不是中立的，而是政治與意識形態條件的一部分，並參與其建構。研究者的任務不是在西方框架中填充資料，修正西方情境下的理論，儘管這更容易發表，更有利於增強個人在其他情境而非中國情境下研究問題的建構。當研究者去主動適應學界主流「最大共性」的時候，可能會擴大研究與實際之間的鴻溝。研究者的正當任務是要根據中國的發展實際探討理論並致力於讓這些理論能夠在改變社會中發揮作用。這正是孫萍努力去做的。
在這種情況下，視角就至關重要。孫萍是從外賣騎手的視角來建構人—機互構所涉及的勞動及其生活的。作者在導論中說：「關於本書的視角，首先，我希望專注於勞動者個體生命的整體性。本書採用一種韋伯式的研究方法，先了解研究物件的生命世界，再利用學術概念進行闡釋。在關於外賣騎手的描述中，本書希望看見關於騎手立體的生活‘構型’，這裡的‘構型’不僅涉及他們的勞動狀態和工作軌跡，也涉及他們的生活、家庭、交友、思考等。它們交雜在一起，而我無意將其分開，也無法將其分開。外賣騎手的‘過渡勞動’體現在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許多地方可能顯得細碎、重複，甚至無聊，但對於本書的分析來說，它們構成了勞動意義和生活本身。」雖然作者是從外賣騎手的生產勞動入手，但希望自己能跳脫「生產」框架，用「整體化的方法」去關注人、勞動和流動的問題，並以此去理解社會的、空間的、性別的現代化社會場域和社會關係。
於是，作者的唯一選擇是「去田野」（注意不是「下田野」）。這種從田野中探索問題的學術理想以及要從外賣騎手的視角來展示其生活世界及其社會政治意義，確實只有「去田野」這種人類學方法可以選擇。這要求作者將所有學到的、讀到的理論「懸置」起來，在向外賣騎手學習中、在與外賣騎手互動中不斷建構和反思自己的研究問題及其相關理論。
比如，平臺勞動研究常常陷入「控制和反抗」的二元框架，作者說，「二元的框架讓我有些害怕」。這種「害怕」或「恐懼」的反應是認真做田野工作非常正常的反應。我們不難發現，那些利用現成框架理直氣壯並一馬平川地得出「既定」結論的研究，很多是不符合事實的，容易以偏概全。如作者所說，「數字勞動的豐富性、趣味性、立體性會被抹殺」。作者解釋說，「本書在論述中無意去迎合、強化主流的常識性問題，也不想簡單地批判‘資本萬惡’。同時本書並不希望‘理論先行’，或者將豐富有趣的在地材料硬塞進‘社會理論的緊箍咒’」。相反，作者想大膽一點，用書寫的開放性去看到一個生動的、自主湧現的社會動態，一個複雜流動的脈絡圖譜。因此，在這個研究中，作者努力地讓自己捨去一些宏觀、漂亮的「外衣」，去關注個體勞動者鮮活、熱烈的勞動和生命體驗。她努力不去把他們框在一個成形的理論框架中，不去「削足適履」，她希望鮮活的經驗材料能夠引導自己，慢慢看到一幅模糊卻令人欣喜的勞動生態圖譜。孫萍真的看到了。這種「看到」是將現有理論框架「懸置」的結果，其表現就是從田野資料中產生概念。
我們知道，田野或質化研究產生概念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固有的概念」，另外一種是研究者根據田野資料建構的概念。孫萍正是從紮實的田野資料中，捕捉到了外賣騎手中「固有的概念」——「過渡一下」的「過渡勞動」。並以此建構了研究問題，即在國內城鎮化和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勞動的過渡性如何被生產和被塑造出來，並指出這種過渡性既是過程也是結果。
在數字勞動領域，不僅有「控制和反抗」這種二元解釋，還有我們都很熟悉的「朝不保夕者」（theprecariat）的理論解釋。懸置並不是不理會這些理論，而是依據田野資料對相關理論的適用性進行「勾連」和仔細的分析。
第一，是對勞動控制的分析。控制是勞動過程中的基本問題。傳統的勞動控制理論認為，資本家需要擁有對於勞動者的控制權。在平臺經濟的語境下，資本的執行邏輯在發生顯著的變化——它的控制物件由「勞動者」本身變成了「勞動」。作者發現，數字平臺語境下的勞動問題不單單是一個資本與勞動的問題，它是一個超越簡單的「控制-反抗」邏輯的複雜系統。當不穩定性「遭遇」平臺經濟和零工勞動時，參與其中的勞動者展現出了與傳統勞動者不同的特點，他們與演算法技術、平臺組織、社會汙名、性別藩籬的交織互動既轉瞬即逝，卻又時刻存在。這裡的不穩定性是聚焦時空的、具身的經驗與感知，是個體作為勞動者鮮活且帶有情感的記憶。因此，「在觀照概念的總體勾連之前，需要觀照生產它的情境與具體狀態」。「過渡勞動」的提出，正是基於這樣一種考量。
第二，蓋伊·斯坦丁曾提出「朝不保夕者」這一概念，來闡釋千禧年之後藉由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生成的一個龐大群體。伴隨著全球零工經濟的迅速崛起，「不穩定性」也成為所有勞動批判研究的通用詞彙。但孫萍並不想簡單地借用「不穩定性」這樣概括性的概念來闡釋外賣勞動。她分析說，過往關於不穩定性的討論侷限於「正規就業」與「非正規就業」、「有勞動關係」與「無勞動關係」的二元分析框架之下，卻未能有效地關注勞動者總體的生活世界。這裡的生活世界不僅指生產，也指再生產，流動、性別、家庭、認知等都含括在內。勞動的不穩定性從來不指向單一的劃定標準，恰恰相反，它有著諸多情境的不同和解釋視角的差異。孫萍指出，「對於外賣騎手來說，簡單的‘不穩定性’無法闡釋他們與平臺資本、組織、技術、社會、文化傳統之間豐富而充滿張力的互動。對不穩定勞動的討論不能僅僅侷限於勞動關係的維度，而是需要拓展到生產與社會再生產的意識形態領域」。
至此，孫萍將外賣騎手的勞動描述為一種「過渡勞動」的狀態。希望從田野調查中一個基本卻又十分現實的疑問出發，看到並闡釋勞動者的「過渡性」這一問題，並以此勾連「過渡性」背後更加宏大的社會性原因、過程和機制。
孫萍在導論中說，「在寫作的過程中，我不得不時常抵抗一種壓力，那就是把外賣騎手苦情化、扁平化的壓力」。「並不是說騎手不值得讚美，而是這麼做讓我無法看到對勞動或者勞動者真正的尊重與敬畏」。孫萍去追問，他們從事外賣騎手的工作，到底在「逃離」什麼，在追求什麼？「什麼是外賣騎手所創造的意義？」雖然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但是如果非要有一個答案，孫萍想「那應該是他們在不確定中、在過渡中如何抓住機會、塑造生活的經驗與勇氣」。這樣的討論涉及研究倫理的問題。
不僅要克服「苦情化」的問題，還有所謂「情懷」的誤區。研究者與研究物件由於階層地位不同、所掌握的資源不同等，同樣處於一種權力關係中。在大多數情況下，研究者面對的是階層地位較自己低下的群體。研究者不僅掌握著一定的知識資源，也掌握著在研究中可以分配給研究物件的若干資源（包括再現誰、如何再現的資源，也包括資金等資源），再加上在社會等級制度中，研究者大都「從上面來」等因素，研究者就不可避免地與研究物件處於一種權力關係中。研究者必須對這種權力關係保持敏感，不僅是因為這種權力關係會影響研究，更重要的是，這種權力關係可能會對研究物件造成直接的或潛在的傷害。
我特別注意到孫萍在研究中的「尷尬」「惶恐」「困惑」的心態，這是在處於權力關係中必要的心態，需要研究者真誠、平等地去與研究物件相處。我們發現，孫萍在不斷訪問中與一些外賣騎手成了朋友，同時，並沒有站在道德制高點上獲得一種優越感。從事這類研究的人通常那種「感動」「震撼」的說辭其實都是自上而下的「慈善」模式的反應，是一種不平等的表現。面對這種權力關係，我們必須保持那種像孫萍一樣謹慎且「惶恐」的心態，必須不斷反思權力關係對研究的影響。
我們需謹記，研究物件正在向我們讓渡他們的個人資訊也就是個人的私有財產，「我們並不‘擁有’關於我們研究物件的那些實地記錄，我們並不具有毫無爭議的正當理由去研究某個人、某件事。研究的主體現在開始挑戰他們是如何被描述的……」。
總之，研究者必須具有研究政治和倫理敏感性。這就意味著，研究者要意識到，他們對研究物件擁有某種權力。這種權力由證照、專業才能、在當代社會中所承擔的角色合法授予，某些倫理議題正是對這些權力的濫用。通過研究，這個社會可能變得平等一些，但研究本身也可能鞏固已有的不平等關係或製造新的不平等關係，這就是研究政治的基本議題之一。因此，保護並尊重研究參與者、誠實謹慎地進行研究等都是研究者必須要付出的努力。